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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性顺情的管理之道  

2013-06-13 10:18:38|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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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瑞

 

先秦诸子在人性论上有很热闹的争论,《吕氏春秋》在人性问题上,既受到这些争论的影响,又别树一帜用欲望来解释人性,并从人欲出发建立了自己的管理体系。

吕氏认为,性本自然,与生俱来。“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贵当》)人性是不能任意改变的,也是无法选择的,就像石头本来坚硬、丹砂本来赤色一样。“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犹此也。”(《诚廉》)具体来说,人性中包含了欲望和好恶。“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与焉,不可变,不可易。”(《大乐》)人的欲望好恶是天生的,无法去除的。无论是神农黄帝这样的圣人,还是桀纣这样的暴君,耳目口腹的需要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这些享受,生与死又有什么区别?“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养生不是排斥这些享受,而是节制这些享受,使其恰到好处。即便是口腹之欲,见了美味就控制不住欲望,把自己吃得“筋骨沉滞,血脉壅塞”,哪怕是彭祖也无法长寿。“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情欲》)贪欲是常态,只是不能过分,节欲而不灭欲。自然之道确立了节欲的原则,秋天早寒必定会冬暖,春天多雨必定夏旱,天地都不能过分,何况人类。“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情欲》)所以,《吕氏春秋》所说的“公”、“不私”,其内涵与后来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本质不同,它所要求的只是以情理节制过分的欲望。

假如民众根本没有欲望,则会出现什么情况?吕氏回答说,那就根本无法治理国家。“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为欲》)如果没有欲望,至高无上的天子就同下层低贱的奴隶没区别,富甲天下就同一无所有没区别,寿比彭祖就同夭亡幼子没区别。对没有贪欲的人来说,哪怕拿出最高贵、最富有、最长寿的手段也无法激励他们,拿出最低贱、最贫穷、最短命的措施也无法阻挡他们。“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为欲》)“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用民》)管理需要顺着人的欲望展开,对人的欲望认知得越充分,掌握得越恰当,就越能发挥人的可用之处。背离人的欲望是逆天行事,逆天行事而不知其逆,就会滋生出违背天性的习俗,这叫“非性”。如果不消除这种“非性”,就会使欲望不正。“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故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无不立矣。”(《为欲》)凡是试图消灭民众正当欲望的措施,都会滋生出不正当的欲望甚至邪恶的欲望,这需要格外警惕。在这里,吕氏的思想已经同近代西方的功利主义极为接近了。

治理国家,要看把民众向什么方向引导,而不是消灭贪欲。狗在正常情况下相安无事,扔出一只烧鸡就会你抢它夺。民众也会有争夺,关键是看争什么。“凡治国,令其民争行义也;乱国,令其民争为不义也。强国,令其民争乐用也;弱国,令其民争竞不用也。夫争行义、乐用,与争为不义、竞不用,此其为祸福也。”(《为欲》)平治天下,最关键的是道德仁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德义治国,就是顺天顺情。民众自然而然,却不知其所以然,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真义。对孔子的这句话,向来有多种解释,而吕氏的“虚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敌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顺天;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谓顺情”,可能最接近孔子的原意。吕氏认为,管理实际上是形成习惯,从这一意义上讲,养成顺应天道的习惯就是天下大治,养成背离天道的习惯就是天下大乱,而不靠习惯只靠赏罚强制,就会使国家陷入衰世。“故古之人,身隐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说通而化奋,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识,岂必以严罚厚赏哉?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上德》)

吕氏认为,遵循天道治理国家,自然而然会建立功名。善钓者可以钓到深水之鱼是因为饵香,善射者可以射到高空之鸟是因为弓好,善于当君主者,四方蛮夷都归顺他,是因为他的德行。“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以归。”只要具备了吸引豪杰的条件,豪杰就能自然归附,这才是真正的反求诸己。治国之人往往夸大强制的功效,但强制实际上并无大效。“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同强制相比,利益诱导效果要好得多。醋酸了就会招来蚊蚋,清水就没有这种效果。以狸致鼠,以冰致蝇,哪怕做得再精致再灵巧,也无法达到目的,反过来,如果用腐败的鱼驱蝇,用力越大,招来的苍蝇越多,因为这是用招致的方式驱赶它。桀纣就是那种用暴政追求太平的君主,刑罚再重,也没有用处,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民众追求利益,所以君主要以利益诱导民众,前提是了解民众的利在何方。民众的利益是变化的,就像冬天追逐阳光、夏天追逐荫凉一样,君主不可不知这种变化。“大寒既至,民煗是利;大热在上,民清是走。是故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之去。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功名》)在这里,吕氏把功利、需要以及管理中的诱致变化链接起来,并统一在天道的旗号下,开了古代的经验式行为研究先声。

