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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癖与人情   

2015-04-30 11:44:45|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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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王安石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历史人物,在宋仁宗朝已经相当有名。人们一般认为,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已经基本形成了他的改革思想。按理来说,王安石当时已经名声远播,早已上达天听。但是,有一个问题史界却语焉不详,即仁宗为何不重用王安石?在关于王安石研究的诸多论著中,未能对此加以深究。

   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记载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仁宗皇帝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楪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帝不乐之。有人推测,王安石得不到仁宗重用,大概与此有关。在仁宗看来,误食鱼饵不足为奇,但吃一颗味道不对就会知道吃错了。能把一盘鱼饵吃光,说明此人不诚实。这也正是针对王安石发难的《辨奸论》一文的立论支撑点: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人之常情,衣服脏了要洗,饭菜追求可口,而王安石则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辨奸论》挂名苏洵,是不是苏洵所作,已成历史疑案。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可这篇文章的观点。管理中,选人用人,往往受这种观点的支配。由此观之,仁宗不重用王安石,可能与误食鱼饵事件有关。但是,从管理角度讲,我们还需要反问一句:王安石误食鱼饵是不是使诈作伪?

  关于王安石的各种怪癖,笔记史料的记载相当多。他不修边幅,蓬头垢面,上朝时虱子曾经爬到胡髭上。与同仁去洗澡,同仁故意拿来新衣服,把王安石脱下的旧衣服悄悄换掉。洗澡出来穿衣时,他根本不会发现衣服有何不同。人们对这种怪癖见得多了就会习以为常,而见得少了难免会产生误解。王安石当了执政后,负责宰执饮食的执事曾经告诉别人,王相公喜欢吃獐脯。王夫人听到后十分疑惑:她的老公从来不挑食,饮食粗恶,一无所择,难道地位高了口味也开始挑剔了?于是夫人就问执事:何以知公之嗜獐脯也?执事回答说: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夫人还是不相信,又问了各种菜肴摆放的位置,得知獐脯摆在靠近筷子的地方。夫人就让执事在以后侍奉时调换菜肴的位置,结果发现,放在远处的獐脯相公就不吃了,他只吃靠近筷子的菜肴。执事这才明白,王相公不是喜欢獐脯,而是喜欢顺手。类似的情况,在王安石那里多了去。以此推论,仁宗看到的王安石吃鱼饵,很有可能不是作伪,而是根本没发现鱼饵不是食品。仁宗少见多怪,发生了误判。

  在用人上,最常见的问题是误解。用人不当,多与误解有关。如何消除对人的误解,值得管理者琢磨,尤其需要在人事考察评价上十分在意。解蔽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指向所在,而且是管理所需的基本能力。有时候,亲眼所见也会蒙蔽你。王安石喜欢吃獐脯,就是执事亲眼所见。然而,他的夫人因为常陪丈夫吃饭,就帮助执事用调换菜肴位置的方式校正了执事的失误。如果仁宗对王安石十分熟悉,多次接触,就有可能不会对他吃掉整盘鱼饵大惊小怪,后来的宋神宗似乎就没有产生过类似的误解。

  没有见过骆驼,会产生马肿背的误解,见得多了当然可以消除。但有些误解不是凭借经验的丰富可以消除的,这就需要辨析。《辨奸论》强调以人情来判断是非,确实有其道理。但是,把怪癖等同于人情,有可能产生逻辑上的错配。人之常情,固然喜欢鲜衣美食,但是,这种常情与著名佞臣竖刁、易牙、开方他们缺少人之常情不是一回事。竖刁自宫,易牙烹子,开方弃亲,这种背弃人之常情的行为,其共同点是人性的缺失。而相当多的怪癖,恰恰是人性光辉的闪烁。当我们听到某个人物为了所谓的工作连父母妻子都不顾时,难免会产生本能上的厌恶(正因为如此,雷锋只能是孤儿);而当我们听到某人沉迷于某事常常连吃饭都忘记时,往往会心一笑;如果所沉迷的事情是公认的善事好事时,往往还会赞许。由此可见,《辨奸论》混淆了人情或者常情中的细微差别。学术研究中经常需要精确定义,就是为了防止概念的混淆。如果我们把人情定义为符合人性的常情,《辨奸论》的观点就是成立的。但是,《辨奸论》撇开人性,把对大众习惯的遵从看作人情,就使怪癖背上了恶名。从人性角度看,怪癖在很多情况下,不但符合人性而且饱含深情。明代张岱有一句话被人们广为引用: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陶庵梦忆》卷四《祁止祥癖》)这是张岱在谈到他的朋友祁止祥时所发的感慨。祁止祥其人的怪癖相当多,包括书画癖、蹴鞠癖、鼓钹癖、鬼戏癖、梨园癖等。而正是通过这些癖好,他的真情实性得以充分展现。《辨奸论》把怪癖当作不近人情,逻辑失误显而易见。假如我们把该文所指责的囚首丧面换作洁癖,立即就能看出这种失误。

   对管理者而言,这一话题还可以进行更深的发掘。张岱之言,能够得到社会上的广泛赞许。但对于官场不一定合适。张岱所强调的是有怪癖的人有真性情,而有真性情不一定就能带来善治良俗。一旦性情压倒理性,为了情之所钟而不管不顾,就可能给管理带来副作用。张岱赞扬的祁止祥,为了一个梨园娈童阿宝,可以把一切都抛在脑后。这种人可以是挚友,但不可能成为好官。说起来,李后主、宋徽宗都不乏真性情,却把国家弄了个乱七八糟。斯隆在担任通用汽车总裁时,特别警惕把友情带入工作,就是出于这一考虑。由此可以推论,仁宗不重用王安石,可能反而有道理,只不过道理不在误食鱼饵上。夸赞张岱说得有理,不见得就一定要让艺术家做大官。如果让王安石一直做他的学问,很可能其成就更大。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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