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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与气质:管理理论在中国  

2016-05-25 10:51:25|  分类: 管理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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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管理学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得到蓬勃发展。从照着讲接着讲,现在已经进入跃跃欲试自主讲的阶段。因之,对各种管理理论在中国的情况加以盘点,有助于看清今后的走向和趋势。


一、理论演变的宏观鸟瞰

中国的管理学来自西方,有必要先看看西方管理理论百年来走过的大致历程。

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分工理论,开启了管理理论探究的先声。巴贝奇对机器工业的数学化求解,开启了科学管理的先声。欧文在克拉克的纺织新村实验,开启了人本管理的先声。美国的铁路和钢铁业高歌猛进,又把大规模制造业的管理研究推进到世界前列。到1900年前后,管理学正式诞生。影响深远的管理学经典理论随之问世。

1886年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芝加哥年会(这届年会以亨利·汤的文章《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为标志,号召开展管理研究),到1929年的纽约交易所股票崩盘,管理学对社会的发展居功至伟,柯立芝繁荣就是这一时期的时代象征。此期的管理学理论,具有代表意义的,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经营管理理论,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早期管理理论的这三驾马车,至今还是管理教育的三角支架。它们的共同点是:以效率为导向,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原理,理性至上,重视组织结构和权责体系。如果要找出一个关键词,就是效率

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严峻的挑战。在这一挑战面前,管理学开始了新的探索,由此诞生出了新的理论,具有代表意义的有梅奥的人际行为理论,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西蒙的决策理论。这些理论构成现代管理学的基石。日本学者甚至称,所谓现代管理理论,就是巴纳德-西蒙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不再局限于效率追求,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专注于研究人的行为与组织行为,致力于决策理论和战略管理。如果要找出一个关键词,就是人本

经过战后重建与平稳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节点。从民权运动、女权运动震撼社会,到嬉皮士玩世不恭,再到环保呼吁和提出动物权利,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新的冲击。在社会变化之中,管理学开始了新的探索,当代管理理论由此萌发。从明茨伯格对经典管理学的全面挑战,到阿吉里斯从学理上否定科层组织并提出组织学习理论,再到德鲁克对管理学体系的整体重构,通过对传统管理理论的全面反思,当代管理理论形成了多角度探索。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实践提炼和检验管理理论,克服个人与组织之间存在的对抗,愿景团队开始替代目标组织,追求组织平面化,管理自主化。如果要找出一个关键词,就是自治

90年代以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组织变革提供了技术条件,知识经济超越传统产业,虚拟经济超越企业实体,管理理论开始酝酿新的变革。不少眼亮的学者,开始试探性地对管理理论展开颠覆性创新,出现了新理论架构的苗头和闪光,例如菲佛(Jeffrey Pfeffer)提出的循证管理,高沙尔(Sumantra Ghoshal)提出的个性化公司等等。这些理论上的克里斯滕森拐点(disruptive),绽露出管理理论革命性突破的迹象。但从总体看,这次变革的方向依然闪烁不定,内容依然若隐若现,大体上倾向于由自治到创新、由组织变革到自组织、由以人为本到人的高阶发展等方面。如果要给出一个关键词,比较恰当的选择是个性

尽管理论的演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是,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构成管理学坚硬的内核。在一定意义上,这个不变的内核更为重要,更为基本。


二、跟上的与错过的

中国人喜欢讲历史,但更多的时候却忘了历史。如果翻翻发黄的档案,可以发现,中国人曾经在管理理论上并没有错过什么,而是紧追世界潮流。

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在美国初版于1911年,不久就引起当时在德克萨斯农工学院留学的穆湘玥(字藕初)关注,他同泰罗、吉尔布雷斯信件往来,反复讨论,翻译为汉语本《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于1915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主办的期刊《中华实业界》上分5期发表,次年出版单行本,至1934年共出7版。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机械工程,后在哈佛商学院读MBA的杨铨(字杏佛),直接受教于科学管理的传播者金布尔(D. Kimball),他从1915年起多次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上介绍美国的科学管理。1920年,与中华书局竞争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南洋公学教授张廷金编著的《科学的工厂管理法》。从这本书有管理的五大要素章节来看,说明法约尔也已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平心而论,在管理理论的起步阶段,中国人并没有错过。