当然,吕氏没有彻底否定赏罚的作用,而仅仅是要求管理者把赏罚摆在次要位置。因为赏罚会产生利害效应,因此,根据民众的好恶进行赏罚还是必要的。“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用民》)但是,管理者应当把道义放在首位,把赏罚放在辅助位置。“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其义则不足死,赏罚则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无有。民无常用也,无常不用也,唯得其道为可。”(《用民》)而且赏罚的目的是为了形成符合道义的习惯。“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义赏》)如果道义不足以使民众为国赴死,赏罚不足以使民众去恶向善,恁谁也无法治理国家。造父善于驭马,他拿着鞭子但不靠鞭子。宋国有人也驭马,却只靠惩罚,把不肯前进的马杀死扔到溪流中。这样的惩罚,威严超过了造父,却收不到造父的驾驭效果。“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那些不肖君主,就像这个宋国马夫一样,只知道威胁恐赫,殊不知如果不懂治道,威势越大,民众越不服从。“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于味,凡盐之用,有所讬也。不适,则败讬而不可食。”(《用民》)治国不能专恃威势,就像食盐,没有它食物没味,但必须依托于食物才有作用。君主的威势靠什么做依托?靠民众的爱好和利益。威势如果压抑了爱好和利益,君主也会走上绝路,桀纣就是如此炼出来的。后代的统治者,往往对“铁腕”情有独钟,例如著名女皇武则天在还没发迹之时,曾经对唐太宗说驯服烈马狮子骢靠铁鞭、铁锤和匕首,吕氏显然并不赞赏这种治理方式,反而委婉批评了商鞅、韩非以来的威权过度现象。

从自然适度的视角看,任何管理手段,如果过于频繁,都会效应递减。“故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桀纣之禁,不可胜数,故民因而身为戮,极也,不能用威适。”(《适威》)所以,因性顺情的管理,还要注意适时适度,不能走极端。

即便是因性顺情的管理,也需要以信义支撑。信用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夏秋冬,无一不信。“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所以,治国离不开信义。“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贵信》)那怕是面对敌人,也不能失信。齐桓公攻打鲁国,曹翙(刿)借两国君主盟会之机劫持了齐桓公,迫使齐桓公接受了鲁庄公的条件。齐桓公回去后,打算反悔。管仲劝齐桓公说,不可反悔,遵守暴力胁迫下的契约,即便损失了土地,却能见信于天下,所得更大。对此,吕氏赞扬道:“庄公,仇也;曹翙,贼也。信于仇贼,又况于非仇贼者乎?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听,从此生矣。管仲可谓能因物矣。”(《贵信》)在吕氏眼里,齐桓公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正是起源于这种守信。

人性趋利避害,所以,管理者要了解人的利害所在。判断正义与不义的标准,就是能否满足人的利益,解除人的厄困。至此,吕氏把道义与利害统一起来,走出了儒家义利对立的困境。“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人之困穷,甚如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所谓德义,无非是顺应了民众的利益需求。“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爱士》)儒家特别强调得民心,号称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民心是什么?吕氏强调民心就是求生,就是逐利,就是满足自己所好,祛除自己所恶。“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悦)。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顺民》)

因性顺情,就要特别警惕不近人情的行为,吕氏引用了齐桓公的例子。管仲临终前告诫齐桓公,希望他远离易牙、竖刀(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这几个人,因为这几个人的行为违背常情。人之常情没有不爱儿子和父亲的,更没有不爱自身的,常人也不会不认命。易牙为了讨好君主可以烹其子,启方为了讨好君主可以不哭死去的父亲,竖刁为了接近君主而不惜自宫为宦,常之巫号称可以对抗命运而起死回生。这些人都太过分,他们的行为表明其可能做出任何超越底线约束的事情。当时,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话,把这几个人逐出王宫。但是,齐桓公已经被这几个人浸染出贪图享乐之习,离开这几个人后,“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坚持了三年,齐桓公终于顶不住了,认为管仲的说法过分了,把这几个人又召回宫中,结果死于非命(《知接》)。对此,北宋文学家苏洵在《辨奸论》中概括为:“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管理者需要以人之常情品鉴人物,推行政令。所谓曲高和寡,很有可能病根在标的不当;所谓法不治众,很有可能病根在违背常情。吕氏还引用了孔门弟子的两件事情,以说明因性顺情的必要性。按照鲁国的规定,鲁国有人在外沦为臣妾,被赎回来后,赎人者可以在官府领取赎金。子贡(端木赐)从国外赎回鲁人,但拒绝了赎金以示高尚。孔子批评说:“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子路救了一位溺水者,受救人表示感谢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坦然受之。孔子赞扬说:“鲁人必拯溺者矣。”(《察微》)因为子贡树立了赔钱赎人的样板,模仿者无利甚至有损;而子路做了好事能得到令人动心的回报,就会有大量人去效仿。所以,判断管理举措的好坏,不在管理者的动机是否高尚,而在能否形成“正能量”。正如强化理论的创立人斯金纳主张的那样,“诚实是美德”这样的伦理准则,只有在“说实话能得到好报酬”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因性顺情,还要注意时机,欲速则不达,大势所趋则事半功倍。周文王面对殷纣王的残暴行径,隐忍多年,并不急于伐纣,周武王继任后,依然克制忍让,直到一举成功。伍子胥从楚国逃入吴国,并不急于求成,而是交结王子光,当了七年农夫,执掌权柄后仍韬光晦迹,修内政,练兵士,最终破楚,九战九胜。“圣人之于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首时》)事情的难易,不在大小,而在时机。即便有汤武之贤,而无桀纣之时,也不能成事。当然,有桀纣之时,而无汤武之贤,还是不能成事。所以,“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另一面,管理者把握时机还要当机立断。“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事在当之。”(《首时》)因性顺情本身就包含着时机判断。由此,时间因素也被吕氏纳入管理的决策变量。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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