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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王充与奇书《论衡》  

2014-01-06 11:30:39|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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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东汉思想家王充,是一位在历史上充满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争议,不仅有观点之争,而且还有史实之争。《后汉书》本传对他的记载相当简略,而王充《论衡》的最后一篇《自纪》则相当详细,可以补充本传之不足,近代的研究者,甚至按照《自纪》提供的线索整理出了他的年谱。然而,越是这种看起来清楚的地方,越有可能引发新的争论。例如,王充是否“受业太学”并“师事班彪”,本来是一个简单的史实问题,本传中有此记载,如果没有其他材料否定,一般来说不会有多少质疑。但是,由于王充《自纪》中的生平陈述没有写他的太学经历,反而引发了研究者的争论。著名学者黄晖、胡适等人,都肯定王充游学洛阳的记载;而另一著名学者徐复观则认为,王充好炫耀,如果有游学洛阳的经历,他在《自纪》中不会不说,所以本传的记载不实。这几位,都是史学界名满天下的大家,他们尚且争论不休,普通读者只能莫衷一是。王充研究与《论衡》研究中类似的针锋相对,比比皆是,足以说明此人此书之奇。

这种学术上的争辩,作为研究固然重要,但作为普通读者,介入其中太费气力。很有可能,黄晖和胡适似乎说得太肯定了一点,而徐复观的推论又似乎太绝对了一点。好在《论衡》一书确能代表王充的思想,这一点,学界褒者贬者都没有争议。所以,按照《论衡》文本去分析论证王充的思想,要比考究他的生平更切实用,也成为学界的共识。

王充字仲任,他的一生经历并不复杂。建武三年出生于会稽上虞,永元年间去世。他与王符始终为处士的情况不同,曾先后在县衙担任功曹,在郡都尉和郡太守手下担任功曹,在扬州刺史手下担任从事,转为治中,章和二年辞官回家著述。从20多岁开始担任县功曹起,几次在家赋闲著述,又几次再被征聘,直到60多岁彻底离职,可以说其生涯大半是在官场。但他的社会影响,却不是来自他的政绩而是来自他的著作。根据王充的《自纪》,他对趋炎附势、世态炎凉不满,写了《讥俗》;对政务失当、治理无方不满,写了《政务》;对文献虚妄、语多不实不满,写了《论衡》;老年则针对保健延年的需要,写了《养性》。流传后世的则只有《论衡》一书。

对王充的批评,以徐复观为代表。王充出身低微,没有当过高级别大官,这是确凿无疑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徐复观认为其思想狭隘,没有见过世面,认知多有局限。而赞扬者认为,由于王充的底层经历,使他的思想充满了批判精神,代表了民间思想的兴起。这两种观点都有偏差。王充担任的官职是否微不足道,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而他长期在官场的经历,使他能否代表民间思想,也成了一个问题。

徐先生对王充的批评,实际上主要是对两个方面不满,一是对王充“颂汉”有看法,认为王充写了太多的“歌功颂德的无聊作品”;二是对他的文辞浅薄有看法,认为王充不过是“一个矜才负气的乡曲之士”(详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王充论考》)。但是,徐先生的批评,不无可商榷之处。例如,王充一心想得到东汉王朝的重用,而且梦寐以求的是在中央朝廷当一个兰台令史。徐先生十分看不起王充的这一志向,称其为“受知于朝廷以后想做的官,乃是俸禄一百石的兰台令史的芝麻绿豆大的官”。对此,徐先生可能过于轻看了。官不在大小,而在职能。王充重史学,尤其推崇司马迁和班氏父子,兰台正是朝廷保存档案秘籍、修史传世的重镇。以整档修史为志向,符合王充疾虚妄、求诚实的夙愿。也许,正是因为王充把班彪班固列在司马迁之上,推崇班氏的“颂汉”,立志要“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论衡·须颂》),从而让徐先生反感,认为王充不过是为朝廷拍马溜须而已。但徐先生似乎忽视了《论衡》一书“疾虚妄,求诚实”的主旨。如果把颂誉正统王朝全都看作无聊文章,把春秋笔法全都看作史家曲笔,那么,历代正史恐怕统统难逃其咎。即便是像司马迁、董仲舒这样的学者,在谈及大汉王朝时也是难免要称颂一番的。中国史学的传统本来就是“事涉尊亲,言多隐晦”,“略外别内,掩恶扬善”,用这种方式追求正人伦、存名教的效果。王充在“颂汉”时注重求实,辨析其中的虚辞,应该说还是值得称道的。至于王充是否因为底层社会的局限妨碍了其视野,似乎也可见仁见智。最起码,王充读书之多,引用之广,在当时的学人中是罕见的。而且他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尽力做到不人云亦云,涉猎儒墨道法诸子百家而不盲从任何一家,矜才负气有之,斥其浅薄则似乎矫枉过正。

