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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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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当如何读史  

2014-12-17 09:58:17|  分类: 管理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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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文瑞


历史之

读史之风,在中国这块国土上,一直没有降温。而为什么读史,则在不断转向。梳理写史和读史的历史,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按照顾准的说法,中国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史官文化。弄清这种史官文化,就要看看历史是如何写出来的。

在中国传统中,历史具有很高的地位。司马迁著《史记》,其宏愿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并不仅仅是记录历史事实供后人评说,而是要从历史中领会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掌握社会变迁的趋势,形成意识形态的主体观念,这才是太史公的立意所在。

中国传统的史学著述,并不完全客观反映历史的真实,而是要反映主体观念的真实。套用古代的本末论和当今的三观一词,可以说古代的史书,其养育三观的意义为本,而事实记录为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确立了《春秋》的基本格调。所谓在晋董狐笔,向来被作为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然而细究事实不难发现,明明晋国君主不是赵盾杀的(晋灵公为赵穿所杀,此前赵盾已逃亡且不知情),却要写作赵盾弑其君。这种写法,就是要把赵盾的主政大臣的责任落到实处。有意思的是,面对弑君恶名,赵盾为自己的无辜辩解,而董狐则强调,赵盾主政,逃亡尚未离开国境,回来后又不追究弑主的赵穿,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赵盾只得认账。孔子对此的评价更有意思,他称董狐为古之良史,良就良在书法不隐;又称赵盾为优秀大臣,优就优在为法受恶;而且不无惋惜地说:赵盾如果已逃出国境,就不用担当这个恶名了。由此可见,中国的史书,早就奠定了正能量的传统,所要写出的是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且历代著史,都坚持了这一原则。不妨说,正能量由来已久。

那么,是不是历史中就充满了曲笔?完全不是,为了正能量,古人特别强调秉笔直书。因为一旦曲笔,迟早会露馅;而一旦露馅,三观必然会被虚假击碎撒落一地。但直笔并不排斥符合某种价值观念的史料筛选和剪裁。为尊者讳并非对丑恶的隐瞒,而是要让读者得到正能量的滋润。正因这种观念的支配,史书中的正能量记载,往往多有张冠李戴;而对负能量的谴责,也往往多有李代桃僵。例如,吐哺握发向来被作为周公姬旦礼贤下士的事迹,然而在不同史书中,周文王也曾吐哺握发,而且贤明君主多有类似行为。历代暴君,其残暴行径也大同小异。如果仅仅类似也可以理解,但有些记载却在不同人物的行为细节上也丝毫不差,难免在事实真实性上令人起疑。这种春秋笔法,直到近代疑古思潮的兴起才得以改变。

与历史写作的春秋笔法相应,读史也是为了弘扬正气。所谓史官文化的本质,就是以历史作为超验正义的佐证,在经验中得出超验。历代读史,最终都要落脚于寻求历史的正当性。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读历史,相当于欧洲人读圣经。

历史写作的正能量一以贯之,而历史阅读的热点则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在不断转移。就以共和国的读史来说,在夺取政权前夕读《甲申三百年祭》,以警诫胜利后的骄傲;在大办公社食堂时读《张鲁传》,以寻找吃饭不要钱的历史证据;文化大革命,发起的由头是批判明代的海瑞;一直到粉碎四人帮,还特别拿出吕后、周勃的史事来比附;到下海经商兴起,胡雪岩又走红一时。类似这种阅读倾向,在社会上一直蔚然成风。但不管时代主题如何变化,读史的热情始终不减。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不同人物,对历史的重视却高度趋同。

然而,对正能量的强调有可能读出负能量来。中国史书所求之真,首先是一种正当性之真,事实性之真被排在第二位。如果人们把正当性之真和事实性之真混同,或者把事实性之真排在第一位,读史就有可能产生另一种作用,即发现古人的直笔之曲。而一旦看透了,就有可能觉得上当了。何况当今已经有了看透的工具和条件。清代的考据学,在文字词句方面为寻求历史事实之真提供了传统工具;西方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传入,在意义概念方面为寻求历史事实之真提供了现代路径。由此,很容易产生另一种效果,即以事实真实性之谬来反驳史书正当性之误,进一步则会解读出另一种历史真相,像声称史书的字里行间写满了吃人二字,二十四史就是相砍史等等说法,极易博得共鸣。

