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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诏书”的管理思想解析  

2014-05-26 19:29:05|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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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所制定的六条诏书,是为实现宇文泰强国富民的理想而提出的治国方略。其内容为: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这六项内容从其相互关系来看,先治心为纲领,敦教化为手段,尽地利是基石,擢贤良是工具,恤狱讼是扬善惩恶以辅佐教化,均赋役是社会公正以分配地利。六者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构成一个整体。

在六条诏书中构成的治理系统中,从其内容看,先治心具有统领性质,相当于一个人的大脑,它决定整个管理系统的价值导向。敦教化和尽地利,是治理系统的左臂右膀,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恤狱讼和均赋役,是治理系统的左右两腿,一个用来惩恶扬善,支撑道德的公正,一个用来平衡负担,支撑经济的公正。擢贤良是政府体系的自身建设,用来构建治理实体。这六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呼应,构成一个六边支撑,缺少任何一边,都会失衡。

六条诏书的行动逻辑顺序,又与概念逻辑顺序不一样。先治心是观念领先,符合人类行为由意念主导行为的一般规律。而人类不能生活在真空里,物质需求是最原初的人类动机,因此,又需要尽地利以行动领先。由此,决定了六条诏书在实施中要以先治心和尽地利作为国家治理的切入点。在由治心引发的教化过程中,以恤狱讼救治道德的失落和鼓励人心的善念;在尽地利的过程中,以均赋役平衡物质的配给和调整需求的不同。以正心为前提,按照推行教化和劝课农桑的需要,形成贤良的选择标准和选择方法,又反过来依赖国家选拔出的贤良去审理狱讼,平均赋役。如此实现六边结构的运转,而且使其圆融无碍。

六条诏书结构示意图


苏绰的六条诏书与一般的诏书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所谓诏书,是皇帝下达命令的文告,无须说理。苏绰拟定的六条诏书则全是说理式解释,而不是简单的下达命令。他对六条诏书的每一条,都要讲清其中的道理,说明其中的缘故,力争使上到天子下到吏员都能理解相关的意义。总体上看,六条诏书与其说是经皇帝批准下发的中央文件,不如说是经皇帝同意颁布的为政纲要兼辅导大纲。也许,中国历史上的官方辅导宣讲材料,就是从苏绰开始的。其具体内容如下(引文均见《周书·苏绰传》):

一、先治心

先治心强调意识的统领作用。苏绰认为: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净,则思虑妄生。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谬乱,则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这就给出了把治心列在首位的理由。人的行为是由意识主宰的,治心的要害是清静。心思紊乱,胡思乱想,就难以辨明事理;不讲道理,是非谬误,则连自身都无法管好,谈何治民治国?

再进一步,苏绰指出,治心的关键在清静,即清除各种杂念,保持虚空静灵,防范邪念歪理的侵入,其重点在明是非,而不在彰善恶,尤其是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也,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一语,说明苏绰所说的治心,同此前的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治心不大一样,苏绰更重虚静,思孟更重诚意。苏绰的治心之说,跳出了性善性恶之争,更接近道家和释家。从苏绰写过《佛性论》以及当时佛教的流行情况来看,他对佛学是有了解的,所说的治心采纳了佛学中的思路。但是,他又不是纯粹的佛教徒,治心的目的不是完善自己的道德,而是以清空心绪来防范偏见,形成不偏不倚的行为。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则彼下民孰不从化。由此,他完成了由治心到治民的逻辑论证。治心与治民,是体与用的关系,也是本与末的关系。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治民之本,先在治心。这一论证,尽管仍然很粗略,但已经开创了后代心学的先声。

治心是为了治民治国,所以,就不能停留在佛家式的修行阶段,而要由心及身,以身作则。治心接着就要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苏绰在这里暗含的前提是官员为百姓表率。这一点,又回归到儒家的经典主张。道家和法家以及其他学派,都缺乏统治者以身作则的主张,只有儒墨两家,才强调率先示范。苏绰的推论方式是,只有心如清水,才可形如白玉,而只有白玉之身,才可垂范社会。对于如何垂范,苏绰指出,应当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一口气说了六个躬行,加上无倦明察,是引导民众的八大要点,行此八者,以训其民。如此,则百姓对官员,自然会敬佩热爱,当作楷模而追随效仿,可以形成无需教训的教训,不待管理的管理。从思想渊源上看,六个躬行,全部是儒家的伦理标准,只有为了实现六个躬行的无倦明察,透露出墨家和法家等其他思想的踪迹。可见,苏绰的价值取向以儒家为主导,而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更多地是被他拿来作为实现儒家理想的工具。