穆藕初回国后,走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道路,先后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厚生纱厂、河南豫丰纱厂、植棉试验场等企业,参与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董,兼任过北洋政府农工商部顾问,创办过中华劝工银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出任工商部次长。杨杏佛回国后,先在汉阳铁厂任职,后来专职主持中华科学社和《科学》杂志。而受过哈佛MBA教育的曹云祥,则把学到的管理理论用于清华大学的办学上。另一位由哈佛商学院回来的潘序伦,则创办了立信会计事务所和会计学校,还带出了一个著名的学徒顾准。

1928年,在国联的倡议下成立了国际管理学会(IMI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Institute),英国的管理学家厄威克(Lyndall Urwick)担任总干事(Director)。1929年,厄威克通过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原主任戴乐仁(J. B. Tayler,毕业于利物浦大学的英国学者,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创办人),推动中国成立研究管理的组织。南京政府由工商部长孔祥熙、次长穆藕初牵头筹办,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工商管理协会(英文名The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协会章程第一条是:本会以研究科学管理方法,增进工商业生产效率,实现民生主义为宗旨。协会首任15名理事,除孔祥熙、穆藕初、寿景伟(工商部商业司长)外,还有会计师潘序伦、科学社杨杏佛、工程师学会会长胡庶华、经济学家李权时、中华书局陆费逵、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中国银行徐寄庼、火柴大王刘鸿生、棉纺大王荣宗敬等人。后来实际主持协会工作较长时间的是曹云祥,在他的主持下,协会编印了科学管理丛刊(丛书),出版了王云五的《科学管理法的原则》,曹云祥译的《科学管理的实施》,刘鸿生等人的论文集《工商问题的研究》,还编辑出版了各位专家在每月一次协会叙餐会上的报告《演讲录选编》,创办了《工商管理月刊》。厄威克在日内瓦主持的国际管理学会,因为纳粹上台而中止了活动。中国的工商管理协会,由于日寇入侵而中止了活动。

大体上,从民国初年到抗战之前,中国在管理理论上基本与世界同步,但中国的工商业不够发达,理论所产生的实践效应不强,只有部分企业推行,而且偏于向文化机构倾斜。除了穆氏的纺织厂外,天津东亚毛纺公司的科学管理推行较有成效,上海荣氏企业也曾部分实施。真正以科学管理奠定发展基础的,首推王云五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王云五自称:十年以来,该馆三遭巨劫,屡蹶屡起,得力于管理者不少,而我所行之管理方法得收相当效果,则由于不重形式而能实施其原则于特殊之环境。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在管理理论上没有错过,却未能在管理实践中普遍开花结果。

中国与世界拉开距离,是在二战以及战后恢复时期。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管理体系,战争年代的经验和苏联的示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探索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从50年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60年代推行鞍钢宪法,再到70年代学习大庆和大寨两个标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这一时期,中国的理论不但与西方的理论是两股道,而且与苏联模式也不一样。那种试图改变人性的斗私批修,试图建立美丽新世界的狂热与迷茫,深深融入了中国特色。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来自西方的管理理论在中国迅速普及。80年代初期由马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在引进管理理论上起了极大作用。当时选定的36种书目(截至1991年出版了19种),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水准极高,囊括了不少经典之作。另外,80年代广泛引进的各种国外社科学说,也对西方管理理论的扩散推波助澜。系统论热潮,社会学重建,行为科学介绍,都对当时的管理学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坦率说,80年代西学传入主要影响在思想层面,多数仅在书斋中发挥作用,与处于野蛮生长状态的现实管理关系不大。

为了使理论向实践靠拢,1984年,当时的国家经委等五部委,精心选择了一些操作型理论,向全国企业推广十八种现代管理方法,包括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价值工程、ABC分类控制法、网络计划技术、线性规划、投入产出法、看板管理、量本利分析等等。但是,任何一种管理技术,都有它隐含的思想支撑和文化垫底。这些方法看起来很美,但在中国企业里水土不服也比较严重。

