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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的治国实务思想  

2014-06-10 15:28:55|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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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到底如何看待《贞观政要》,历代学者有不同观点。整理《贞观政要集论》的戈直,对该书的评价极高。他说: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两汉之贤君六七作,何贞观之政独赫然耳目之间哉?盖两汉之时世已远,贞观之去今尤近,迁、固之文,高古尔雅,而所纪之事略,吴氏之文,质朴该瞻,而所纪之事详。是则太宗之事章章较著于天下后世者,岂非此书之力哉!夫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以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这段话,不仅点明了该书的帝王读本性质,而且指出了该书的基本思想体系。

从史学角度看,吴兢是正宗史家,所著《贞观政要》共十卷四十篇,篇目分别是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论择官、论封建、论太子诸王定分、论尊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论仁义、论忠义、论孝友、论公平、论诚信、论俭约、论谦让、论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佞、论悔过、论纵奢、论贪鄙、崇儒学、论文史、论礼乐、务农、论刑法、论赦令、论贡献、辩兴亡、议征伐、议安边、论行幸、论畋猎、论灾祥、论慎终。从篇目可以大致看出其内容,全书可以与其他唐初史料对读互证,书目编排具有明确的实用性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初的治国理念和具体措施的体系结构。

《贞观政要》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君道。关于君道,首当其冲的是统治的正当性。唐太宗遵从历代儒家强调的民本原则。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道》)所以,君主必须是民众的楷模。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同上)

关于君主的明暗区分,魏徵有一段名言: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这种论证,不需要复杂的推理,大量经验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

唐初君臣,关于治理国家有多种讨论,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就是议题之一。按照房玄龄的观点,创业打天下出生入死,难度较大;而按照魏徵的观点,创业时社会衰乱,民心思治,难度不大,守成之时,最易骄逸奢侈,社会矛盾激化和弊端累积,会给王朝带来致命之害,所以守成最难。这种讨论,实际上是把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前代经验,加以操作性论证。所谓贞观之治,正是建立在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我约束之上。魏徵的进谏,就以此为据,不停地在唐太宗耳边提醒:谨防隋炀帝的覆辙。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道》)

君王的一言一行,影响巨大。唐太宗的长处在于他具有一定的自我反思精神。他曾经对萧瑀说,自己打了一辈子仗,对弓箭可以说是内行。但是,他选出的十几把良弓,拿给真正的内行工匠看,工匠却说都不是好弓。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可见,自己对弓箭那么熟悉,也未能掌握其中的道理,何况治理国家,则更要小心谨慎(《政体》)。所以,唐太宗有意识地建立中书内省(中书省在皇宫内的办事地点)的讨论咨询制度,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政体》)尤其是充分发挥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互相制约功能,贞观三年,他曾严厉批评中书和门下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的现象,要求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政体》)。

既然是帝王的操作手册,就要对帝王的行为效果作出恰当评价。人们一般认为,隋文帝是励精求治的典范,他坐朝处理政务,废寝忘食。唐太宗却认为,隋文帝的事必躬亲是君主的大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政体》)所以,唐太宗不但以隋炀帝为戒,而且以隋文帝为戒,试图跳出日理万机独断专行的窠臼,力求君主与股肱大臣的协力同心,避免君臣猜疑,以君主不过问具体事务来充分发挥大臣的作用。

作为治国操作手册,目标定位十分重要。经过隋末战乱,魏徵强调,大乱之后易于大治,由此确定了贞观初期的基本方略。数年间,就做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尽管这种大治还不稳定,而且具有表面性质,但为唐朝政治走上正规奠定了基础。

太宗还与魏徵等人多次讨论过君臣关系问题。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关于君臣之间治国责任的细微变化。贞观元年,太宗对大臣说: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政体》)明确宣告要靠大臣进谏匡议治理国家。到贞观四年,太宗在谈到隋朝失误时说: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君臣鉴戒》)到了贞观十六年,已经露出政务倦意的太宗问魏徵说: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魏徵马上警告道: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堵死了太宗暗含的怠政苗头。太宗还有点不服气,说,北齐文宣帝高洋荒淫无道,委政于尚书令杨愔,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不也是治道吗?魏徵回答道,这不过是勉强补救暴君: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政体》)实际上暗含着对太宗的告诫。更多的时候,魏徵则明言不同于太宗的观点。贞观十一年,太宗同大臣谈到卫懿公之臣弘演之忠,感叹说:今觅此人,恐不可得。魏徵立即对答道:君主以众人对待大臣,大臣就会以众人回报君主,以国士待之,方可得到国士之忠的回报。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论忠义》)

贞观时期,最出色的不是老百姓安居乐业,而是统治集团励精求治。当时的一批大臣,在政务上可圈可点。唐太宗之下,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团队。这个团队,首推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两位以房谋杜断的美誉,成为历史上少有的配合默契的宰相搭档。魏徵和王珪,本来是太子建成的谋士,玄武门之变后,被唐太宗收入麾下,成为贞观年间最有名的谏臣。李靖、李勣,则是贞观时期最有名的将领。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对大臣的能力有清醒的认识,认为在治理国家上大臣要承担其具体的责任,君主最重要的事务,就是发挥大臣们的才能。唐太宗曾经同王珪讨论手下大臣的长短,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任贤》)太宗深然其言,谓之确论。可以说,在用人的操作上,唐太宗做到了让大臣充分尽职尽责。由此,才有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辉煌业绩。对于虞世南,太宗直接以钟子期和俞伯牙比喻他们的君臣关系。这很难说没有作秀的成分,但是,即便是作秀,对大臣的激励作用也是显著的。

