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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的治国艺术与管理启迪  

2013-07-10 12:39:23|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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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瑞

 

管仲为相四十年(前685—前645),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代霸业。在他之后大约百年左右,齐国又出现了一名杰出的相国晏婴。晏婴辅佐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君主五十馀年(前556—前500),为相时间比管仲还长。晏婴的管理实践,是与管仲不同的另一种为政楷模。但是,他们二人在价值理念上又具有共同性。正因为晏婴与管仲具有可比性,司马迁为管晏二人合传。

晏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字平仲。其父晏弱是齐国上大夫,父死后晏婴继任齐国上卿。关于他的治国事迹,有许多故事和传说。由于晏婴辅政带有传奇色彩,所以司马迁对其十分佩服,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

从管理思想角度看,晏婴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不尽人意的情境下如何辅政的典范。晏婴与管仲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管仲得到齐桓公的高度信任和充分放权,可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才智。而晏婴辅政时期所奉基本不是明君,身边多有奸佞掣肘,不但无法尽情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还要处处防备不虞之祸。如果说,管仲可以意气风发,晏婴则必须小心谨慎;管仲的智谋方略可以产生出十二分的效力,晏婴只能感叹不如意事常十有八九;管仲目标定位于尊王攘夷称霸天下,晏婴只能尽力为延缓齐国的衰败速度而宵衣旰食。在一定意义上,管仲式的情境可遇不可求,而晏婴式的情境更为常见。所以,晏婴的样板更具有普遍性。在治国策略上,管仲是从组织的“顶层设计”出发,晏婴则是从个人的“水磨功夫”出发。《史记》对晏婴治国的策略概括为:“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管晏列传》)

晏婴从政的基本策略是未谋进先谋退,以洁身自好把自己置于影响他人的有利之地,以道义准则坚守自己的价值底线,所以,晏婴的节俭克制,与管仲的奢侈张扬形成明显的对比。他一辈子为上卿,吃饭不用两样肉菜,妻子身穿粗布破衣,自己身为相国,“衣十总之布,食脱粟之饭”(总为稯,布之八十缕为稯,十稯为粗布;脱粟为碾去粗糠的糙米),下饭所用不过是“茆菹”“苔菜”之类,即普通咸菜。这在周围的奢华背景下显得格外抢眼。关于晏婴节俭的故事极多。如晏婴为相三年后,齐景公在宠臣梁丘据的鼓动下,以晏婴中饭肉食不足而给他增加封地,被晏婴婉拒(《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十七)。晏婴一次正吃饭时,宫内有使者来,晏婴招呼他一起吃饭,结果两人都没吃饱。使者回去告诉齐景公,景公大为感动,“使吏致千金与市租,请以奉宾客”,晏婴坚辞。景公以管仲坦然接受桓公的恩赐为例,强迫晏婴接受。晏婴回答说:“婴闻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同上第十八)晏婴的家居也十分寒碜,宅所潮湿狭隘,靠近市场,噪声喧嚣,景公打算给他换一个好一些的住宅,也被晏婴坚拒(同上第二十一)。景公乘晏婴出使晋国不在之机,直接把晏婴家的邻居拆迁了扩建新宅。晏婴回来后谢过景公,拆了新宅恢复邻居原样,又把邻居请回来(同上第二十二)。晏婴上朝,乘弊车,驾驽马,景公见了说:“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耶?”派人送给他辂车驷马,遭拒绝后再送来,往返多次,最终晏婴也没接受(同上第二十五)。正因为晏婴的节俭近于自虐,而先秦主张节俭最出名的是墨子,唐代柳宗元就怀疑《晏子春秋》是墨家门徒所作。“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辨晏子春秋》)尽管柳宗元的说法比较牵强,但也可看出晏婴节俭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晏婴的节俭不仅仅是洁身自好,而是推及政务。当齐景公要给晏婴增加禄地时,晏婴以给民众减轻负担作为给自己的俸禄,回答说:“君商鱼盐,关市讥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若此三言者,婴之禄,君之利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十六)即请求景公做到三件事:一是鱼盐贸易在关市上只检查不征税;二是农田税率取十分之一;三是放宽刑罚,死改为刑,刑改为罚,罚则免去。当景公得知晏婴住宅临近市场时,顺便问他市场何贵何贱?晏婴乘机回答:“踊贵而屦贱”,踊为假肢,屦为草鞋,当时齐国用刑过滥,导致市场的假肢生意兴盛。齐景公因此而受到触动,为之省减刑罚。时人云:“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二十一)类似的谏言还有许多。