90年代,中国在管理理论方面比较沉闷,进展不大。人们面对西方的理论,就像早期农民企业家穿西服,仅仅是一种身份象征,自我感觉相当不舒服。西方理论就像时装走台,能看不能用,用了不见效,真正解决问题的,反而是土办法。于是,有批评数典忘祖的,有强调中国特色的,有些学者跃跃欲试用本土资源构建理论,回溯古代传统,重拾红色经典,至今余波尚存。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加入WTO,中国必须面对世界。那些实业界的排头兵,开始认真读西方经典,但这种阅读是有选择的。影响企业家和经理人的,主要是德鲁克、圣吉、彼得斯、柯林斯、戴明、卡普兰、稻盛和夫等人,相关词汇也主要是团队、愿景、基业长青、阿米巴、平衡计分卡等等。纯理论依然停留在书斋中。一方面是理论的琳琅满目,另一方面是实践的应用选择。一些真正的经典理论,并不能得到相关人士的深究熟读;见之于实践应用的理论,则多数具有立竿见影的短平快性质。不过,应当看到,即便在西方,同样的问题照样存在。世界五百强的高管层,恐怕没有几个把马克斯·韦伯或者詹姆士·马奇放在心里而且挂在嘴上,甚至对德鲁克而言,企业界也是只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居多,读《管理:使命、责任、实践》的少见。这种错过,严格来说不是错过,而是不来电,中外皆然。


三、颜值与气质:跟上与错过的背后

有些理论被错过是时代造成的,这种原因姑且不论。而由于管理者自身原因错过的理论,多半同理论的颜值有关。

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但是,只要这种比喻有助于理解文本,就是可取的。时下流行颜值气质对峙的戏语,对于理解管理理论的抑扬起伏,不无帮助,暂且借用。

各种管理理论,粗略归纳,无非就是颜重于质、质高于颜、颜值与气质相当、颜值与气质背反几种情况。在颜值和气质之间,常人没有佛祖的定力,也缺乏孔孟的修养,更没有老庄的恬淡,往往首先看颜值。颜值如果上不了台盘,才不得已看看气质。当人们说首先看气质的时候,潜台词是对颜值的否决。所以,各种好看的管理理论往往沾光。能够形成时尚吸引大众的,多半和颜值有关。例如,柯林斯的基业长青,彼得斯的追求卓越,懂不懂管理,看到这种姿色都会眼睛一亮。普拉哈拉德的核心竞争力,卡普兰的平衡计分卡,本意不在颜值,却占据了实业界的有利地形而显得天生丽质难自弃,引来了企业界的注目礼。蓝海战略长尾理论,则更是用新型化妆品加工出来的东西。有些学者,为了使自己提出的理论受到关注,也采取了走T台的方式推出自己的成果,哈默和钱皮的流程再造,就是类似时装发布的管理理论造势。正常情况下,颜值高的理论率先被人们接受,当荏苒时光洗去铅华后,人们才能感受到蕴藏的气质之美。

有些管理理论尽管气质极具天分,但颜值并不高,不论中外,都会错过一段时间,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就是这种情况。他纠结于自己没有拿到哈佛毕业证的隐痛,所以要极力显示出理论的精到和高深。他在哈佛卖力地讲演了八次,却未能得到渴望的巴比胺效应,反而因其语言的晦涩、词句的冗长被冷落。朋友们安慰他,强调主要看气质,要仔细品味,于是演讲稿修改为《经理人员的职能》出版,然而颜值并未提升,就连30年后安德鲁斯写的推荐序也说:尽管作者作了细致的论述,但只有反复阅读其原著才能充分掌握。他的书的最明显的缺陷是表述的抽象性、举例的稀少和平淡无味以及文体的晦涩难懂。并且委婉地判定他并不是一位使他的学生带着激情回忆或将其学说加以发展的导师。如此导致巴纳德的理论长期被冷落,在美国也属小众读物。这本书完整翻译到中国来,已经是初版60年之后。

相比之下,法约尔的著作虽然简短,却非常大众化。泰罗喜欢数学,但文字如同拉家常,尤其是库克执笔的《科学管理原理》,本来就是讲演记录稿整理,通俗易懂。这些著作,都不是为象牙塔写的,而是面向社会。它们既包含有划时代的思想洞见,又照顾到普通读者,所以兼具颜值和气质,谁都不会错过。