如果在哲学上弄不清中国历史著述的本质为应然即实然,而以休谟的实然不能推出应然立论,读史就会打乱仗。今人读史,最忌以当今之科学倒推古代之不科学,移情是读史的心理准备,但移情也有可能导致妄论。对此,陈寅恪有极好之说明,可为当今读史者共勉: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

读史的观念前提

读史,是为了知道传统、以史为鉴、养成人生智慧。而弄清传统的延续性和整体性,是读史的观念前提。

什么是传统,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误解是把传统与现实对立起来。但这种对立,恰恰与实际不符。从时间上看,传统是绵延不断的,它和现实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童年、青年和壮年的承接,人的过往经历会在他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哪怕这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脱胎换骨(像溥仪的由皇帝到公民),哪怕这个人的思想有着根本转变(像梁启超的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他们都无法割裂其内在的历史赓续。

近代以来反传统最为激烈的五四新文化前贤,其反传统的无意识层面,恰恰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精神;鲁迅号召青年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愤慨,恰恰是出于读了过多中国书的醒悟。没有传统的积淀,即便反传统,也会无处下手。反过来,即便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哪怕她根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当她颤颤巍巍地说出头顶三尺有神灵时,当她遵循敬惜字纸的古训燃焚那些写过的纸张时,传统就已经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显现。可见,传统是割不断的。中国的传统,不仅记录在泛黄的文献之中,而且渗透在民众的血脉之中。

所谓传统渗透在血脉之中还包含另一层意思,血脉的比喻强调传统的生命体征,而生命从来就是一个整体。传统不仅从时间上看是前后相因的,而且从空间上看是浑然一体的。假如有一件传承到今天的古董,其精美和笨拙、神奇与腐朽,肯定共存于一体之中。如果去除青铜器上的斑斑铜锈,其实用价值远远比不上当今的不锈钢用具;如果剪裁古画上的蛀洞残损,其观赏美感远远比不上当今的高分辨率摄影作品。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声称对待传统应当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这种说法用心可谓良苦,然而却在无意识中把传统看作可以任意切分的蛋糕,看作可以按照欲望随意搭建的积木,忽视了事物的整体性。精华与糟粕两分法,其隐含逻辑是承认事物的元素性而否定事物的关联性。更重要的是,这种两分法忽视了精华与糟粕的相对性,忽视了相反相成的互补性。一旦用这种态度对待传统,活着的传统也会被蹂躏死去。研究传统当然可以做出精华糟粕的分析,但承续传统却无法采用这种还原论技术。正如研究人体可以把人分为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八大系统,进一步分为器官、组织,一直到细胞,但对现实的人进行这样的分割,则无异于谋杀。

四个层次

层次一:方法之“用”。今人读史,可以分为不同层次,最粗浅的层次是模仿或者学习古人行之有效的技巧和方法。这一方面的知识在史籍中最为常见,俯拾即得。所以,初读历史者往往带着自己在现实中的问题由此入手,资深读史者如果恪守学以致用的宗旨,也多在这一层次徘徊。

例如,看到张良暗劝刘邦答应韩信要求的齐王之封,从中学得如何对待功高震主者的权谋;看到王翦出兵楚国时向秦王不断讨赏,从中学得如何自保的窍门;看到曹操烧毁部属与袁绍暗中勾结的信件,从中学得如何稳定人心的法术;看到徐阶参倒严嵩的奏章文字,从中学得如何揣测上司心理的技巧;乃至看到高士奇用金豆子向康熙身边的宦官买通消息的做法,从中学得不择手段谋求上位的卑劣。凡此种种,正史野史中都可随手拈来。实业界人读史,往往偏爱这种读法。不如此读,则觉得无所裨益。

在方法之用层次上读史,所能收到的效果就是以史书记载的间接经验弥补自己直接经验之不足,丰富自己的感性认知。如此读史,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效用,但是,充其量是前人方法技巧层次的再现。最好的情况,是把这些在历史上曾经四两拨千斤的窍道,转化为当今借力打力的支点。难以化腐朽为神奇,甚至有可能化神奇为腐朽。说到底,这种学习是一种山寨式学习。在起点低、积累少、技能缺、办法无的情况下,这种直接追求方法之用的读史是有效的,但要警惕沉迷其中。凡是权谋式的东西,往往见效快,却有可能是辟邪剑法。单纯从技术角度看,所谓削藩之术、兵法应用,乃至重走长征路、开展整风运动种种,均有可能落入这种窠臼。

