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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禀赋.骨相  

2014-01-14 18:05:25|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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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瑞

 

        任何管理研究,都会遇到人性假设问题。《论衡》对先秦以来的人性讨论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王充把先秦的人性观点归为四大类:一类为孟子的性善说,一类为荀子的性恶说,一类为告子的无善无恶说,一类为世硕的有善有恶说(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同世硕有细微差异,但都属于这一大类)。在此基础上,王充进一步介绍了汉代以来陆贾的礼义为性说,董仲舒的性情阴阳说(性生于阳,情生于阴),刘向的性内情外说等。

王充基本同意世硕一派的观点。他感叹说:“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然而论情性竟无定是。唯世硕、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本性》)在王充眼里,孟子说性善,符合中人以上的人性;荀子说性恶,符合中人以下的人性;告子说性无善恶,扬雄说性善恶混,符合随着教化改变的中人之性。他们都只把握了人性的一个侧面。

在性命关系上,王充强调,性有善恶,命有吉凶。性是可以改变的,而命是人力无法操纵的。“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命禄》);“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命义》)。从性与命的不同出发,王充指出人性是可以变化的。“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凡人君父审观臣子之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善渐于恶,恶化于善,成为性行。”(《率性》)善恶的渐染变化,体现了教化的力量。在这里,王充回归到儒家的治理思想轨道,彰显人为的作用。王充认为,命运是人力不可为的,而善恶是人力可为的。如果不能改恶为善,治理就毫无疑义。王良和造父以擅长驭驾得名,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把驽马变成良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他们不过是平庸的驭手而已。子路本来是个狂徒,在孔子的教育下,名列贤人。“孔子引而教之,渐渍磨砺,闿导牖进,猛气消损,骄节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盖变性使恶为善之明效也。”土壤有肥沃的,有贫瘠的。肥沃如同性善,贫瘠如同性恶。农人对贫瘠之地“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教化可以化恶为善,进而使善者更善。“不患性恶,患其不服圣教,自遇而以生祸也。”

但是,在不同的篇章中,王充所说的命又有两种含义。“凡人禀命有二品。一曰所当触值之命,二曰强弱寿夭之命。”(《气寿》)王充把这二者的差别,称之为禄命和寿命的差别。后者即强弱寿夭之命,又等同于生命意义上的性,即本性。由此,他分辨了两种命运的不同。贵贱贫富之命,同际遇偶适相关,而生死熟夭之命,同禀气薄厚、体质强羸相关。在这一意义上,王充称:“禀得坚彊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彊,坚彊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蚤死。故言有命,命则性也。”(《命义》)这种禀赋之性,实际就是生命之“生”。所以,王充所说的人性,有先天禀赋和后天修炼两个方面。在王充看来,善恶不仅来自后天修炼,而且也与先天禀赋有关。“小人君子,禀性异类乎?譬诸五谷皆为用,实不异而效殊者,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恶也。残则受仁之气泊,而怒则禀勇渥也。仁泊则戾而少慈,勇渥则猛而无义,而又和气不足,喜怒失时,计虑轻愚,妄行之人,罪故为恶。”(《率性》)所以,人性善恶,不独同后天教化相联系,而且同先天禀赋相联系。由此,王充特别看重“骨相”。

从春秋到秦汉,相术有着很大发展,以相貌取人,是古代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并由此形成了相关的面相和骨相学说。荀子曾经对相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称:“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荀子·非相》)然而,到了王充这里,由于他把人性善恶同先天禀赋联接起来,把性与命联接起来,所以他倡导相术,专门写有《骨相》。声称:“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见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在《命义》、《吉验》等篇中,类似论述相当多,说明王充是从内心推崇相术的。汉代有专门的“相工”,承担人才鉴别任务。王充对此深信不疑,说:“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证,睹富贵贫贱,犹人见盘盂之器,知所设用也。”“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见命之表证,不见性之符验也。”(《骨相》)

对于王充迷信相术,简单地批评其“比荀子的‘非相’说倒退了一大步”无济于事。应该认识到,这种对相术的推崇,恰恰反映了当时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应方法。在缺乏人才测评科学方法的古代,使用相术实属正常。与王充同时代的王符,尽管富有批判精神,但关于面相、骨相也十分赞赏,称其为“贤人之所察,纪往以知来,而著为宪则”(《潜夫论·相列》)。相比之下,西方一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时期,笔迹学和颅相学依然是人事管理的基本方法,说明其具有普遍性。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对这种方法给出符合当时情境的评价。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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