颜值与气质背反在管理理论中也有表现,有些看起来非常漂亮的所谓理论,不过是绣花枕头。早期的励志读物和成功学著作,有的就属于这种情况。当今心灵鸡汤遭到嘲讽,与高颜值下的气质不足有关。霍雷肖·艾尔杰(Horatio Alger)的穷小子变大富豪故事,卖出达2000万册,就是这种图书的代表。稍后戴尔·卡内基的人际关系说教,拿破仑·希尔的煌煌巨著《成功法则》,则属于由味精到鸡精的升级版。平心而论,这些鸡汤虽然没有多少新的思想,但还能给人补充热量,并无多大害处。问题在于它们的诞生就是为了谋利而不是为了创见,所以在流传过程中,为了表面上更好看以便赚更多的钱,从二道贩子到N道贩子,不断给其中添加各种色素和调料,从苏丹红到孔雀绿无所不有。机场管理学多有这种货色,不可不防。

进一步,颜值和气质还可以有多种搭配。单就颜值而言,欧美型与东亚型不一样,高冷型与热情型不一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同样是大观园的美女,有人喜欢林黛玉的剔透玲珑,有人却讨厌她的使小性子,还有人在赞美林黛玉的同时,却对王熙凤的手腕计谋暗中佩服。你认为鲍二家的是下三滥,贾琏却就好这一口。管理理论在不同的对象那里境遇各异,往往与人们的不同眼界有关。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应用型理论独占鳌头。而那种学理上的细致分析和严密论证,则往往救不了急赶不上快。说白了,从欣赏角度看,人们赞美冷艳女神,但从适用角度看,人们首选粗使丫头。所以,凡是那种刀下见菜立竿见影的理论,很少被人错过;而凡是那种学术梳理初看无用的理论,则往往遭到冷遇。大体上,那些当下不打粮食的理论,基本上在中国没有多大市场。

由于人们对理论的喜爱角度不一,所以相关理论往往要被多次整容。西方引进的,要进行本土化改造;本土涌现的,要与世界接轨。于是,核心竞争力本来是能力而非产品,在我们这里变成了自主知识产权和拳头主打产品。平衡计分卡本来是战略工具而非考核手段,在我们这里变成最新的绩效衡量方法。组织学习本来是要解除科层组织对个性的压抑,在我们这里变成想方设法使员工对组织做出更多奉献。而中国传统的儒学道学佛学和国家治理技艺,本来是前工业社会的经验积聚,却被学者解释为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方向。革命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方式,本来属于红色管理,却要用德鲁克的话语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路来加以引申。如此等等。诚然,传统习得和本土情境势必会化解相关理论以求互适,然而这种互适的方向有可能偏离原理论的指向。尤其在理论的应用和转化过程中,这种整容式修正需要引起警惕。把大家闺秀改造为职场女神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把窈窕淑女改造为家庭主妇,然后再抱怨黄脸婆只能下厨房不能上厅堂,则会造成真正的理论错失。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变化和开放度的增加,管理理论在时间上的滞后性错失会越来越少,而空间上的变脸乃至变性错失会越来越多。

还有一种错过也值得一提,即错位。用刀叉去吃牛排,拿勺子去舀稀饭,这都没问题。但要用刀叉去吃火锅,拿筷子去喝咖啡,就十分别扭。任何管理理论都有自己的适用边界,纯学术的理论有限制条件,操作性的理论有专用技术,理论一旦错位,或者得不偿失,或者有弊无利。例如,在主打业务中推行颠覆性创新,在知识管理中强化规章制度,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错位,类似情况需要当事人细细琢磨。


四、谁来判定颜值和气质?

颜值和气质的关系好讲,标准难定。情人眼里出西施,看对了眼,凤姐也是美女;来不了电,女神也会寂寞。理论是否得到重视,会不会错过,关键看由谁打分。

在管理理论的颜值和气质判定上,有三个群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三个群体分别是学者、咨询师、经营者,即学术界、咨询界、实业界。他们的追求不同,服务对象不同,因而对理论的敏感程度和判别标准不同。