至于王充所任的官职大小,尚需对汉代制度稍加辨析。汉代实行辟除制(辟除指长官直接任命部属),衙门中的掾属都由长官直接征聘。而按照汉代的规定,比二百石级别以上官员,均须朝廷任命。所以,凡是长官直接辟除的下属,不管重要与否,级别一概都是百石或者比百石更低的斗食。衙门中比二百石以上的官员,因为属于朝廷任命,所以与长官的关系并不紧密,往往成为虚置,反而是级别较低的百石斗食之职,因为是长官自选,更能得到长官的信任。例如,六百石的郡丞,因为是朝廷所派,其实权远远比不上郡太守自行辟除的百石功曹。郡丞为闲职,而功曹为要途。所以,才留下了赵温被任命为六百石的京兆丞后感叹“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并弃官而去的典故(见《后汉书·赵典传》)。王充恰恰在地方上一直担任功曹要职。所谓功曹,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长兼人事局长,主管一级官府的官员选拔和任免。县衙郡署,属于朝廷任命的官职不过三五个,而由功曹选任的数十上百。可以说,功曹可以替郡守县令当半个家,甚至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守令的委托下主持地方政务。当地方长官不想理事时,功曹往往理直气壮地代替长官行使权力,而朝廷正式委派的辅佐丞尉则不能插手。汉代有不少民谣,形容郡太守不管事务而由功曹号令郡内,说明功曹一职不可小觑。王充作为功曹,可以说是地方政府中的“实权人物”。他后来担任的州从事,同样是刺史直接聘任的百石之吏,其职权更为重要。各州按照下辖郡国分设的从事,负责直接监督郡国守相,每个从事盯着一个二千石的太守,只要有所行动就会震撼地方。“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续汉书·百官四》)所以,汉代的州从事,绝不能以“小官”视之。王充担任的从事,不是监督一个郡而是监督丹阳、九江、庐江三个郡(扬州只有六个郡),后来又以从事改为治中,所谓治中,就是州级的功曹,主管一州人事(有些研究王充的专家把治中看作无关紧要的文书之职,误;认为王充对担任这样的小官不得升迁而心怀不满,更误。治中是刺史或者州牧手下第一要职。王充自称担任治中职务是“材小任大”,可为一证)。东汉全国只有十三州,其中王充任职的扬州,主管东南地区。对于这样一位担任过相当于现代省区检察长兼反贪局长,后来又担任大区组织部长的人物来说,说他没见过世面或者身处底层,岂不荒唐?王充的唯一遗憾,不过是没有到中央机构任职而已。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王充的思想,与纯粹来自民间的王符就有了很大区别。如果说,王符代表了来自民间的批判思想,王充则是自觉地代表朝廷到民间采风;王符揭露朝政的黑暗,王充则颂扬大汉的光明;王符的论著不乏情感流露,王充的作品则注重学理辨析。

另外,汉代的地方政府中,上下级关系与后来的情况迥然有别。当时地方衙门中自行辟署的掾属,并不是对“国家”负责,而是在长官与掾属之间形成君臣关系,掾属只对任用他的长官负责,长官对掾属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这种君臣关系,对汉代掾属的影响非常之大,使得百石掾属与长官的关系,可以与三公九卿与皇帝的关系相匹。弄清这一点,对理解王充的思想不无帮助。

不过,徐复观的批评,有一点值得重视。由于王充对自己的学术有着充分的自信,形成了他的唯物而不唯心、重验证而不重传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注重物理式观察和批判性思维,常常提出一些他人匪夷所思的新颖观点。自诩“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论衡·自纪》);史称“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后汉书·王充传》)。后人往往看到了他思想中的点状闪光,而忽略了对他的整体观察。徐复观批评胡适“不曾从根源地、全面地去把握王充的思想,而只采用摭摘片段字句的方法,以建立自己的论点”,还是切中要害的。至今,我们所看到的《论衡》研究,多有“语录式”的流弊,摘出其中只言片句,脱离当时的情境任意解释,赋予其跨越时空的含义,致使对王充的赞扬声中有过分拔高的倾向。例如,《论衡·效力》中论证“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有不少人拿出其中“知为力”的观点,声称王充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比英国的培根早1500年,全然不顾王充与培根思想内涵的不同。类似这种偏差,需要引起管理思想史研究的高度警惕。另外,徐复观在评论王充时指出,作为思想家,影响其思想形成的因素有四:一是本人的气质,二是学问的传承与功夫的深浅,三是时代的背景,四是生平的遭遇。这几点,确实是思想史研究的门径。不论我们是否赞同徐复观对王充的点评,他所指出的研究思路,值得后学深思。大家之大,就大在这些地方,不服不行。

