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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求无愧于圣贤,学行有济于天下”——论范仲淹  

2015-01-19 10:14:47|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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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瑞


  范仲淹字希文,是北宋名臣,一篇名作《岳阳楼记》,妇孺皆知。他出身于官宦之家,在两岁时父亲亡故,母亲改嫁朱文翰。范仲淹从小不懈努力,发奋求学,青年时就读于应天书院(范仲淹诗文中称其为南都学舍、睢阳学舍),到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及第前已经名声远播。欧阳修称他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碑记》)。笔记野史中流传有不少范仲淹青少年时期读书求学的故事,如断薤划粥就是一例。这个故事说他求学之时寄居僧舍,贫困无依,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薤十数茎,酢汁半盅,入少盐,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宋朝事实类苑》)。但这些故事多难以确证,属于励志传言。

  范仲淹初入仕途,任职广德军司理参军,执法公正,治狱廉平;三年后,迁知集庆军(亳州)节度推官,又两年后,改监泰州西溪盐仓,还曾担任过短期兴化县令,监楚州粮料院,至母丧守制去职为止。这些改转任职,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在此期间,他奉母命归宗复姓。在泰州任上,范仲淹与时任泰州军事推官的滕宗谅(字子京)、随父来海陵的富弼(字彦过,人称郑公)等人过从密切,并与藤宗谅、张纶合力修建了泰州的捍海堰。后人在海陵光孝寺建有五贤堂,以纪念范仲淹、张纶、富弼、胡瑗、王觌的友谊。

  守制期间,范仲淹被晏殊聘请担任府学(由应天书院改制而成)教席。经过基层磨炼的范仲淹,此时上执政万言书,提出了一整套改革主张,建议朝廷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形成了后来庆历新政的主要思路。苏轼在为范文作序时称:公在天圣间,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这一万言书集中反映了范仲淹的管理思想,也使他得到朝野的共同器重。

  守制期满后,范仲淹被召任秘阁校理。在宋代,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合称馆阁,它们不仅仅是文化机构,更重要的是储才之地。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览群书,以待顾问,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答手诏条陈十事》)宋代规矩,两府宰执缺人,多取于两制(内制为翰林学士,外制为中书舍人知制诰);两制缺人,多取于馆阁。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欧阳修《又论馆阁取士札子》)范仲淹到秘阁任职,前程似锦。然而他一上任,就显示出以谏诤为职的儒臣本色。当时太后垂帘,而仁宗已经成年。冬至过节,仁宗率领百官拜贺刘太后。范仲淹认为此举有损君主权威,不可为后世法;而且还上疏请求刘太后还政给仁宗,卷帘撤班。太后不采纳,范仲淹就自请外放,以示抗议。于是被贬为河中府通判,后改任陈州通判。仁宗亲政后,范仲淹被召回京师,担任右司谏。

  在对待仁宗母子关系上,可以看出范仲淹的为人品质。仁宗并非刘太后亲生,其生母本来是刘太后的宫女李氏,仁宗出生后,刘太后夺为己有,交由杨淑妃抚养。真宗去世后,又令李氏去为真宗守陵。这段历史,被后人演绎为狸猫换太子的民间传说。范仲淹在太后听政时,极力主张撤帘还政,而在仁宗亲政后,又极力维护太后名声。有人对仁宗嚼舌头说刘太后害死了仁宗生母李宸妃。仁宗为此大动肝火。对此,范仲淹向仁宗进言道:太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由此可见范仲淹的为人准则。直到宋哲宗时高太后听政,还要求范纯仁以其父为榜样;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章献朝劝后尽母道,在仁宗朝劝帝尽子道,卿当似之。

