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刘文瑞的博客

管理·文化·历史

 
 
 

日志

 
 

贤佞辨析  

2014-01-24 13:46:48|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刘文瑞

 

古代用人最重要的是区分贤佞。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应该选贤与能,但问题出在什么是贤什么是佞的判断上。以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为例,易牙烹子、竖刁自宫、开方弃亲,管仲认为这三人的行径背离了人的正常情感,属于大奸大憝,而齐桓公认为这三人效忠于己,才能难得。最后,齐桓公死在这三人手里,后来历代都把这三人作为佞臣的典范。宋代苏洵在《辨奸论》中总结道:“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然而,人事管理中一直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即凡属奸佞,都在其得志时被上司看作贤能,如果君主能够事先发现奸佞,奸佞就无法得势。所以,如何在早期区分贤佞,是历代治理国家的难点。针对这一问题,王充对贤佞之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王充在《答佞》篇中,对奸佞现象进行了反复说明。他指出,期望高官厚禄是人之常情,贤者也追求富贵。贤佞的区别在于:贤者取之有道,佞者以欲害义。“富贵皆人所欲也,虽有君子之行,犹有饥渴之情。君子则以礼防情,以义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则无祸。小人纵贪利之欲,逾礼犯义,故进得苟佞,苟佞则有罪。”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以礼义约束自己。以道义克制情欲,就是君子;为情欲违反道义,就是小人。“存天理,灭人欲”的逻辑,在王充这里就已经萌生。

具体到小人,王充认为,小人有谗人和佞人的区别。“谗与佞,俱小人也,同道异材,俱以嫉妒为性,而施行发动之异。谗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谗人以直道不违,佞人依违匿端;谗人无诈虑,佞人有术数。”正是这种区别,往往导致君主能够远谗而不能别佞。有人认为,佞人喜好毁人,王充认为这种说法不确。他指出,喜好毁人,只能算谗人,不能算佞人。佞的目的是求利,“苟利于己,曷为毁之?苟不利于己,毁之无益。”佞人危害别人的方式不是毁人,而可能是誉之赞之。特别重要的是,如果毁人,人亦毁之,以他人为敌,会使自己得不到利益。所以,佞人不会做这等傻事。判断佞人有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他如何谋利。那种害人不利己的行为尽管可恶,但不属于佞人。还有人觉得,佞人可能不在一般场合毁人,但会在上司那里毁人。王充认为,这种观点也有问题。佞人害人的方式是要为自己谋利,所以,他们往往以赞誉对方来损毁对方,以麻痹对方来制造危机。假如佞人要害某个非常杰出的贤人,他会大力赞扬他。当众人向长官推荐时,他会轻描淡写地向长官挑明该人“志高则操与人异,望远则意不顾近”,令上司对自己能否驾驭这样的人才产生疑虑。然后佞人会站在体谅上司难处的角度建议说:对于这样的大才,“屈而用之,其心不满,不则卧病。贱而命之则伤贤,不则损威。”总之,佞人排斥他人,是顺着上司,说着好话,绝不轻易开罪于他人,表面上处处替他人着想,实际上处处为自己谋利。

王充认为,尽管人才能不能发挥作用出自偶然,但贤佞是可以察明的。“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检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乱不能见者,则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无不可检;人有不能考,情无不可知。”佞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言合行违,名盛行废”,要看其行为的善恶,而不能只看言论和名声。但是,佞人为恶,同普通的恶人不一样。佞人并不做出人人都讨厌的恶行,“诸非皆恶,恶中之逆者,谓之无道;恶中之巧者,谓之佞人。”由此可见,佞人往往是讨人喜欢的,尤其是能讨上司喜欢。

以善恶区分贤佞,必须推鞫动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聪明有蔽塞,推行有谬误”。所以,判断人之善恶要看其错误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这一点,正是《尚书·康诰》所说的那样,小罪却是故意所犯者不可不杀,大罪却是过失而犯者则可赦免。即“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另外,人的主观努力和实际功效往往不对应。张仪苏秦的纵横捭阖也可以建立奇功,而大禹皋陶也可能遇到大水大旱。所以,判断贤佞必须原心省意,查其起因,而不能只看成效。再进一步,是否采用权变之术同样不能作为贤佞的区分标准。贤人用权,是为事为国;佞人用权,是为己为家。区分贤佞的标准,要看他的动机是什么。

佞人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不“养名作高”。佞人凡事都从利益出发,他不会为了名声而牺牲利益。那些在权势面前不屈膝阿谀者,才是真正的“养名自高”。佞人的名声,不是来自品行,而是来自权势。所以,以“高名”判断人,要看这个“高名”是君子的评价还是小人的评价。“佞人食利专权,不养名作高。贪权据凡,则高名自立矣。称于小人,不行于君子。何则?利义相伐,正邪相反。义动君子,利动小人。”