层次二:经验之“鉴”。鉴即镜子,人们需要镜子,是要观察自己的映像。读史求鉴需要把自己置于历史之中。求和求相比,相同之处在于都是汲取历史经验,不同之处在于经验的厚度有别。求用是寻求操作型经验,而求鉴是寻求趋势型经验。以史为鉴,要比单纯学习方法技巧高一层次。古今读史,多追求史鉴层次的效用。所谓可以知兴替,所谓资治,都属于对这一层次的提示。

方法之用是单一性的,而经验之鉴是复合性的。在方法层次上,只要看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就可以拿来;而在经验层次上,没有积累就不成其为镜鉴。就本质而言,历史说到底不过是人类的经验积累。要取得经验之鉴,就需要有一定积累。如秦隋何以短促,汉唐何以长久,不是一时一事就能决定得了的,而是多种历史因素的复合作用。从单一事件和偶然言行中,难以总结出概率性经验来。由此可见,以史为鉴,需要长时段和大数据。所谓长时段,是年鉴学派提出的概念,他们主张放弃传统史学中对标志性事件的探寻,而从社会生活的发展演变中观察人类进程。流传很广的《万历十五年》,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所谓大数据,是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概念,正好可以与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对应。

恩格斯曾经把历史发展比喻为力的平行四边形,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7页)历史之鉴,就是借助史书观察发现历史上的各种力量之交错作用和脉络走向,在多个甚至无数平行四边形的复合之中看到趋势。如果说,读史求用相当于解应用题,那么,读史求鉴就相当于云计算。在经验之鉴中,人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提高。

古代对史学的重视,多立足于这种求鉴心理。而要真正求得历史之鉴,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介入式的换位思考,二是排除公式化的成见。在这两个条件下,不断积累对历史的认知,其镜鉴效果的质量会越来越高。读史求鉴,需要警惕的是化约了的概念对长时段的直线化,以及有色眼镜的偏见对大数据的过滤。一旦对长时段不耐烦,就可能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一旦手里拿个锤子,则眼中所见都是钉子。没有长时段,历史镜面会模糊;过滤大数据,历史镜面会扭曲。

层次三:理性之“思”。承认历史的复杂,扔掉手里的锤子,需要理性思考。这种理性思考,首先是情境模拟还原,其次是逻辑辨误。经验之鉴是知其然,理性之思是知其所以然。读史读到这个地步,就已经进入了高阶,可以同史学的研究者对话,也可在思索中形成自己的创见。

例如,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婚姻少不了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对此,人们向来认为这是封建礼教扼杀自由恋爱的历史糟粕。然而,通过反思,仅仅从婚龄看,古代的早婚习俗,导致订婚乃至结婚的青少年心智并不成熟。让十几岁未成年的小孩自主决定婚姻大事,显然不当。由古代婚龄的辨析,再加上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之婚姻目的展开逻辑推论,就可以看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某种合理性。再如民国的张勋复辟,段祺瑞率领讨逆军同张勋的辫子军作战,英国记者莫理循看到打仗的双方士兵对天开枪,断言北洋士兵不会瞄准。有的学者以莫理循的现场报道为据,批评北洋军队没有进行过射击瞄准训练。但如果推究情理,就会发现,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今天打仗明天和解的大有人在,即便开仗,双方本来是弟兄,各自手下有分寸。段祺瑞讨逆,不过是要回北京重掌权柄而已,只要张勋逃跑就足矣,无须置其于死地。所以,是北洋士兵没学过瞄准,还是做出打仗样子给别人看,恐怕后者的可能更大。一旦展开这种反思,就可认知史事的内含机理和外显路数。

进行这样的理性之思,实际上是要给史书记载的历史事件给出合理解释。同时,也能使读者更好地体会某些学术见解。例如,很多人对古代用人中的论资排辈不以为然,然而,也有学者有不同看法。唐代吏部尚书裴光庭,在提拔官员中制定循资格。《新唐书·选举志》对其有严厉批评,称其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但当代的岑仲勉教授则认为,循资格对开元盛世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他的解释是:政治不走上轨道则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阶而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第188页)沿着岑仲勉的思路,考察从武周的不次提拔到玄宗的政策调整,可以对循资格给出更合理的解释。对大量的历史记载,配以理性之思,可以使人恍然大悟。