  在右司谏任上,范仲淹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是郭皇后被废事件。郭皇后是刘太后所选,特别骄横,仁宗并不喜欢,而且婚后多年无子。太后去世后,仁宗专宠尚氏和杨氏两位美人,不理郭后,某日郭后与尚氏口角相争,仁宗护着尚氏,郭后打尚氏时一巴掌抽在仁宗脖子上,这下事情惹大了。仁宗要废郭后,同宰相吕夷简商量,得到吕夷简的支持。消息传出,范仲淹认为不可。但吕夷简事先让仁宗下令,废郭后一事不准进谏。台谏群情激昂,他们认为,废后一事尚可商议,关键在于宰相请皇帝下令有司无得受台谏章疏坏了规矩。于是,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一批台谏官堵在垂拱殿门口请求与皇帝对话。门卫关了殿门,孔道辅敲击门环大呼: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仁宗无奈,只好让门卫通知这些台谏官员去同宰相讨论。台谏到中书与宰相吕夷简争辩,七嘴八舌,吕夷简争不过,便让台谏直接同皇帝面谈。于是,这些台谏官打算第二天向皇帝廷争。没想到第二天上朝时,在待漏院(等候上朝之所)就接到了圣旨,贬孔道辅为泰州知州,贬范仲淹为睦州知州,而且派遣使者押送他们立即出城,不得逗留,其他参与鼓噪的台谏官各罚铜二十斤。并由皇帝宣示台谏,今后进言,一律密具章疏,不得到宫门请对,大呼小叫,以免骇动中外

 在被贬睦州期间,范仲淹在新安江畔重修了严光祠堂,写了《祠堂记》,称赞严光的品德和刘秀的帝道。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不久,朝廷令范仲淹调任遭到水灾的苏州,全力救灾。景祐二年,他被召回京城,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又进入侍从之列。这种提升,与宋朝的祖制有关。宋朝不仅重视文治,而且特别重视谏官。为了鼓励进言,宋朝对那些因进言而得罪宰执乃至顶撞皇帝的谏官,按照惯例要予以贬斥,否则朝廷的权威难以保证;但贬斥后不久则再度起用甚至破格提拔,以奖勉敢于直言的勇气。这次回到京城,范仲淹锐气更足。宰相吕夷简对他心怀忌意,提议由范仲淹权知开封府。表面看是重用,实际上是想以繁重实务压抑其言谏冲动(也有可能是想让其经受实务磨炼)。没想到不过个把月时间,范仲淹就理顺了开封府,仲淹处之弥月,京师肃然称治。都下流传民谣曰:朝廷无事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范仲淹认为,皇帝的大权不能旁落。而当时的朝政由宰相吕夷简操纵,尤其是官员升迁任免,尽出于宰相之门。于是,范仲淹给仁宗上百官图,说明官员进退中何为公,何为私,哪些正常,哪些反常。吕夷简则反过来对仁宗讲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针锋相对,给仁宗上《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等论文,讲为君之道,并批驳吕夷简的行为不当。吕夷简也不甘示弱,斥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导致仁宗作出贬斥范仲淹为饶州知州的决定。

  范仲淹三度进谏,三度被贬,留下个三光典故。第一次得罪太后被贬,好友为他饯行,称赞他因为直言受贬,此行极光,虽贬犹荣;第二次得罪皇帝被贬,好友再次为他饯行,称赞他胆大敢言,此行愈光,更加荣耀;第三次得罪宰相被贬,依然有两个胆正的好友为他饯行,称赞他此行尤光。范仲淹的三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的治理特色,这一特色就是台谏地位的确立(台为御史台,主管监察弹劾;谏为谏院,主管进言论事。唐代台谏分立,宋代台谏合流)。由此开始,朝廷的台谏与实务隐然对峙,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制衡。而且朝廷优待台谏,以作养士风。正如苏轼所言: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宋史·苏轼传》)台谏实为朝廷之纪纲,常随天下之公议。掌握台谏的特殊意义,是了解宋代治国方式的一把钥匙,也可以由此知道宋代体制上的党争源头。在这种背景下,范仲淹尽管被贬,在到了饶州后给朝廷的谢表中,刚正之风依然溢于言表,自称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客套话当然有,但绝不是跪着说的。后从饶州移知润州、越州,每到一地,凭古吊今,留下了不少诗文和故事传说。康定元年,在韩琦推荐下到陕西知永兴军,主持抗击西夏。庆历三年,回京担任参知政事,成为庆历新政的中坚。

  庆历五年,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富弼被罢枢密副使,杜衍、韩琦也相继被罢宰执(宋代所谓宰执,宰为同平章事,即宰相;执为参知政事和枢密正副使,即执政)。范仲淹以资政殿学士身份知邠州,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后移任邓州,寄情山水,撰写诗文,著名的《岳阳楼记》就是写于邓州。