当然,唐太宗作为帝王,其权术使用起来也得心应手。对于大将李勣,太宗尽可能予以示惠拉拢,李勣生病,偏方需要胡须灰做药引子(中医称为血余),太宗就剪下自己的胡须为李勣治病。而到自己临终之时,他则采取了一个非常措施。对马上就要即位的高宗说: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旧唐书·李勣传》)其他一些记载,把这种权术说得更露骨。作为唐初史官,吴兢对这些史料应该了然于胸。但是,在《贞观政要》中并不取这一史料,这说明,在编写培训读本之时,前人也是很讲究政治正确的。

马周的发现,充满了喜剧色彩。马周本来是中郎将常何的门客,太宗令百官上书言事,讨论政务得失,发现常何的奏章见识超群,问明写奏章的是马周,立即召见,其间四度派人催促,求贤若渴的神态一览无遗。但很有意思的是,马周在政务辅佐和进谏言论上,显然比不上房杜王魏。太宗之所以对马周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他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周在朝中没有根基。所以,马周的进谏中规中矩,不像魏徵那样不留面子,但马周又头脑清楚见识过人,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旧唐书·马周传》),在贞观群臣中还算比较出色。唐太宗重用马周,是否有平衡房杜一类功臣、魏徵一类刺头的动机,后人就说不清了。

贞观年间唐太宗最出色的行为就是求谏和纳谏。用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他也知道大臣进谏不容易,对大臣说: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魏徵还从大臣自身的角度分析不能进谏的原因,说: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求谏》)

在纳谏方面,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乾元殿是一个典型。他列举了不可修缮东都的五条理由,把营造东都说得一无是处,认为其错误性质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显然对这一责难不能接受,反问道: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直接对答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还好,太宗接受了这一谏议,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进谏和纳谏的艰难。对于这种进谏中的激愤和过头,魏徵说: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纳谏》)

在进谏纳谏过程中,有一点需要注意,即防范借谏言谋上位的小人。进谏时危言耸听是一回事,以进谏为名恶意攻讦是另一回事。贞观五年,御史权万纪、李仁发以告讦谮毁,受到太宗的多次接见。魏徵告诫太宗说: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骋其奸计,附下罔上,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进谏是批评政策,规劝皇帝,而攻讦是揣摩上意,揭发隐私。这二者如果不能区分或把握不当,就会使谏议变味。

魏徵的进谏在贞观年间最出名,他看准了太宗求名的心理,在进谏上的基本策略是以进为退,以攻为守。贞观八年,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主管皇宫事务的少府监窦德素,问皇宫北门内近来有何营造。太宗知道这件事后,对房玄龄他们说,你们弄清南衙(宰相衙门)的事情就行了,我宫里北门有小小营造,关你们何事?玄龄等人只好拜谢。而魏徵则不然,他直接指出唐太宗的指责是错误的,房玄龄的拜谢也是错误的。正是这种表面上不断给太宗难堪,才保证了魏徵自己在谏臣中的独一无二地位。实际上,魏徵已经看到唐太宗的前后变化,贞观十二年,魏徵对太宗直言道: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直谏》)

对于君主来说,需要以制度规范方式对官员职责有所厘定,同时在治理国家过程中能够恰当把握不同角色。魏徵说: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君臣鉴戒》)如果轻重颠倒,上下颠倒,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培育出没有担当、怕负责任、谲诈萌生、矫伪成俗的风气。这里的关键是君主要信任大臣。魏徵不客气地指出: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同上)

关于治国的指导思想,唐太宗的作秀也罢,表演也罢,实际上是要解决一个操作性问题。汉代以来,在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上推崇儒学仁政,但实际操作却偏好刀笔吏式的刻薄寡恩。唐太宗试图把价值观念定位和实际运作配套(这正如当今管理活动中的平衡计分卡以解决战略与实施的脱节)。如此,就能更好地解答他在纵囚等事项上的心机。贞观之初,他多次说过,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移风易俗的成效,也使唐太宗增添了信心,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论仁义》)唐仲友在批注《贞观政要》时,抱怨太宗讲仁义没有从《大学》《中庸》入手,太宗言仁义,本乎魏徵之劝,然所谓仁义,乃在制度纪纲而已。(《论仁义》)这恰恰说明太宗倡导仁义观念时的操作性。

为了弘扬忠义,唐太宗先后对那些尽忠于建成、元吉而又不再对现政权造成威胁的将领,作为忠臣义士大加表彰,还有尽忠于隋朝的大将屈突通,也被特意作为忠臣典范。在安葬建成、元吉时,太宗同意建成旧臣魏徵、王珪为前主人送葬(《论忠义》)。通过这种举措,使忠义之风得以弘扬。

为了完整体现儒家的治国思想,《贞观政要》也有《孝友》一章,却十分薄弱。而《公平》一章,则涉及面广泛。所谓公平,主要包括如何处理秦府旧人和原属建成、元吉集团人员的关系,皇族与官僚集团的关系。皇帝个人意志和法律规范的关系等。在不同人员的关系上,唐太宗尤其重视才能,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论公平》)值得称道的是,在唐太宗的潜心培育下,贞观群臣有一批敢逆龙麟、敢同皇帝叫板的耿直之士。贞观初年在官员选拔中,发现有人资历作伪,太宗大为恼怒,下令资历诈伪者自首,不自首而被发现,则治以死罪。不久,掌管司法的大理少卿戴胄,把查出来的资历诈伪者判以流刑。太宗看到判决后很生气,认为这一判决使自己失信。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戴胄的回答是: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更生气: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戴胄并不让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论公平》)这个事例,对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可以作出更深的解释。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同上)

总体来看,《贞观政要》以对初唐君臣言行的记录,展示了他们在治理国家上的不懈努力。到此,儒家管理思想一步步进入操作层面。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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