关于政务,由于晏婴碰上的君主都不怎么样,齐灵公昏聩不明,齐庄公骄奢淫逸,而且庄公竟然因为偷情被崔杼杀了。齐景公刚即位时要稍好一些,略通情理,但也酗酒作乐,性情残暴,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在这种情境下,晏婴留诸史册的记载,自然以谏言为主。关于晏婴进谏,有很多记载和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进谏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艺术。例如,齐景公同大臣喝酒,喝高兴了就宣称:酒宴上不讲礼节。晏婴马上指出:礼节还是需要的。景公不听。晏婴也不再吭气。席间景公出去,等再回来时,晏婴故意不以礼待之,等到景公为晏婴的失礼僭越而发怒,他才指出:这就是你说的酒宴不讲礼节,迫使景公认错(《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二)。和晏婴同时的弦章也善于进谏,但针对景公每每滥饮不改的恶习也受不了,当景公连喝七天七夜时,弦章发出“章愿君废酒也!不然,章赐死”的警告。景公大为恼怒,对晏婴说,听从弦章则为臣所制,不听弦章则可惜其死。晏婴马上回答说:“幸矣,章遇君矣!令章遇桀纣者,章死久矣。”(《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四)把景公放置在明君的地位,使其不得不接受谏议。还有如谏景公不杀养马圉人等等,类似的例子在《晏子春秋》中比比皆是。正是这种不断进谏,使晏婴对政务管理中投鼠忌器的问题有深刻感受。当景公问晏婴治理国家的难处是什么时,晏婴答之以社鼠猛狗。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地方,而老鼠在里面做窝,“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有人有好酒卖不出去,是因为店里养有猛狗,“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治国要警惕的正是这类社鼠猛狗。人主左右“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秉掌国家权力的大臣“欲干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龁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主安得无壅,国安得无患乎?”(《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九)正是在这种谏议之中,确立了晏婴的为政原则,也形成了他的进谏艺术。

关于晏婴节俭、进谏的著述已经有很多,但有一点却被人们忽视——在普遍性奢侈的情境下,晏婴以节俭别树一帜特立独行,如何能够站得住脚?怎样同其他不尽如意的上司和同事合作?会不会因此而遭到排挤?晏婴是如何做到既坚守底线又不出局的?而这些问题,正是研究管理更需要关注的。但要把这些问题分析到位,需要长篇大论。司马迁读过《晏子春秋》,而他在写《管晏列传》时,关于晏婴仅仅取了同越石父的交往和马夫的转变两个小故事,用了几百字,就说得活灵活现。中国古人论事有个特点,就是省略分析过程直述结论,以归纳和洞察直奔主题。按照《史记》对晏婴治国的概括,他在朝廷上,君主说到的事情,则危言进谏,而这种进谏,应把握君主能够接受的程度。“语及之”就意味着在话题上能够取得共鸣,所以存在着讨论乃至说理争辩的前提。而君主不说的事情,“语不及”则不说只做。这种策略,与孔子的思想是相通的。孔子曾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这样,既能进退自如,又能坚守正道。有道之国,就遵命行事,无道之国,则斟酌行事,这正是晏婴的基本对策。齐景公频繁给晏婴赐赏,也隐含着引诱其同流合污之意,而晏婴把这种十分难解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从相关资料的记载来看,晏婴起码有以下做法可供研究:一是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说辞;二是移情考虑对方的可接受性;三是在不违背自己底线的情况下给对方留有馀地。例如,晏婴拆除了齐景公给自己扩建的住宅,但又通过田桓子向景公说情,最终取得景公同意。所以,孔子对晏婴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很推崇,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晏平仲可谓能远害矣。不以己知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

正是在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晏婴形成了既和光同尘、又特立独行的行为模式,并总结出了和而不同的管理思想。与晏婴同时的大臣梁丘据,处处揣摩君主意图,事事讨得君主欢心(如齐景公求夜间欢饮,晏婴、司马穰苴同梁丘据的反应截然相反,事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十二)。齐景公对这种状况感慨道,“唯据与我和夫!”隐含着批评晏婴不迎合之意。晏婴反驳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景公追问:“和与同异乎?”晏婴答道:“异。”对和与同的区别,晏婴解释说,和就像做羹,“水、火、醯、醢、盐、梅”烹烧鱼肉,厨师需要以不同味道互相调剂,才能做出美味佳肴。音乐需要以“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辅相成,以“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相济相配,才能动听悦耳。君臣关系也是一个道理。“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而梁丘据不是这样,“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这哪能算和啊?只能算同。同是不可取的。“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这种和而不同的哲学思维,奠定了晏婴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

记载晏婴事迹最多的《晏子春秋》一书,也同《管子》一样,成书年代极长。然而,最起码司马迁读到时已经成书,而同时的《管子》还是散篇,所以《晏子春秋》成书要早于《管子》。学界多数认为,《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后来又有掺杂补充。还有人认为,该书是秦代淳于越之类齐人所写。不管作者是谁,该书在西汉经过刘向的校订而流传。上世纪70年代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该书102简,可与流行本校正。《晏子春秋》的体例很特殊,八篇共215章,每章都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而且状人叙事带有很强的文学性,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短篇小说集,但是其故事或多或少都能得到其他史料的旁证,后人依然把它归入史类。很可能,这是中国特有“报告文学”体裁的滥觞。引用《晏子春秋》作为论证晏婴的资料,应当注意同其他史料交错印证。

正因为《晏子春秋》的故事性很强,所以其流行过程中也使晏婴的形象产生了某些变化。在研究管理思想史时值得注意的是,总体来看,晏婴的管理活动以“难为”为其特征,而流行的故事过多地突出了晏婴的机智。比如收入中学课本的“晏子使楚”,整个故事都在渲染晏婴的口舌之利和反应之捷,相关的谚语成语也广为人知,使得民间的晏子形象机敏大于厚重,言辞胜过思想,突出的是晏婴的“小聪明”而不能反映其“大智慧”,稍有不慎,甚至会流于尖刻浅薄。至于“二桃杀三士”之类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更会把晏婴改造为计谋专家。实际上,如果看看晏婴与晋国叔向这类正人君子的对话,马上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另一面。整体上看,晏婴的管理思想,要从厚重、坚韧、智慧、权衡,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等角度全面观察,才能归纳出有深度的思想启迪。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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