  关于《岳阳楼记》还有一段公案:察范仲淹一生经历,到过太湖、鄱阳湖、洪泽湖,但是否到过洞庭湖却成了疑问。所以,《岳阳楼记》是怎样写出来的,至今有不少文章在考证。有人认为,是滕宗谅的一封书信加上一幅图画,引发了范仲淹的激情,凭想象而作。也有人认为,范仲淹熟悉太湖,是以太湖景色推演而写洞庭。还有人认为,范仲淹曾在饶州任职,所以是根据鄱阳湖风光演绎而来。亦有学者根据范氏诗文和相关文献,推论他确实到过洞庭,尤其是跟随继父朱氏读书期间,就在安乡,位于洞庭湖附近。不管哪种说法,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之时毫无疑问不在洞庭。但是,此文却脍炙人口而千古流传,最重要的原因不在景色山水,而在确立了士大夫的胸怀和操守。正是这种情怀。奠定了范仲淹管理思想的地位。

  皇祐元年,范仲淹移知杭州。此时,他已经成为众望所归的士林领袖。当朝廷赐给凤茶以示恩宠时,他的谢表依然风骨铮铮,总结自己的贬斥经历,道臣至诚许国,孤立事君,屡触雷霆之威,数蹈风波之险,一心自信,三黜宁逃;还宣称要把所赐之茶饵为良药,饮代凝冰,思苦口以进言,励清心而守道(《谢赐凤茶表》)。

  庆历新政是范仲淹的大手笔。北宋立国到庆历年间,各种社会问题逐渐积累。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中指出: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尤其是澶渊之盟后的和平发展时期,真宗君臣搞了许多名堂,天书屡降,东封西祀,铺排出一幅盛世外表,助长了朝廷的苟且之风。冗官冗兵,庸才充斥,吏治不靖,胥役为奸。南宋陆游曾总结北宋的失误是:太平日久,日趋于文,放而不还,末流愈远,浮虚失实,华藻害道。虽号为粲然备具,而文移书判增至数倍,居官者穷日之力,实不暇给,猾吏奸人乘隙以逞。(《渭南集·上殿札子》)对朝廷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干事的官员越来越少,财政窟窿越来越大。仁宗求治心切,手诏询问诸位执政,范仲淹以《答手诏条陈十事》,对改革提出全面设想。

  新政之初,宋仁宗是很乐观的,他所依赖的政务班子,在当时赢得一片叫好声。由晏殊取代吕夷简担任宰相,由杜衍取代夏竦担任枢密使,可以形成最大程度的高层合作。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为执政,仁宗自称皆是中外人望。口无遮拦的的学者石介,在当时作《庆历圣德颂》,把范仲淹和富弼比做一夔一契,即辅佐尧舜的贤臣。以敢言著称的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四位谏官,在东京有一棚鹘的外号,被人们比作搏击奸佞的鹰隼,他们都支持范仲淹、富弼主持的改革。这样得力的执政团队,如此配合的言谏团队,空前未有。

  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即范仲淹的条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核心为整顿吏治,扫除官场的因循苟且习气。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政改革,从庆历三年九月开始(以范仲淹进《十事疏》为标志),只经过短短不到两年,至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被罢免参政职务而告一段落。关于庆历新政的得失,学界已经有众多研究成果,在此不赘。需要从管理学角度考察的是,为何这么得力的宰执班子,会导致新政雷声大雨点小有始无终?当事人的说法,是奸邪阻碍新政。学界多认为,新政的转折点是庆历四年的奏邸案引发的人事变化。所谓奏邸案,是指监进奏院(奏邸)苏舜钦、刘巽用废旧邸报卖钱设宴聚会,拒绝李定参加,李定向反对改革的御史中丞王拱辰举报,王拱辰主使手下弹劾,仁宗令开封府审理,最后以监守自盗罪名撤销苏舜钦、刘巽职务并永不叙用,参与聚会的十余人均降官贬职。而这一批人多是范仲淹的支持者。在这之后,范仲淹、富弼、韩琦先后被罢执政,新政夭折。

