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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三议  

2015-11-06 11:04:44|  分类: 历史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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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吃饭与读书

   吃饭与读书,似乎互不相干,实际相当类似。吃饭是补充物质能量,读书是补充精神能量,所以,二者也就具有了可比性。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但只要能说明道理即可。

  很多人读史书,往往会遇到繁体字和文言文这两大拦路虎,望而生畏,于是先读白话本,或者看二三手的普及介绍,这很正常,也有必要。但是,如果条件许可,力有所及,读原著、读史料,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收获。这就好像吃饭,仅仅从补充营养角度看,方便面以及各种速食制品都是可以吃的,但是,要品尝美味,恐怕快餐就做不到了。对于吃惯方便面的人,给他一袋面粉,他有可能觉得无法下口。但是,一旦学会了和面擀面,自配菜蔬调料,其味道就远比方便面丰富醇厚。养成了吃手擀面的习惯,再吃方便面就会有所挑剔。这样比喻,并非否定方便面的价值。即便是美食家,肚子饿了但条件不具备或者时间来不及,也会吃快餐的。不过,要论味道纯美,烹调正宗,口感上乘,还须品尝精工细作的佳肴。退一万步说,快餐也是在各种原始食物的基础上演化形成的。没有人类几千年的饮食史,就无法创造出当今流行的方便面。

   对于制作方便食品的商家来说,能不能做出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全在于用料、配方和工艺。因此,即便是方便面,也有好吃和难吃的差别。商家为了吸引顾客,往往会在方便食品中添加一些没有营养却增加口感和美感的辅料;或者为了降低成本,使用低劣质量的面粉。有些文章或图书,外观看起来很美,却经不起推敲,其原料本身就有或大或小的问题。例如,有的作者在写东西时引证不严密,或者二手转引不加核对;有的作者为了哗众取宠而在作品中添加了不适当的辅料;更要命的是,有些居心不良者,还会给方便食品添加苏丹红和罂粟壳。文化界也不乏这种有毒的精神食品。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所谓苏绰定律,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苏绰是北周名臣,有人编造了苏绰同北周开国君主宇文泰的一段对话,大意是说用官的诀窍,让苏绰给宇文泰建议用贪官不用清官。清官桀骜不驯,难以驾驭,所以不能用。贪官有把柄在手,可以保证其忠诚。作为君主,大臣的忠诚是首要问题,君主所担心的最大问题是大臣不忠。所以,一旦发现有大臣不忠,则可用肃贪名义定点清除。而君主掌握了官员的贪墨之状,就能更好地驾驭他们。社会矛盾激化后,则杀掉贪官以告慰民情。要点可概括为: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这就是所谓苏绰定律,还给它加上引文出处摘录自《北史》卷六三,好像真有其事。但仔细一考察,纯属子虚乌有。

   这种假造史实的危害是巨大的。所谓苏绰定律,不但伤害了古代苏绰的清誉,而且会诱发当今民众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偏见。人们从中看到,曾经与诸葛亮、王猛齐名的苏绰,变成了靠阴谋厚黑之术起家的奸雄。史书的功能不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是推崇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成功。以此知世,他人都是地狱;以此为人,可以不要廉耻;以此资治,贪酷排斥循吏;以此化民,暴虐抵消良善。更可怕的是,竟然有堂堂法学教授,在正规论文中堂而皇之地引用这段苏绰定律,还展开大发议论。作为学者,随手翻查一下《北史》或者《周书》的苏绰本传,能有多大困难?把垃圾当作特色食品吃下去,这是什么样的食欲?


  二、时空与情境

  读书不但要排除假冒伪劣和有毒食品,而且还要学会时空转换和移情思考。即便是真正有价值的美味,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斗转星移,情境可能大不一样,切不可想当然以今度古,以己度人,对先圣先贤妄加揣测。

  例如,《论语》中有孔子教训宰予一事。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现代学生往往觉得孔子有点过分。无非是上课打了个瞌睡,值得这么大动肝火吗?当今的学生可能对农耕社会的生活规律是生疏的。在古代,挑灯夜战不是常态,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因此,学生睡眠不足的情况极少。而一旦学生不是因为睡眠不足,放下书本就活蹦乱跳,拿起书本就呵欠连天,十有八九他读不进去甚至厌恶读书。这种学生,在古代教师的眼中,就不是读书种子。孔子责骂宰予,很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这样理解,可以使自己处于同情心态。再如,我们批判封建礼教,对古代婚制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往往彻底否定,认为其剥夺了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权利。但当我们再考虑一下古代的婚龄问题,就会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古代婚龄往往偏小,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少年就会订婚甚至结婚,在他们心智不健全身体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调监护责任和中介责任,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已经自立成人的青年就不能这样对待。理解到这个程度,批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青年男女的戕害,就不至于走极端。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果读书时能够尽量在脑海中还原当时的场景和条件,失误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今人做事依然强调设身处地若要公道,打个颠倒,其理相通。

  今人读史,移情是读史的心理准备,但移情也有可能导致妄论。对此,陈寅恪有极好之说明,可为当今读史者共勉: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三、直笔与曲笔

  中国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齐庄公与崔杼妻棠姜通奸,被崔杼的家人杀之。按照《左传》记载:齐国太史写下了崔杼弑其君,崔杼把太史杀了;太史之弟接着写,又被杀了;另一个弟弟继续写,崔杼只好罢手。南史听到太史因此被杀,拿着简策赶来,打算赴死以书,听到太史之弟已经将其记录在案,乃还。荒淫的晋灵公与主政大臣赵盾发生尖锐冲突,几次谋害赵盾,赵盾只得逃亡。此后,赵穿杀了晋灵公,赵盾并不知情。听到晋灵公的死讯,赵盾又回来重新执政。晋国史官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于史册。面对弑君恶名,赵盾为自己的无辜辩解,而董狐则强调,赵盾主政,逃亡尚未离开国境,回来后又不追究弑君的赵穿,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赵盾只得认账。孔子对此事的评价十分有意思,他称董狐为古之良史,良就良在书法不隐;又称赵盾为优秀大臣,优就优在为法受恶;而且不无惋惜地说:赵盾如果已逃出国境,就不用担当这个恶名了。

   问题在于,崔杼弑其君属实,赵盾弑其君是否属实?是不是改为赵穿弑其君更符合实情?这就牵涉到中国史学的传统。尽管晋灵公不是赵盾杀的,但赵盾主政,就要承担这一责任。所以,这并不是曲笔为赵穿脱责,而是直笔写出赵盾之任。可见,中国古代的直笔而书,是要写出历史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不是仅仅写出历史的事实。这种著史原则,在《春秋》中就已经确定下来。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意义就在这里。传统史书中的曲笔,绝不仅仅是事实上的曲笔,而是价值观上的曲笔。魏收写《魏书》之所以遭人讥讽,是因为他借修史酬恩报怨,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而并非是他编造事实。在史实褒贬中偏离了道德伦理,这才是传统史家所不齿的曲笔。

   以人们常说的为尊者讳而言,多数情况下,为尊者讳不是美化位高权重者,而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为尊者保留必要的脸面。西汉贾谊对此有很清楚的解释:贵族贪污受贿叫做簠簋不饰,贵族污秽淫乱叫做帷箔不修,以保其廉耻,励其德行,并非曲笔。看到这一点,读史就能少了许多偏颇。



      发表于《华夏文化》2015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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