理性之思已经达到读史的高端,但依然要警惕,如果这种理性之思不以经验为依据,而是单纯依赖理性推论,很有可能产生理性的自负。所以,没有历史积淀的哲思,依然有可能进入迷途,哈耶克对此有深刻的批判。反过来,没有理性之思,沉迷于经验之中,那怕经验再丰富,也无法升华到新的境界。据说,罗素曾经讽刺归纳主义者说,火鸡永远不能从主人喂食的经验归纳中认识到将被宰杀的命运。话虽刻薄,但道理不假。因此,反思要超越经验。但离开了经验,就很有可能把反思建立在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上。可见,理性之思最怕跳出历史。

层次四:智慧之“根”。培根称读史使人智慧,诚哉斯言。人的智慧有两种:一种是从实践中试错而来的智慧,另一种是从概念中推论而来的智慧。读史形成的智慧有根,概念推出的智慧无根。当人们从大量历史事实中总结出趋势时,这种推理是有根的;当人们从概念中推论出规律时,这种规律是无根的。除非这种规律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进行实验,而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和复合性,导致很难进行自然科学式的可控实验。因此,认知社会的历史方法,与认知自然的实验方法,本质是相通的。当人们读史读到提升智慧时,就进入了读史的最高境界。

读史到这一层次,就像少林寺读遍藏经阁的扫地僧,一般来说不会走火入魔。此时所得到的历史智慧,不再是见招拆招的具体招式,也不再是行走江湖的直接经验积累,而是对武学本质的一种领悟。至此,无论是身在学术界还是实业界,都有成为大家的可能,甚至会修炼出一代宗师。此时的读史所得,就不再限于对具体史实的掌握,而能养成洞察古今的慧眼。

即便扎下了智慧之根,依然不可能修炼成百病不侵之身。进入这一境界的读史者,还需要防范心魔。所谓心魔就是试图找到终极真理。如果坚持历史发展的试错性,就不会承认终极真理。而如果坚持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就很有可能最终走向排斥试错的终极真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终极真理的心魔有独到的批判,可资当今读史者参考。

无用之用:内化洇濡之功

总体来看,读史不可能无用,尤其对企业家而言,不可能采用学者式的读史方式。所以,以求用之心读书实属常态,对此不宜过多批评。但从低层次的追求实用切入历史,则读偏的几率会大大增加。因此,企业家读史,以追求无用之用为上。

要步入无用之用的境界,可以参照欧阳修倡导的读书方法。北宋欧阳修赞扬钱惟演的读书方式是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并由此说自己写文章的经验道: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对于当今的企业家而言,史书可读,但最好是抱着一种任其自然的心态来读,欧阳修所说的马上、枕上、厕上这三上,今天依然不过时,而且三上确实是读史的绝佳场所。

企业家读史,即便是为了学到某一具体方法,也有可取之处;求得历史借鉴,则更值得称道;推进理性反思,则应点赞钦佩;养成人生智慧,则可指点江山。读史以求用切入,本身无错,但在求用之时要存有一种戒心。这种戒心就是要认识到为用而读,急用先学,实用有可能把历史扭曲为麻花;不用而读,好奇而学,历史本身则是舒展的。

当历史作为人类的经验积累通过阅读转化为你的自身经验时,当读史中的思考使你不知不觉中思维更为缜密时,其作用会在无用之用中展现出来。史料内化为人的史识,史识洇渗到人的态度,态度濡染到人的行为。此时的看透就是真正的通彻,此时的糊涂就是真正的智慧。而没有读史的积淀,看透不过是一种狂妄,糊涂不过是一种装佯。

读史做到有用,只需接受书中的知识即可;而要做到无用之用,则需要同历史人物对话。如果读书仅仅是接受,就无以提升读史的层次。只有读书时同作者对话,同书中的人物对话,才可以实现真正的穿越,才能真正站在巨人肩上。这一境界难以企及,但不妨向之往之。如此,则仰之弥高亦可达,钻之弥坚亦可通。


发表于《中欧管理评论》2014年11月


企业家当如何读史 - 刘文瑞 -               刘文瑞的博客
博克管理员注:图片来自博宝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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