王充特别指出,佞人有大佞和小佞,一般来说,“大佞易知,小佞难知”。就像江洋大盗很好辨识,而小偷小摸难以分辨一样。才能高强的佞人,所谋者大,且多能得手,容易发现,才能拙劣的佞人,所谋者小,且往往无效,很难觉察。但是,在具体的情境下,上层和下层对佞人的判断难易是不一样的。“上知之大难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难。”对君主而言,高明的佞人道貌岸然,论说丽美,善于迎合,举止恰当,还能顺应和助长君主的威势,所以,君主往往不能发现其奸佞所在,即便发现也觉得不宜责备,或者过分喜欢而不忍排斥。而拙劣的佞人,言谈多有谬误,行事并不严密,所以能引发君主警惕。对下层乃至民众而言,佞人的危害就像屋漏,漏得厉害下面感触深,漏得轻微下面感触浅。最重要的判断尺度是利益分配上的标准,“损上益下,忠臣之说也;损下益上,佞人之义也。”搜刮民财的佞臣,君主往往看不到他们的危害,而民众会感到切身之痛。由此分辨,佞人是可以认知的。

对于辨别佞人,王充主张以出自《大戴礼记》的《文王官人法》为据,看其言行是否一致,有无特意讨好上司。“考乡里之迹,证朝庭之行,察共亲之节,明事君之操,外内不相称,名实不相副,际发会见,奸为觉露也。”只要君主保持清醒头脑,佞人不难察觉。

如何辨别贤人,王充也有自己的看法。在《定贤》篇中,王充一口气驳斥了二十多种世俗的贤人标准。这种驳斥,对于理顺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王充认为,“仕宦得高官身富贵”,不能作为贤的尺度,因为富贵贫贱由命不由人。“事君调合寡过”,也不能作为贤的尺度,因为这往往来自揣摩上司意图,甚至以貌美献媚取悦上司,这是典型的佞幸之徒。“朝庭选举皆归善”,人人都说好话并不是贤,因为推荐选拔存在着“德高而举之少,或才下而荐之多”的现象,以此为贤,会导致“广交多徒,求索众心”;而为人正直,刚正不阿,“清直不容乡党,志洁不交非徒,失众心者,人憎而毁之”。齐威王时,治理有方的即墨大夫在朝堂没人说好话,而贪赃枉法的阿大夫却人人赞誉。“人众所归附、宾客云合者”,也不是贤,尽管战国四公子门下都有宾客数千,但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门下无一宾客,并不妨碍他们的贤能。“居位治人,得民心歌咏之”,照样不是贤。得民心与得宾客实际是同样性质。越王勾践吊死扶伤深得民心,但其目的是为自己雪会稽之耻;有些领袖人物讨好民众,实际上别有用心。“居职有成功见效”,也不是贤。因为居职的成功有很多是机遇和情境造成的。时运不对,尧舜也治不了国;命尽当死,扁鹊也治不了病。农业丰收,很有可能是风调雨顺,而不是治理有方;盗贼蜂起,很有可能是社会瓦解,而不是长官非贤。“孝于父、弟于兄”,同样不是贤。只有父兄不慈,才会彰显孝弟。舜的孝行,是因为有一个为恶的瞽瞍父亲。同理,“忠于君”也不是贤。关龙逢比干之忠,正是夏桀殷纣之恶造成的。这个道理,实际上晏婴已经讲得很清楚,晏婴认为,忠臣事君要“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因为“言而见用,臣奚死焉?谏而见从,终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而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伪也。故忠臣者能尽善于君,不能与尽陷于难。”“全身免害,不被刑戮”,照样不是贤。能否免于受害,是命禄所致,同贤否无关。公认的圣贤人物,周文王曾被拘羑里,孔子曾厄于陈蔡,就是明证。“委国去位,弃富贵就贫贱”,更不是贤,如伯夷叔齐让国,是情势所致;而管仲与鲍叔牙经商中多拿多占,执政后追求奢华,不妨碍管仲为贤。“避世离俗,清身洁行”,也不是贤。这同放弃王位性质一样,与情境遭遇有关。长沮、桀溺避世隐居,不是他们的本意,不过是因现实所迫无法实现他们的抱负罢了。“恬憺无欲,志不在于仕,苟欲全身养性”,这种人是老聃之徒,与贤无关。所谓贤人,是忧世济民者,为此,孔子栖栖,墨子遑遑。背离孔墨,追慕黄老,正是对贤的放弃。“举义千里,师将朋友无废礼”,也不是贤,义举需要财力支撑,礼仪需要物质条件。家贫无隔夜之粮,财少无行礼之器,不见得就不是贤。“经明带徒聚众”,同样不是贤。明习经书,只能说属于儒者,如果儒者只能传教文句,没有思想,不过是一种与邮驿门人类似的职业而已。“通览古今,秘隐传记无所不记”,尚未达到贤,如司马迁和刘向,虽有博览通达之名,实为主领书记之之职。“权诈卓谲,能将兵御众”,则与贤不相关,这属于韩信之徒,“有攻强之权,无守平之智,晓将兵之计,不见已定之义,居平安之时,为反逆之谋”,显然不是贤。“辩于口,言甘辞巧”,属于子贡之徒,子贡口才超群,孔子却把他排在颜渊之后。口才胜过行为,正是张释之不以为然的虎圈啬夫之类。“敏于笔,文墨两集”,也不算贤,笔墨好等同于口才好,“口辩,才未必高;然则笔敏,知未必多也”。更有甚者,敏于官曹之事,则莫过于张汤,深文周纳,流于酷吏,与贤背道而驰。“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属于司马相如、扬雄之类,虽然文如锦绣,言辞华丽,如果不能明辨是非,推进崇实之化,依然不是贤。“清节自守,不降志辱身”,可以称为避世高人,但这类人“清其身而不辅其主,守其节而不劳其民”,无益于社会,也难以称贤。