学者所看重的是理论的解释力和穿透性。在学者眼里,思想深度和义理逻辑可能是最美的。见了模特,他们不过会多看几眼,但并不上心。而面对作报告的大腕,则可能全神贯注,两眼放光。常人觉得无比艰深的著作,他们可以读得津津有味,而常人放不下手的流行小说,他们翻两页就觉得寡淡如水。咨询师是为企业服务的,他们看重的是理论的现实收益和可操作性,逻辑严密的论证并不重要,因为现实不一定按照逻辑展开。西蒙和古立克的争论,就明显地反映出学术与咨询的差别。西蒙是纯学者,而古立克是罗斯福新政的高参。西蒙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认为管理理论中的谚语不足以构成理论,现有的管理理论中这种谚语太多。例如,命令统一原则要求一个下级只接受一个上级的指令,但从严密的逻辑分析,任何人不可能在同时服从两种矛盾的指挥。古立克则认为,事实上在组织中命令冲突十分普遍,同解决现实问题相比,逻辑上的荒谬并不重要。可以看出,咨询师要面对的是现实中不按逻辑出现的谬误,学者要做的是对现实中的谬误给出符合逻辑的解释。两者之间的着眼点不同,目标不同,所以对理论颜值和气质的判断大不一样。务实的经营者,与学者和咨询师又有不同,他们看重的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如何在经营中坚定信念,寻找出正确方向心无旁骛地走下去。通用汽车总裁斯隆与管理顾问德鲁克的争论,则反映出咨询与实务的差别。在通用汽车最辉煌的时候,德鲁克受邀对通用进行研究,为公司的政策提出建议。德鲁克在公司政策、雇员关系、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了未雨绸缪的变革设想,然而,通用公司的内部上下都认为德鲁克的提议是对公司肆无忌惮的攻击。德鲁克强调,通用多年的良好运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到了需要变革的关头,应当建设性地形成企业、员工、政府之间的新型均衡关系。而公司的高管则认为,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说明通用的经营卓有成效,应当继续发挥自由企业的优势。学术界、咨询界、实业界的这种差别,形成一种互相挤兑的张力,正是这种挤兑,推动着理论不断发展。我批评你颜值不高,你批评我缺乏气质,而实践者则奚落颜值和气质都不能当饭吃,互相逼迫着对方不断改进。可见,对颜值和气质的不同评价,能够激发出理论创新的活力。

西方的管理理论以二战为分界线,战前的管理理论尽管有学派区分,但没有形成细分市场。战后则开始有了顾客群体的细分。任何一种理论,那怕颜值再高,也不可能吸引所有人群。因此,二战以后的管理学著作分化越来越明显,面向实业界的理论,尤其是具有咨询师背景的作者,往往首先追求的是颜值;而面向学术界的理论,尤其是严密的推理解释,往往首先追求的是气质。所谓学术圈排斥德鲁克,所谓学院派严重脱离实际,不过是相关理论的读者细分造成的另一种表述。严格来说,这种区别在战前欧洲就有,韦伯在很有名的两篇讲演中,就对政治和学术进行了相应的界定,但战前的这种区分还没有达到不相往来的地步,两个阅读领域是互相通气的。吃大排档的人,偶尔到了高级酒店也能应付自如;贵如公主,也能在罗马假日里享受平民的乐趣。真正的问题在于细分后的日渐生分和隔膜。所以,西方有的学者批评学院派不重视德鲁克,有的企业家批评学术界闭门造车,有的学者批评咨询师是野狐禅,实际上是一种好事,是互相对话的铺垫。在这种互相批评中,咨询师的问题导向给学院派引领方向,学院派的严密论证给咨询师提供装备,实业界则得益于转化了的理论提升创造力。

中国管理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学术、咨询、实业都有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互相之间交集不够,没有形成对话机制,更没有互相倾听的批评声音。看颜值也好,看气质也好,只是远远瞟上几眼,而缺乏经常性的互相唠叨,致使三者之间交融的程度相当低下,而隔膜远超西方。这才是中国管理理论的真正问题所在。而中国的传统又具有不大重视分工的习惯,倡导管理理论的高质量和接地气,走三结合的道路,又会有意无意地助长三合一倾向。如果让一流的学者去做咨询,只会曲高和寡;让一流的咨询师去做学问,只会低水平重复;让一流的经理去搞理论,只会固守经验。眼下的实际是学术界未能打造出有气质的理论,咨询界在缺少理论的地方狠劲制造颜值,实业界难以得到赏心悦目的理论服务。在群体分工的基础上互相推进,是理论创新的正道。否则,我们还会错过理论机遇。


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6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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