王充在启蒙阶段,就显示出他与别人的不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作为幼童,他不好与同伴嬉戏,六岁识字得到父母的赏识,八岁就学受到老师的赞扬。上百儿童中,别的小孩都因为过失受过各种惩戒,唯独他没有受过任何责备。王充自述这些时充满自豪感,然而,从他“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来看,显然性格内向甚至有点自闭,孤寂而自负。“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辩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不言。”正是“矜才自负”的写照。但读书多、肯思考、记忆强、善质疑,则是他的优势。

王充后来在官场上的不得志,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由于其耿介正直造成的。“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常言人长,希言人短。专荐未达,解已进者过;及所不善,亦弗誉;有过不解,亦弗复陷。能释人之大过,亦悲夫人之细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众会乎坐,不问不言;赐见君将,不及不对。在乡里慕蘧伯玉之节,在朝廷贪史子鱼之行。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君将”在这里指地方长官;蘧伯玉、史子鱼的典故,见《论语·卫灵公》和《孔子家语·困誓》)“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所友位虽微卑,年虽幼稚,行苟离俗,必与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泛结俗材。俗材因其微过,蜚条陷之,然终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这些言辞是否含有自夸,可搁置不论,但起码可以看出,在汉朝的体制下,王充注定要被官场抛弃。前面说过,汉代的郡守县令,与其辟除的掾属要结成君臣关系。王充的“君”,先后有县令、郡都尉、郡太守、州刺史,功曹一职,作为长官的倚重心腹,必须与长官取得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才可履职。如果有不同见解,也必须得到长官的认可。凡是功曹,肯定是以材能见长的文吏角色,而王充的自我定位,却是以思想见长的咨询角色,过于独立,所以会在实践中碰壁。正是这种碰壁,才会导致他对管理问题有更深刻的思考。很多研究者,都对《自纪》中的“污伤”、“蜚条陷之”展开想象,认为王充是被人中伤陷害而离职,实际可能不尽如此。因为按照当时的君臣关系,只要长官信任,任何诬陷都没有关系;而一旦失去长官信任,即便众人全都拥戴也无济于事。当然,长官的信任会受到其他掾属拥戴与否的影响,但这不具有决定意义。正是王充的任职与离职,使他对人事管理和君臣关系有了深刻的思考,更加重视“遭际”和“偶合”,形成了他的人才管理学说。

《论衡》一书的传播,也很有戏剧性。王充的著作在当时属于“大部头”,仅仅《论衡》一种,就达85篇(最初可能上百篇),20馀万言。对于王充的学识,当时就有人给予很高的评价,按照谢承《后汉书》的记载,谢夷吾曾称道王充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然而,很少有人赞同这种评价,不了解他的人相当多,批评他的人也不少。《论衡》能够得到流传,得益于蔡邕的赏识。据说,《论衡》写成以后,仅仅在吴地流传,中原无人知道。作为文化名人的蔡邕偶然得到此书,觉得所言新颖,有助谈资,秘藏把玩,后来被同仁发现。另外一说是王郎担任会稽太守,得到《论衡》,回到许昌,言论大进,时人猜其“不见异人,当得异书”,追问缘故,方知是读《论衡》所得,遂使该书开始流传。三国时期的虞翻,论及江东人物时,曾经称道赵晔和王充说:“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但是,唐代之前,《论衡》的流传有限,即便在文士中也不普及。唐代刘知几写《史通》,则对《论衡》痛加鞭笞,认为王充“述其父祖不肖”,是名教罪人。写了《后汉三贤赞》的韩愈,对王充也不过是重复了本传中的说法,没有给予更多的评说。

真正重视王充思想价值的,是北宋杨文昌,他在整理了《论衡》后,在序言中感慨说:“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订百氏之增虚,诘九流之拘诞。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析理折中,此书为多。”“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为‘谈助’‘才进’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觉者也。”首次把王充摆在先知先觉的位置上。