列举了这么多,难道王充心目中就没有一个贤者?实际上,王充还有一个更严苛的标准。他以孔子评价其弟子为例,说明其中的道理。孔子认为,自己仁不如颜渊,辩不如子贡,勇不如子路。但是,孔子自有学生比不上的地方。“丘能仁且忍,辩且诎,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为也。”也就是说,孔子知道如何适应情境。王充感慨道:“有高才洁行,无知明以设施之,则与愚而无操者同一实也。”由此再推论,人人都有不足,“夫如是,皆有非也。无一非者,可以为贤乎?”王充直截了当说道,人人都赞扬,似乎没有缺点的人,正是孔孟都深恶痛绝的“乡愿”,不但是贤,而且是“德之贼也”。

那么,如何识别贤者?如果按照世俗眼光,看到其人才高能茂,办事可以成功见效,就认定属于贤人,那么,识人也就太容易了。《尚书》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世人却把辨别贤佞看得太容易,这是人事管理的一大误区。王充认为,知贤说难非常之难,说易也相当容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如果掌握了识别贤人的道理,那么,普通人也可以辨析贤佞。用人不当的问题,就出在以世俗眼光判断人才上。“俗士以辩惠之能,据官爵之尊,望显盛之宠,遂专为贤之名。贤者还在闾巷之间,贫贱终老,被无验之谤。”王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观察人的善心,作为评判贤否的终极标准。“必欲知之,观善心也。夫贤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举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价值观评价人。那么,善心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如何观察?王充认为,价值观是通过言论和行为表现出来的。有善心就有善言,有善言就有善行。以心论言,以言察行。有善心,则“言行无非,治家亲戚有伦,治国则尊卑有序”;无善心,则“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王充断言道:“故心善,无不善也;心不善,无能善。心善则能辩然否。然否之义定,心善之效明,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矣。”所以,治国不谋功绩,关键在于求是,行事不求效果,关键在于务正。王充认为,孔子杀少正卯,正是遵循这一准则。

王充关于如何识别贤人的论证,在古代的人力资源认知上是划时代的。他采取的基本方法是列举出人才评价上的或然关系,并以这种或然关系打破人们的必然成见。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人们从经验总结和现实感受的角度,通常认为人员才能与组织绩效、官员廉洁与政治清明、用人得当与治国有方、君臣贤明与社会安定有着必然联系,而王充偏偏要打破这种定见,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推论,以比较极端的方式否定所谓的“必然”。有才能不见得就能做出绩效,廉洁不见得就能带来清明,贤能在位不见得就可以达到国泰民安。诚然,王充的某些话语可以找到不少漏洞,尤其是在逻辑关系上,他不承认必然却夸大了偶然。如果按照王充的逻辑推导下去,很有可能会走向极端,否定人类自身努力的积极作用。但是,王充的否定式,并非是真正的全盘否定,而是借助否定世俗标准来推导他提出的“善心”标准的合理性。至此,王充的论证就有了积极意义。他不过是用一连串的否定来说明“不一定”,从而引发对人才判别、人事管理的许多问题进行重新考虑。例如,是不是多数人赞扬的人就是好人?是不是绩效突出的人就特别能干?类似的问题,实际上一直在困扰着人们。时至今日,人们在人力资源评价上,依然存在众多误区,如可测量指标与不可测量指标的关系,大数概率与必然因果的关系等等。有很多今天仍然常见的偏差,是王充早就以否定夸张的方式曾经指出过的问题。王充不过是用古代的语言,说明了当今人嘴里“台风来了猪也会飞”的感慨。即便从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路看,王充提出的“以欲察佞”、“观心定贤”,至今不失启发意义。就以企业经营而论,现代从一味强调利润和绩效,一步步走到强调文化和价值观,从以成败论英雄,一步步走到看重愿景和使命,似乎依然在验证着王充的先见之明。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3年

  评论这张
 
阅读(856)| 评论(2)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