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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思想史中的“微量元素”  

2014-10-13 14:13:22|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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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人们最熟悉的营养物质,莫过于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在日常饮食中,常常会听到某食品蛋白质丰富、某食品脂肪过高等等说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营养知识的普及,人们开始进一步谈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谈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谈论多糖在人体的转化与代谢,还加上了对维生素的新认知,但是,除非专业人士,很少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讨论微量元素。乌托邦理想,就相当于管理思想中的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与生命活力紧密关联,乌托邦理想也与管理实践紧密关联。缺少乌托邦理想,管理就可能失去创造力,更有可能失去道德准则。人们往往热议价值观问题,但却往往忽视价值观的背后必须要有不言而喻的真理支撑。这种不言而喻的真理是一种超验正义,很少,无法证明,却不可缺失。就像人体缺少了微量元素可能生病一样,不是缺铁导致贫血,就是缺铜致使免疫力下降,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作用说不清道不明,而浑身不得劲的状态往往与其有关。最明显的是无法进行实证的良心,良心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基本要素,但是,没有乌托邦理想的管理者,很可能在实惠面前发出良心多少钱一斤的感叹。固然,传统儒学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炼,可以修成经验型的道义;通过知行合一的致良知的反省,可以修成超验型的灵明。但世界上能够破心中贼的人只是少数圣贤,大众行为的正当性,总需要一些想象中的东西来衡量。人们之所以敬佩康德的道德律条,是因为他的律条来自仰望星空。

传统儒学的经验性和实用理性,使其在确立普通人的超验信仰方面存在某种不足,所以,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却要以神道设教方式保持常人心中的正义,而且要用各种证明方式使其虚拟经验化,对于大众来说,需要以神道设教形成的敬畏来保证其行为的正当性,一旦有非义行为就会天打五雷轰。对于学者来说,天下为公的超验正义会使他们的行为能够担当起天下道义,避免他们堕入俗儒、陋儒的陷阱。由此来看,乌托邦理想,是人类超越动物性的途径之一。

有些人觉得,管理实践中要排除一切幻想。这不能说是错误,但会失去超验的标尺。《礼运》所确立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可望而不可及,但礼义以为纪的小康是可望也可及的。尽管《礼运》不满于小康,但只有期望大同,才可实现小康,如果期望小康,就可能只会落到乱世。这就是俗语所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管理中所谓的理想教育,事业的神圣化,工作的道义化,实际上都多少带有乌托邦性质。没有了乌托邦的超验标尺,事业就会坠落为糊口,工作就会坠落为混饭。

孙中山一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并不用严密地论证潮流的内涵是什么,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反抗清朝、反抗北洋的因素,起码能牢牢掌握住道义的旗帜。后来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以使举国上下如痴如狂,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眼下的传销术,某些培训大师的谆谆教诲,都具有这种唤醒幻想的效果。乌托邦理想具有极大的激励性。而乌托邦的超验性,决定了这种激励的善恶在事前无法证实,只能在事后根据结果判断。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管理悖论:只有对乌托邦理想保持足够的警惕,才能使这一理想不至于脱轨由善入恶;而没有了对乌托邦理想的激情和崇拜,其激励作用又会大大降低。中国古代儒学,对《礼运》大同的疏离,恰恰是悖论中的持中;而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则出现了忽左忽右的波动。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波动是从文革十年到改革开放的转型,这次转型在思想上是以真理标准的讨论开端的。实践标准的确立,使中国告别了政治乌托邦。在学术意义上,实践标准正是对超验的否定,从而回归到实用理性。然而,彻底告别乌托邦,一切付诸实践检验,理想主义破灭后的闷声发大财,有意无意地排除了道义的衡量尺度,又把社会带到丛林地带。因此,梳理管理思想史上的大同理想演变,可以为当今如何看待乌托邦理想提供参照。

没有康德的仰望星空,人类将会失去神圣。但是,如果世上人人都是康德,那么被脚下的坑坑洼洼绊倒的人就会不计其数。人体健康不可缺少微量元素,但微量元素也不能大量提供。缺少它会生病甚至死亡,但吃多了则会中毒。研究管理思想史,需要跳出乌托邦是补药还是毒药的对立思维,寻找它的适当地位。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大同思想是超验的,而微量元素是可检验的,但是正如老子要把不可言说的硬要说出来一样,这一比喻庶几近之。

不妨以衡器为例。价值观需要定盘星。古代的衡器——秤,就是公平的象征,其基准单位为斤。从秦汉起,一斤就等于十六两。老式杆秤上,可以看到从定盘星向外的十六颗星星闪闪发亮。关于为什么采用十六进位,民间广泛流传的传说是:古代发明秤的人(有人说是范蠡)最初受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的启发,采用十三两制。但发现有些商人缺斤少两,发昧心财,且以商求富和农耕求富的难易程度有明显差别,有违公义,于是,他又给秤上按照福禄寿三星的传说增添三两,把一斤变成了十六两,以此告诫商人:短一两失福,短二两缺禄,短三两折寿。衡器上的刻度承载了对公正的美好期望。这种无法验证的传说,所体现的正是一种乌托邦精神。大同理想在管理思想史上的意义,不妨从这一角度来探求。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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