如果真正实现苏绰所说的由治心到治身的修炼,那就与圣人相差无几。但现实中很难做到。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不等于人人肯定能成尧舜。所以,苏绰强调,国家应该在地方亲民官中率先推行六条诏书。州县守令管辖一方,相当于古代诸侯,秦汉以来的帝王每每强调与优秀守令共治天下。明知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只要亲民官能够心身正派,国家大局就安然无恙。

二、敦教化

苏绰强调,教化是人类特有的管理方法。所谓天地之间人为贵,就是指人类具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与木石相比,人有意识,与禽兽相比,人有伦理,所以为贵,可以走向文明。但是,文明也可以转向野蛮。性无常守,随化而迁。人性的外显是不固定的,就看如何习染转化。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社会的淳和安详,来自于人性的质直之化;社会的衰弊败坏,来自于人性的浮薄之化。治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从人性出发,苏绰论证了教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里,苏绰的暗含前提是人性可以通过教化而改变。

针对当时的实际,苏绰认为,汉末以来世道丧乱、社会凋弊已经几百年,南北朝的内讧大乱也已经二十载,兵连祸接,刑罚严酷,百姓处于水火之中。民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惟刑罚是用。西魏的中兴刚刚开始,天下的大乱尚未平定。战争和饥馑陷民于困苦,草创中的西魏政权只能权宜变通,所以礼让弗兴,风俗未改,有待于用教化方式移风易俗。当然,实施教化要有基础。苏绰遵循管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思路,要求各地长官根据当地实际,年稍登稔,徭赋差轻,衣食不切,则教化可修矣。在这里,苏绰不主张冒进,而是明确把推行教化放在经济条件和社会秩序好转之后。

苏绰还从细节上对进行了区分。是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的。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但是,潜移默化和加意诱导是相辅相成的,任其自然就不是。在这里,苏绰又同道家划清了界线,他所说的,要用儒家纲常伦理来濡洇感染,使民在不知之中化掉邪念贪欲。是有意为之,在自觉自愿之中进行的。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此之谓教也。通过孝悌教育增进慈爱,实现亲戚互助;通过仁顺教育增进和睦,消除社会戾气;通过礼义教育增进敬让,防范社会竞争。这是典型的儒家王道仁政主张。

苏绰特别指出,教化手段不仅能够移风易俗,还淳反素,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社会自治,体现无为而治的真谛。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这种并非来自道家而更加倾向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特别值得统治者重视。

三、尽地利

苏绰认为,教化固然重要,却不能先行。如果缺衣少食而推行教化,只会无功而返。人生天地之间,以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民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所以,圣王治国,必须先足衣食,后行教化。先足衣食,则从尽地利开始。

所谓尽地利,即劝课农桑,责任在地方的牧守令长。民众是参差不齐的,地方长官必须假定民众智力不足,不加督促就不会尽力耕作。否则,政府就会失职。劝课之法有三:首先是不失农时。每到春季,地方长官要督促部民,不论老幼,只要能操持农具,一律下田耕作,勿失其所。其次是持续中耕。一旦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则需要不断打点料理,伺弄稼禾桑蚕,要像救溺救火,高度重视;面对水旱病虫,要像盗寇将至,全力对付。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做到少长悉力,男女并功,直到最后收获在手,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第三要警诫耕作不力者。对于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由乡长里正报告郡县,郡县守令随事加罚,做到惩一劝百,砺勤诫懒。

在具体操作上,州县长官除高度重视农桑外,还要解决一些农户自己无法克服的问题。一是倡导互助,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二是技术培训,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这已经很接近服务性管理理念了。

苏绰认为,劝课农桑是国家的根本,但农桑的主体是民众,官府必须处理好积极引导和民众自主的关系。劝课行为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放任自流。为政不欲过碎,碎则民烦;劝课亦不容太简,简则民怠。善于政务的明智长官,应该做到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不刚不柔,不烦不简,这种尺寸拿捏,必须恰到好处。

四、擢贤良

苏绰认为,百姓要靠君主来治理,君主要靠官吏来辅佐。上至帝王,下及郡国,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能不能选择贤良,关系到治乱安危。

对于官吏选拔,苏绰一一列举了当时存在的弊端,并提出治理方案。首先,他反对门资。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造就了门阀政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苏绰认为,官二代问题,是抑制人才的关键。他反复陈述门资妨贤的道理,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高门大户固然有卓异,但也有弱智。若门资之中而得贤良,是则策骐骥而取千里也;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所以,苏绰不是一概反对官二代,而是强调要打破门资限制。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如果有合适的人才,则从奴婢到卿相也未尝不可,古代的伊尹、傅说就是如此;如果是纨绔子弟,那么就是天子的后代也不能任用,古代的丹朱、商均就是如此。