  奏邸之狱本来不是重大事件,但却反映出某些问题。在奏邸之狱中,尽管对立面很明显,但除王拱辰外,到底有哪些人参与其中,当时就已经扑朔迷离。按照《韩琦家传》的说法,张方平是介入奏邸之狱的奸邪之一,然而也有史家考证,张方平从来没有攻击过范仲淹,与奏邸之狱毫无关系,仅仅是在奏章中批评过韩琦而已。还有一种说法,是梅尧臣与奏邸之狱有关(有人考证是梅尧臣推荐李定参加奏邸聚会,却被苏舜钦拒绝,引发李定向王拱辰举报),因而引起范仲淹对梅尧臣的敌意。也有人认为范梅交恶与奏邸之狱无关。不管怎样,范梅早期友善、晚期交恶是事实,在两人关系恶化后,梅尧臣笔下的范仲淹就是小人一个。而按照有关史料,像张方平、梅尧臣这些人,都不是反对改革的。明确反对范仲淹的宋祁、宋庠兄弟(宋庠曾请斩范仲淹以治其私通敌国书之罪),却在教育和科举制度改革的精贡举方面意见基本一致。所以,在庆历新政中,阵线并不分明。反对新政的并非史上公认的奸佞

  即便那些明确反对新政者,他们的反对多出于利益牵涉,尤其是整肃吏治带来的震荡。所以,他们并不对新政本身说三道四,而仅仅是指责新政执行者苛察”“绳愆过当,进而把新政推行者排斥出局。欧阳修的遭遇更有戏剧性,竟被诬以闺门不肃而贬职。反对派所针对的新政人物,并非新政的决策者,而是新政的操刀手,尤其是负责整顿地方吏治的各路监司,三虎四瞪受到打击就是典型事例之一。所谓三虎,是指担任江东转运使的杨竑、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罪名是亟极苛察;所谓四瞪,是指京东转运使薛绅的部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罪名是侦取州县细过,以滋刑狱,陷害人命。也就是说,新政的失败,败在人事纠葛上,而不是败在改革方向上。有一个故事流传很广,说的是范仲淹曾经拿来官员名册,将不称职的监司一笔勾销,富弼心存恻隐,以焉知一家哭矣劝之,范答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从宋代职官制度来看,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而这种传说能够放在范仲淹身上,恰恰说明了新政失败的根源所在。范仲淹自己在临终前所留的《遗表》中对新政的失败总结道:然而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援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洎忝二华之行,愈增百种之谤。所述大略属实。庆历新政之败,是人事纠葛和朋党之争造成的失败,而不是改革路线和政策导向造成的失败。

  庆历新政虽然失败,范仲淹的名声却更为高播。朝野都认为范仲淹是正人君子,士林楷模。此后,范仲淹先后在邓州、杭州、青州任职,所到一处,著文访友,营造景观,留下了不少遗迹。在邓州,有他修建的百花洲和览秀亭,写出了《岳阳楼记》,后人在此修建了景范楼和范公祠;在杭州,他创建了范氏义庄,开创了募民兴作、以工代赈的救灾方式;在青州,又把这种救灾方式发扬光大。在由青州移守颍州的途中,范仲淹病逝于徐州,谥文正。仁宗亲篆碑额褒贤之碑,富弼撰墓志,欧阳修撰神道碑。他的著作,有《范文正公文集》《别集》《奏议》《尺牍》《文集补编》等,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版本。

   韩琦对范仲淹评价说: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尽瘁,知无不为,故由小官擢谏任,危言鲠论,建明规益,身虽可绌,义则难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其后恤灾南方,扞寇西垂,贰机政,陪宰席,宏谋大策,出入仁义,朝思夕虑,条疏深切,志欲膏泽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万世不拔。不幸经远而责近,识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复沮者,几十四五。(《范文正公奏议序》)认为范仲淹在言谏之任上开辟了天下正人之路,在地方救灾和抗击西夏中功绩赫然,在庆历新政中所谋远大却遇到挫折。对于范仲淹本人的评价,在当时和后代越来越高。王安石尊他为一世之师,称其名节无疵;司马光称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黄庭坚说范仲淹是当时文武第一人;王十朋则把范仲淹与孟轲、周公相比;朱熹则说范仲淹是本朝第一流人物。宋朝以后各代,对范仲淹的评价水涨船高,关于他的治学、为人、治国、抗敌的各种故事也越来越多,其中真事实史为主,但美化神化的也不少。层累而积淀起来的历史,承载着人们的期望。对范仲淹故事的本事和流传过程的夸张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更理性地掌握士大夫精神。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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