明末清初的熊伯龙,针对历朝对《论衡》褒贬不一的情况,对该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解读和删减整理。他说:“余博览古书,取释疑解惑之说,以《论衡》为最。特摘其尤者,参以他论,附以管见,名曰《无何集》。”即把他认为“辞多重复,醇疵参半”的内容重新编排,形成新的“删节重排本”,认为原书中对孔孟不大尊敬的《问孔》《刺孟》,以及他认为有问题的篇章,一概判定为“小儒伪作”,摈弃不收;对各篇中有他认为的“小疵”,则“削而不录”(详见刘盼遂《论衡集解》附录)。这种戏剧性的“古籍整理”,恰好反映出对《论衡》一书的评价冲突。不过,熊伯龙提出读《论衡》有直读、横读二法,值得借鉴。所谓直读,是指就《论衡》涉及的具体事项进行层层推理,“如剥蕉抽茧,其理层出不穷”,达到“由浅而深,由粗而精”的效果;所谓横读,是指对《论衡》尚未论证的事项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达到“以类而推,莫可终穷”的效果。“直推则就其文而读之,横推则在乎人之自思。直推、横推,格物致知之学也。知此,可与读《论衡》矣。”平心而论,熊伯龙的《论衡》删节,在今天看来不足取法,而他提出的读书二法,却没有过时,且不限于读《论衡》耳。

王充最被人诟病的,正是熊伯龙所删节的内容,主要是对孔孟的质疑。所以,古人对王充的批评,多是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追求“政治正确”,而学术批评并不多。相比而言,清朝学者钱大昕,对王充就不大客气了,直斥他为“小人而无忌惮者”,其罪名包括非孔刺孟、訾毁父祖、阿谀汉朝等等,尤其是命定论和偶然论,消极影响太大。钱大昕试图从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角度反观王充,把王安石“三不足”之类观点,都看作是由王充发其端。“后世误国之臣,是今而非古,动谓天变不足畏,诗书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盖自充启之。小人哉!”(《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钱大昕的这种批评,是传统儒学中抨击王充思想的代表者。

古代对王充的官方评价,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其称王充写作的动因是“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其悖谬之处主要是倾轧圣贤、直言祖父之短,但也承认《论衡》的说理和辨析有其所长。“大抵订讹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于风教”;“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也”。有意思的是,《论衡》的名气之大,致使乾隆皇帝也为此发表了一番议论。乾隆说他曾经对《论衡》的“识博而言辩”很感兴趣,但没读过全书。因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才读了《论衡》全文,“乃知其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在乾隆眼里,王充的问孔刺孟,与明代的异端思想家李贽无异。但乾隆尚未把《论衡》彻底打入另册,而是在跋中写了如下判语:“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才,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

到了近代,对王充的肯定逐渐增加。黄侃从破除迷信的角度赞扬《论衡》。“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一切虚言谰言,摧毁无馀。自西京而降,讫乎此时,乃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诚欢忭已。”(《汉唐学论》)对王充评价非常高的还有章太炎。他认为,后汉到曹魏的诸子,值得称道的只有王充、仲长统、刘劭三家,“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此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馀虽娴雅,悉腐谈也。”(《国故论衡·论式》)章士钊从逻辑学的角度肯定《论衡》的功绩,一反众人指责《论衡》重复芜杂琐细的问题,认为古代汉语为求表述简练,往往省略推理过程,曾国藩批评古文不适合辩理,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而《论衡》一书,是古代逻辑推理的异数,以琐细的推理,体现逻辑的精神,“开东方逻辑之宗,尤未宜忽!”(《答张九如》,《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一号)胡适从“效验”角度论证王充的科学精神,认为王充是古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代表。这些不同说法,都从某个侧面对王充的思想有所发掘,但也产生了一些无意识的偏向。侯外庐以唯物史观解释王充,批林批孔又把王充作为古代反孔的先锋,都与这种偏向有关。

从管理学角度看,因为王充有丰富的行政经历,尤其是人事管理的经历,而且加上君臣之间的离合,人才评价上的失真,使他对人之才能与事之功效的相关性,外显才能和内在品质的检测验证,不同人才之间的群体匹配,人性与行为的关联程度等等问题都有了深刻的思考。例如,仅从任职到离职的反差来看,王充曾经多次就职又离任,“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以往的研究者,多从王充的个人得失角度考虑这一问题,或者认为王充对官场上的失意耿耿于怀,或者认为王充对政治的黑暗萌生了更强的批判意识。这些观点,固然不无道理,但总觉隔靴搔痒。应该说,从要职到赋闲的经历,作为学者的自我定位和作为官员的在位离位,促使王充对人的本质、人的才能、社会与人、组织与人的关系进行研究。尽管他的《政务》已经佚失,而《论衡》虽是一部分析事理、矫正虚妄的著作,但其事例往往来自识人用人。从中提炼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和观点,可以弥补已有研究的某些不足。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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