其次,苏绰强调用人要以德统才,在德才之间先看品德。魏晋以来,与高级官吏看重门资相伴随,基层吏员则看重刀笔技能,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而刀笔技能与人品志向无关,技能卓越者,固然有志向高远的君子,但也有虚伪奸诈的小人。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选拔官吏固然要考察材艺,但考察材艺是为了治民,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必以其材而为治也;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将由其官而为乱也,何治之可得乎。所以,苏绰强调在考察材艺之前先看志行。其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由此,苏绰力图纠正魏晋以来战乱之中不问德行唯才是举的倾向,确立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的用人准则。

再次,苏绰分析了人材的时代性问题。许多人认为当今之世缺乏贤能,苏绰不以为然,认为用人要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务,后代不需要前朝人才,魏晋不能靠萧何曹参再世。人才的分布并不偏好古代,不过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人才标准而已。孔子曾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诺大一个国家岂有缺乏人才之理。所谓缺乏人才,其实质是求之不勤,择之不审,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为选拔失误辩解开脱。

针对人才选拔的种种问题,苏绰提出了在任用中鉴别人才的操作方法。夫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及其剖而莹之,驰而试之,玉石驽骥,然后始分。用现在俗话来讲,苏绰强调是骡子是马先拉出来遛一遛。在没有使用之前,是分不清贤良和庸碌的。历史上,姜太公在成名前屠钓,百里奚在得志前放牛,宁戚敲着牛角唱歌,管仲曾经三战三败。在这种当口,众人谁说他们是贤良?只有当他们功成名就之后,众人才异口同声说他们是奇才。所以,贤良的选拔,要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如果要有了姜尚才任用,有了管仲才器重,那就永无姜尚和管仲的出头之日。世界上没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达的英雄。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可以选贤任能,治理天下。求贤并非只有一种方法,也不是仅有一条途径,但方法再多,途径再广,其本质无非是任而试之,考而察之

最后,在任用贤良时还要注意省官简政。民谣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官员精简,职责分明,则其人的能否立显,善恶易辨。官冗事烦,滥竽之徒就会混迹其中难以分辨。所以,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官职愈多,事务愈繁,扰民之举就会愈演愈烈。尤其是基层,那怕是闾正里长,也需要正人君子。乡里是国家的地基,基不倾斜,上者必安。

五、恤狱讼

司法的作用在于赏善罚恶,一旦赏罚不当,则适得其反,所以必须特别谨慎。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民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苏绰对司法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衡量尺度。

司法的最好状况是以戒慎的态度对待狱讼,治狱之官要做到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用五听查明案情,再以证验核实五听。所谓五听,出自《周礼》,指从辞、色、气、耳、目五个方面观察案情曲直。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周礼·秋官·小司寇》注)即观察言辞是否耐烦,说话是否脸红,气息是否匀称,听话是否疑惑,眼神是否慌乱。五听所得,是对狱讼曲直的初步判断,然后要以证据检验,务求实情。做到妙睹情状,穷鉴隐伏,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后随事加刑,轻重皆当

最好的司法,不仅要做到情真事实,不枉不纵,而且要心怀怜悯,慈悲为怀。赦过矜愚,得情勿喜。对于性质不同的罪错,赦免过失,矜惜愚昧。不为查明案情而兴奋,而为社会危害而负疚。所以,审理狱讼还要分析案件不同情理,灵活掌握礼法条规,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礼律,无不曲尽人心,远明大教,使获罪者如归。达到这种水平,才是司法的善之上

司法的第二层次,是虽有不当,却通情达理。地方长官良莠不齐,不可能人人都是神探高手;案件证据和信息也不可能完整无缺,推理求情经常会遇到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司法之人首先要持有公正理念,坚持原则,去除曲意偏袒之心,务求平允恰当之判,穷尽可以追查的线索;然后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用刑拷问,案情有疑则从轻不从重,未经审讯则不妄加处罚,根据情理做出推断,不因难以审理而积压案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务求曲直,念尽平当。听察之理,必穷所见,然后栲讯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随事断理,狱无停滞。能够做到这些,也算善之次

司法的最坏情形,是长官没有仁恕之心,靠严刑酷法审理案件,把百姓当作草芥木石,甚至以能用酷刑为乐。是非颠倒,宽宥奸诈机巧之徒,惩罚朴实厚道之民。这种地方长官,只会制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对立。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同民木石,专任捶楚。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这是最下等的司法,这样的官员是朝廷之害,决不能对他们寄有任何共治的希望。

