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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大同理想对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  

2014-09-29 11:09:48|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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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礼运》所说的大同小康,文字极为简略,尤其是它把儒家推崇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列在第二等的小康,引发了后学的不高兴。于是,有学者就提出错简之说,认为《礼记》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竹简的前后错乱,应当把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这26个字移到“大道之行也……不必为己”之后,使这些圣人置身于“大道之隐”的小康之前。这样,儒家推崇的三代就是大同,而孔子所处的春秋就是小康。但是,这种修改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如果把“错简”之说先搁置起来,按照通行文本来理解大同与小康,那么,它对古代的管理思想有何影响?

首先要说明,天下为公之公,并非今人所说的产权之公,而是公正、公平之公。《礼运》关于大同的描述,强调的是公用,而不是公有。从公用到公有之间并不能构成严密的逻辑关系。近代中国把私有而被社会所用的股份制和合伙制企业翻译为公司,正是取公用之义而绝非公有。孙中山强调天下为公,依然是《礼运》的本义。以公有制来解释《礼运·大同》,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附会。如果把天下为公理解为消灭私有制,可能从一开始就误读了《礼运》。

平心而论,《礼运》的大同小康之说,确实同孔子思想有所扞格。如果熟读《论语》,就不难发现,尽管孔老夫子有着坚定的理想和崇高的信念,却非常务实,很少说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在话语习惯上,孔子对能牙利嘴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不喜欢好说大话的学生,偏爱木讷寡言的门徒。说句戏言,语言障碍在孔子眼里是美德,反应迟钝在孔子看来是优点。由此形成了儒学的一个鲜明特征:不语无验之事,不说无根之言,推崇务实,不尚空谈。李泽厚曾经给这种思维方式起了一个名字——实用理性。正因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章太炎语),所以,传统儒家一直缺乏超验性思维,拒绝幻想。与此对应,儒家热衷的夏商周三代,都是有史可征的。即便谈到尧舜,也是对禹汤文武的前溯,属于同一个系统。至于尧舜之前,基本上存而不论。然而,《礼运》一开始就把夏禹之前的社会归入大道之行阶段,赞颂其天下为公,断言这种并无文献可征的上古社会风俗良善,治理完美,无需证据也不要证据,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

在儒学话语中,“三代之治”一直是一个光辉的楷模。三代以前的上古,在《礼运》之前除老庄之外基本没有人把它看作理想社会。然而,《礼运》无需任何证据,凭空想象就把三代以前的五帝时期乃至更早的远古描述为“大同”,赋予其最高赞誉。而且在尧舜与夏禹之间做了切割,这显然与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宗旨不符,而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所谓乌托邦是舶来词汇,来自于摩尔的Utopia一书音义兼译。现代的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The Story of Utopias的序言中指出,outopia来自希腊语eutopia,或者autopia,前者指最美好的地方,后者指不存在的地方。《礼运》所说的大同,恰恰把没有美好结合在一起说成实有,把无人知晓的上古描述为人间乐园,与摩尔的原著殊途同归。空想而且无根,这正是后学读经中感到《礼运》与孔门言语相冲突之处。

儒家是排斥乌托邦的,所以,《礼运》的大同小康之说,一直未能占据儒家思想的高位。然而,由于《礼记》被列入儒家经典,又不能把它从儒家思想中彻底清理出去。况且,尽管儒家认为把禹汤文武列入小康有所掉价,但小康所描述的礼治状态仍然是儒学认可的。这种特殊情境,使大同思想产生了特别意义。

