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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劭和《人物志》的来龙去脉  

2014-02-27 16:07:34|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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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人物的品鉴评价,早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相关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一直都有人进行,到了魏晋时期,刘劭写出《人物志》,把这一专题上升到新的高度。

三国纷争,群雄并起,在曹魏政权中,刘劭不算一流人物,然而其见识品藻也不是常人能及。他是邯郸人,字孔才,建安年间曾担任郡吏。汉魏时期实行上计制度,每到年终,郡国要向中央上计,即年度工作考核。由郡国派干练吏员带上地方政务资料到首都汇报工作,其人称上计吏。汉代形成的惯例,上计吏除向丞相和尚书汇报工作外,还要参与中央政务讨论和重要典礼。有一年,刘劭担任上计吏,到当时的临时首都许县。适逢当时史官上奏正月初一有日食,尚书省七嘴八舌,有人提议停止正旦朝会以避日食,刘劭进言,引经据典,强调“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尚书令荀彧极为赞扬刘劭的学识,采纳了他的意见。汉代故事,郡国每年来京的上计吏,出色者就留在中央任职,刘劭由此进入曹魏中枢。

刘劭到中央后,先被御史大夫郗虑辟为属官,郗虑被免职后,刘劭被任命为太子舍人,迁秘书郎,此后稳步升转。曹丕称帝后,刘劭担任尚书郎、散骑侍郎,主要从事经书整理,“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为皇帝编写政务参考资料。魏明帝即位后,刘劭曾出任过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回朝后担任骑都尉,参与法律制定,作《新律》十八篇,并著有说明法律的《律略论》,迁散骑常侍。在文学方面,他曾作有《赵都赋》、《许都赋》和《洛都赋》。当明帝下诏求贤时,散骑侍郎夏侯惠推荐刘劭,极尽美言,认为刘劭是全才,建议朝廷重用(《三国志·魏书·刘劭传》)。

在古代人事管理上,刘劭主持制定过曹魏的官吏考课法案。此前,西汉京房曾经制定过《考功课吏法》,但当时公卿皆认为京房的法案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未能实施(《汉书·京房传》)。景初年间,刘劭按照魏明帝指示,制定了《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并对这一法案附有《说略》一篇。但是,这部《都官考课法》也同京房的法案一样未能实施,文本亦没有流传下来。

刘劭还从推行教化、移风易俗出发,作过《乐论》十四篇,同样未能流传。流传后世的,是他的另一部品鉴人材之作《人物志》。

在刘劭之前,关于人物识别评价,已经有不少论述。西汉戴德编纂的《大戴礼记》,其中有《文王官人》一篇,以周文王和姜太公的对话方式,专门讨论识别人才的方法。成书年代颇有争议的《逸周书》,也有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相同的内容,二者的不同是在《逸周书》中对话的人物变成了周文王与周公旦。同这种专门论人的篇章相应,从先秦诸子到汉代文献,凡是论政言事,都穿插有品鉴人物的论述,识人用人问题始终是管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到刘劭《人物志》的出现,使这一议题在学理上得以深化。

《人物志》的诞生,与汉魏时期的社会情境紧密相关。学界认为,汉晋之间,正是中国传统士人的群体自觉时期,余英时有《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专门探讨这一论题,有兴趣者可参考。东汉后期,清议日隆,其主要内容即人物品鉴。许劭和郭泰就是这一时期品评人物的代表,“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后汉书·许劭传》)。尤其是郭泰,被人称为“人伦鉴识”之宗师。谢承《后汉书》说:“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世说新语》载:“泰字林宗,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六十馀人。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行,遭乱亡失。”这种社会评价给官场带来了巨大影响,无论朝野都要高度重视,士人如果清议所不许,则为人们所不齿。在这一背景下,人物评议逐渐成为一门学问,刘劭的《人物志》由此发端。

刘劭撰写《人物志》,与他受命作《都官考课法》有关。魏明帝对汉末以来由清议发展出的崇尚虚名之风很不以为然,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反驳道:“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卢毓建议选拔官员还是要看名声,名声可以使人知耻明非,有所敬畏。问题是任职以后需要循名责实,以实绩验证虚名。“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三国志·魏书·卢毓传》)正因为卢毓的这一建议,魏明帝才诏令刘劭作《都官考课法》。但是,《都官考课法》因为魏明帝死亡而未能实施。刘劭因之把注意力转移到综合性的人物品鉴上来。