苏绰认为,选择地方官员,以达到第二层次为基准,而且其人要在实现第二层次的基础上追慕上善,孜孜以求。一旦有最坏情形出现,则罪在不赦,朝廷决不能心存矜悯,而要以严刑伺候。

苏绰还指出,狱讼不仅仅是司法,更是德治。作为司法官员,必须深思远大,念存德教。古人的法制宗旨是: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就是说,在未能查明案情的情况下,宁可放过坏人,也不残害好人。但是后来的司法背离了古人的宗旨,今之从政者则不然。深文巧劾,宁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见得都是因为司法官员滥杀无辜,而是因为官员的私心作怪。这种私心要么是为了追求政绩,要么是为了避免后患,所以官员宁枉勿纵,宁酷勿循。苏绰对此严加指斥,此则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从最一般的道理上讲,人死不可复生,然而酷刑毒楚,屈打成招,畏刑自诬,送掉性命者,古往今来不在少数。古人为此设有五听三宥之法,规范明慎庶狱之典,以彰爱民之意。五听已见前述,所谓三宥为: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三宥之外,还有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周礼·秋官·司刺》)以三宥三赦,体现用刑之厚道。苏绰还以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说,解释司法不公的恶果。凡伐木杀草,田猎不顺,尚违时令,而亏帝道;况刑罚不中,滥害善人,宁不伤天心、犯和气也!天心伤,和气损,而欲阴阳调适,四时顺序,万物阜安,苍生悦乐者,不可得也。正因为司法重要,苏绰特意引用谚语说:一夫吁嗟,王道为之倾覆。用当今的语言讲,就是只要有一个案件不公,正义就不复存在。从另一方面看,只要有败德行为未受到惩罚,司法就未达到立法本意。若有深奸巨猾,伤化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为背道者,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把握了这两个方面,司法中的政治就完善无遗。

六、均赋役

赋税和徭役是国家生存的基础。苏绰所面临的情况是,国家尚未统一,战争正在进行,民众负担不可能削减下来,然而,却可以做到更为平均。孔子曾经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对均无贫如何理解,是均赋役的关键。苏绰指出,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也就是说,平均不是拉平赋役负担,而是平等对待下民。

均赋役的前提是尽地利。地方长官要以劝课农桑来务本,而不仅仅是以完成赋税为业绩。没有财货,赋税从何而来?而财货的生成积累是一个长期过程。优秀的地方长官,不在于其征收及时,而在于其事先经营。财货之生,其功不易。织纴纺绩,起于有渐,非旬日之间所可造次。必须劝课,使预营理。绢乡先事织纴,麻土早修纺绩。先时而备,至时而输,故王赋获供,下民无困。有了充足的前期功课,赋役就不会对民生造成重大影响。怕就怕缺乏前期工作,临时征发,只顾当下,剜肉补疮。尤其是长官为了完成上命,推卸自己的责任,不落稽迟之失,依赖笞杖刑罚催科,陷小民于困境之中。民无蓄积,捶扑之下,富商大贾乘机牟利,不是抬高贡赋品价格,就是催生高利贷债务。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真正承担赋役的百姓,被官府和商贾两头切割剥夺。民生的凋敝,大都与此有关。

生产组织到位,民间蓄积充实,还要在赋税收缴时均衡负担,在徭役征发时用心调度。租税征收固然有基本规范,然而收缴顺序的排列,民间贫富的掌控,需要认真盘算。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有些地方官员,认为收缴租税中的具体事务属于乡长里正,官府办理自有掾属小吏,无关行政长官,这就可能导致基层作奸舞弊,吏胥乘机自肥。长官应当斟酌调停民众的税务矛盾,监控敲打乡官吏胥的行为。徭役的安排也类似。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同样征徭服役,两个月的徭役,地点远近不同,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大不一样。同样为官府承担劳务,轮班站直和运送重物,劳累程度大不一样。这也需要长官恰当调度,合理安排。在均赋役方面,具体做法可能千差万别,但总体上,需要守令心怀公正,怜恤小民,谨防倚强凌弱,坑害贫贱。

苏绰对六条诏书给出的详细解释,成为西魏北周的政务指南。太祖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正是这六条诏书,为西魏和后来的北周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体系。在管理思想上,六条诏书兼容儒墨道法各种学说为其所用,以崇尚周制并切合西魏现实作为治国总纲,以提纲挈领的宏观视野和细节操作的具体规范相结合,在帝制时代的治道探究上做出了新贡献,也为后来的宰相之道树立了一个新样板。


《管理学家》20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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