《礼运》大同思想在管理上的意义,出自其超验性(小康则具有经验性)。任何管理,都要立足于经验,这无可厚非。但是,没有超验,就失去了幻想。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验的增加与幻想的减少是同步的。无知的童真状态充满了幻想,而现实中的残酷经验,会一次又一次击碎不切实际的幻想。幻想被彻底放弃之后才可成熟,但这种成熟后的人多数则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儒学不能说没有社会理想,但其社会理想过于务实,尽管有义利之辨的警示,有道义担当的重任,但如果没有非常强悍的精神修炼,理想难免会被实务淹没。儒学的务实倾向,很有可能会在陶冶人的性情时磨掉人的锐气。孔子的学生中,颜渊的修养功夫最好,但也最无个性;子路最为莽撞,但也最有进取精神。后世的儒者,如果不能超脱这种崇实倾向,就有可能一代不如一代。从有史可考的资料来看,可以说,儒家传人中伟人和庸人的数量是不成比例的。历代的儒学门徒相当多,但真正具有孔孟式的信念,能够践行儒家大义的圣贤君子不常见,更多地是叔孙通、公孙弘式的陋儒小人,把圣人之学变成了干禄之具。如果说,先秦对儒学的批判,还是对孔孟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不识时务的奚落,那么,后代(尤其是近代以来)对儒学的批判,更多地则是对陋儒、俗儒说一套做一套的厌恶。查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抨击八股的论述就可以看到,他们并非对科举取士采用儒家经典不满,而是对借用儒家经典谋取功名利禄的做法背离了圣贤本意深恶痛绝。近人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载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对此有详尽的梳理评析,有兴趣者可参阅原文。

个人如此,企业也如此。创业往往与幻想伴随,当然,这也是相当多创意的惨败之路。随着企业的成熟,幻想会越来越少。一个不成熟的企业,往往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只有随着市场上的摔打才能真正明白自己能够做什么。当代管理学强调愿景,强调使命。然而,即便是杰出的企业家或者经理人,是否都认同乔布斯式的狂人?中国的商人赞颂陶朱公,是佩服他的富好行其德,还是佩服他的急流勇退心计过人?这都涉及到愿景和使命的内涵。刚刚上道的新手,野心勃勃气冲斗牛,但是,伴随着一次次的试错,一条条的弯路,就像青春期的青年人,等到成家立业后才能给野心带上笼头。经过不断的挫败甚至绝望的煎熬,不得不放弃各种宏伟计划,羁束狂妄念头,老老实实谋生。多年的打磨,棱角修成了滑头,当生存已经变得舒适之后,却很可能再也找不回原来的朝气蓬勃。

《礼运》的大同思想,给儒学增添了一个美好的神话,一个超验的想象。由此,它可以在无意识层次保持儒家的理想主义宗旨,即便是不接受大同理想的儒者,当他在批驳大同小康之说时,也需要重新扬起原始儒学理想主义的风帆,使实用理性看得见远方的灯塔。把握了这一点,大同理想在管理中的作用就显而易见。有了它,企业的愿景才能产生魔幻式的吸引力,隐含有大同理想的企业愿景和使命,在创业阶段,能够树立物欲之外的社会意义;在功成名就之后,能够找出赢利之外的真正价值。

但是,任何企业,如果没有盈利,再好的愿景也无法实现,所以,务实是经营的根基。就像个人的成长,如果没有超验的理想,只能变成俗人,甚至变成小人;而如果只有超验的理想,或者变成狂人,或者变成愤青。所以,在超验的理想和实际的谋生之间,在魔幻的激情和务实的操作之间,需要拿捏分寸。《礼运》的大同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矫正着传统儒学过于务实的倾向,而儒学主流对大同理想的疏离又保证了推崇大同者不至于走火入魔。如果把大同理想看作孔、老、墨的思想交锋,我们不妨说:孔子把人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老年方向引,老子把人往复归于婴儿的童年方向拉,墨子把人往忍苦痛轻生死的成年人道义担当方向诱导,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相互作用的张力。理解了这种相反相成的合力,就能更准确地确定大同思想的历史地位。以此观之,传统儒学对大同思想的若即若离,正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尺度,它既能使实用理性得到乌托邦的价值滋润,又可防范不切实际的空想导致对现实的毁灭。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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