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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善恶   

2015-02-18 08:58:26|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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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近些年来,伴随着对宋朝历史的再发掘,宋朝皇帝的面孔似乎要好看得多了,宋仁宗的开明形象就是一例。但是,这种对帝王开明的赞誉,往往会落入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宋史·仁宗纪》赞语)的老套,而忽略了制度本身的善恶问题。

  人们对宋仁宗的赞扬,实际都同制度有关,这里列举三事。其一:某日早晨,仁宗告诉身边近臣说: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近臣反问:何不降旨取索?仁宗的回答是:比闻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其二:某日仁宗散步宫苑,一回到宫中,立即向嫔御要水喝: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一边供水一边问他: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回答说:吾屡顾不见镣子(盛水的银器)。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其三:蜀地一秀才给太守献诗,其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道,成都别是一乾坤之句,太守赶快把此人抓起来上奏。仁宗断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以上三事在《宋史》中曾提及,细节来自《宋稗类钞》)

  制度的善恶,首先来自人对制度的期许。仁宗半夜肚子饿了想吃点烤羊肉,怎么说也不过分。然而仁宗忍饿未索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知道凡是皇帝有所索取,外面就会把这种索取常规化。一旦形成了成文的或习惯的,那就得常态供应。仁宗担心的是由于偶尔索取演化出常规供例,从此以后不管皇帝吃不吃,天天晚上都有烤羊肉供应,这就为害大了。反过来,如果仁宗只是出于满足自己需求的期许,那就很有可能除了每晚供应烤羊肉外还可能再准备些海鲜随时换换口味。一个制度的出台,如果缺乏了这种善恶判断,或者在常识层次上善恶颠倒,制度的出发点就隐含了恶意。

有不少人强调,制度就是要防范作恶,因此就要假定人都是坏人。如果从这一逻辑出发,仁宗会毫不犹豫地制定出夜间供应烤羊肉的制度,为了防范烤羊肉供应过程中的徇私舞弊,还要配置全方面的监控体系,从采购羊肉到制作供应都要严格掌握,防止扰民,防止坑官。而仁宗并未作这样的假定。恰恰相反,他不是把别人都作为坏人加以提防,而是警惕自己的需求可能造成恶的源头。

   其次,执行制度的自由裁量至关重要。任何制度,都给执行者留有或大或小的自由裁量空间。仁宗在宫苑散步,按照相关制度,皇帝出行,所有应用物品都有随从供应规范,大到衣物伞扇,小到擦手毛巾,规定极为细密。仁宗散步时想喝水,但几次观察,没有看到供应热水的镣子,这就意味着随从伺候人员出了纰漏。而这时仁宗说一句要热水喝,马上就会启动问责机制,立即就会有忘记带镣子的人员被追责问罪。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主动权掌握在仁宗手里,他的办法是忍住口渴,放过有错失的侍从人员一马,从而使制度在执行中表达出善意。

   相比之下,法家就不这样认为。《韩非子·二柄》称:韩昭侯醉酒而寝,管衣服的典衣没有动静,而管帽子的典冠担心韩昭侯着凉给他加盖上衣服。韩昭侯醒来后问明情况,以失职之罪杀了典衣,以越权之罪杀了典冠。单纯就职责条文来看,不能说韩昭侯的处置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其中却充满了恶意。法家赞赏的法治,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恶意的放大和扩散。

   再次,制度要有合法规避通道。任何朝代,谋反都是重罪。蜀地秀才的诗句把断剑门烧栈道,成都别是一乾坤,以谋反罪判决满门抄斩都绰绰有余,最少也能判定他心怀怨望。当然,这不由蜀郡太守判决,而需要皇帝决断。对此,仁宗在谋反大逆心怀怨望之间,选取了最轻微的一端。这种对死罪的合法规避,给制度之善留下了最终出路。即便是心怀怨望,也可轻可重,在罪与非罪之间。仁宗又从动机考量,强调其是老秀才急于仕宦为之,出其罪责。由此层层规避,最终把一件谋反大案,定性为可以不受任何处罚的寻常牢骚。但是反过来,如果仁宗认定老秀才是谋反,而老秀才自我辩解说喝多了发发牢骚,那么,允许不允许老秀才的合法规避,是检验仁宗善意或者恶意的尺度之一。

   古代刑房老书吏的办事准则有一条救生不救死。死者已逝,所能争取者不过是尽可能给其家人补偿;而活者尚有一线生机,能救一命则积德无限。如果法治教育仅仅使人看到救生不救死中的弊端,而不能看到对生命的尊重,那么,这种所谓法治教育,不过是恶的滥觞。看看古代的司法实践,不难发现,许多著名官员,面对死刑案件,少不了要反复多次追问:有没有不判死刑的理由?没有这样的追问,就可能是在制造丛林社会。

   制度与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任何制度,都要靠人来制定,也要靠人来执行。人有善恶,制度随之也就有了善恶。制度在形成之初起源于善意期许,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偏向善意的自由裁量,制度本身包含有合法规避通道,乃至能不断完善规避手段,这些都是制度为善的基本要素。社会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向哪个方向诱导。宋仁宗在历史上不算坏皇帝,但也问题不少。按照后人的说法,他在位达42年之久,吏治并不算好,但朝野风气鄙视苛刻之官;刑法有所荒废,但决狱断案推崇宽厚平允之士;国家存在不少弊端,却没有动摇治国的根本;朝廷确实有得志小人,却无法改变向善的大势。后来的熙丰变法,则在根本上改变了制度的善恶走向。当人们进行制度的利弊分析时,北宋历史提醒人们,还应该进行制度的善恶分析。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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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博克管理员配图,图片来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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