《人物志》立足于人材评价,考课法立足于事功评价,“毁誉”和“考绩”的对称,说明二者的对立。对于《都官考课法》,刘劭自己怎样看,不得而知。这类公务文书,不见得能够反映出作者的真实追求,但是,当时这一考课法案在朝廷是有争议的。反对呼声最高的是司空掾傅嘏和黄门侍郎杜恕。傅嘏直接驳斥刘劭的考课法案说:“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杜恕则以古语“世有乱人而无乱法”为由,上疏批评考课法案。杜恕认为,如果依赖法条治国,那么,“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推行考课法案,“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原因是官吏考课会割裂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颠倒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杜恕直言:推行考课法案是承袭了法家之弊。“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三国志·魏书·杜恕传》)从刘劭的《人物志》来看,刘劭的主张,恰恰与反对考课法案的杜恕相一致。或许,刘劭作《都官考课法》,仅仅是职务行为,而他的真正追求,却表现在《人物志》之中。《人物志》没有考课的只言片语,可以作为一个佐证。然而,人品与事功的关系,以人为中心还是以事为中心,却由此成为后代不断辨析议论的管理话题。

杜恕的儿子,就是以治《左传》闻名的学者杜预。历史仿佛有一只冥冥之手在操持,到了西晋泰始年间,时任河南尹的杜预受命作考课法令。杜预认为,上古治世,淳朴自然,心诚事顺,并不需要繁琐的规制约束。“及至末世,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由此,杜预批评从西汉的京房到曹魏的刘劭所制定的考课法案都偏离了用人宗旨,“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以违其体,故历代不能通也。”“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晋书·杜预传》)最终,杜预给晋武帝提供的考课方案是:每年只由长官对所属官员进行优劣评价,不考事功。

纵观汉晋之间有关考课的争论,不难看出,在管理思想上,一直存在重人还是重事的不同偏好。以人为中心和以事为中心,是两种管理思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主流,是围绕着人的管理展开的,然而,当富国强兵的追求占据主导位置的时候,考功课吏就被统治者所看重。另外,当大量属员由长官自行辟召时,针对具体职务的考课就显得多余;而任免权力收归朝廷时,针对具体职务的考课就有了必要性。汉晋之间,正是不同管理思想交锋渗透时期,又是长官辟除和吏部收权的变革时期。刘劭既制定《都官考课法》,又撰写《人物志》,处于这两种思路的漩涡之中。《人物志》的深度,恰恰是由此激荡而成的。不过,东晋南朝士族的不尚事功,轻视实务,也与刘劭的思想有着或隐或现的关联。

《人物志》传世后,得到了后人的重视。十六国时,西凉学者刘昞为其作注。陈寅恪高度赞扬刘昞传承之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称:“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难以窥见其一斑矣。”唐朝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把《人物志》列入《淮南子》之后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五常异禀,百性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中唐李德裕有《人物志论》,曰:“余尝览《人物志》,观其索隐精微,研几玄妙,实天下奇才。”(《全唐文》卷七○九)但是,对具体人物的评价归类,李德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北宋学者阮逸在为《人物志》所作的序中说:“予好阅古书,于史部中得刘劭《人物志》十二篇,极数万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质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贯于道。若度之长短,权之轻重,无铢发蔽也。大抵考诸行事,而约人于中庸之域,诚一家之善志也。”“是书也,博而畅,辨而不肆,非众说之流也。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栝。其效不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传之?媲夫良金美玉,籝椟一启,而观者必知其宝也。”阮逸之后,还有宋人王三省、宋庠,明人顾定芳、郑旻先后为《人物志》作序跋和后记,都给其很高评价。如王三省言“修己者得知以自观,用人者持之以照物”;郑旻言“事核词章,三代而下,善评人品者,莫或能逾之矣”。《四库提要》说:“其书主于论辩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录于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核近理。视尹文之说兼陈黄老申韩,公孙龙之说惟析坚白同异者,迥乎不同。盖其学虽近乎名家,其理则弗乖于儒者也。”

近代学者对《人物志》也较为重视,章太炎、钱穆、牟宗三、陈寅恪、汤用彤都论及该书,以汤用彤的专文《读〈人物志〉》最有代表性。他把人物志的基本思想概括为八个方面。但这些研究论述,主要是从学术流派渊源角度陈说,基本上没有从管理思想角度来发掘其内涵,直到当代,才有研究者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展开论证。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过去主要侧重于《人物志》与汉魏清议、魏晋玄学的关系研究,而国外一开始就从心理学和管理学角度看待它。1937年美国人施莱奥克(J. K. Shryock)把《人物志》编译为英文《人类能力研究》(The Study of Human Abilities: The Jen Wu Chih of Liu Shao),在美国东方学社出版,使其在西方的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管理家学》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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