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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的批判与质疑  

2013-11-20 19:54:11|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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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瑞

 

读《白虎通》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如何批判古人,二是如何看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任何历史现象,都有当时的情境背景。批评一种思想,如果不是尽可能还原当时情境,仅仅依据逻辑进行演绎推理,很有可能会陷入“理性的自负”而不自知。对《白虎通》的批判,往往会有这种偏颇。常见的说法,是指斥它的谶纬神学和抨击它的三纲五常。这种批判似乎完全在理,有的逻辑还十分严密,但不见得对学术有益。恰恰相反,这种批判往往会阻碍学术的深化。

例如,在现代背景下,人们已经彻底放弃了古代婚嫁礼仪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提起包办婚姻,多视其为“封建遗毒”。加上现代对婚姻自主的宣传,很少有人考虑父母包办在古代条件下还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白虎通·嫁娶》恰恰强调婚姻不能自主。“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佚也。”如果今人能够设身处地考虑当时的情境,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道理所在。古代尽管有“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婚龄规定,但实际婚龄要小得多。从零散的记载来看,春秋到秦汉,十二三岁至十五六岁结婚的例子比比皆是。越王勾践为了复仇灭吴,男二十、女十七以上不嫁娶者,罪其父母。这个例子说明,男三十、女二十的婚龄,很可能是官府强制结婚的年龄上限。汉惠帝六年诏令规定,女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罚款五算,也可以作为官府强制结婚的证据之一。一直到唐代开元年间,还有男十五、女十二以上得嫁娶的诏令,可见古代婚龄之低。即便撇开古今生活条件、交往便利程度等等因素不谈,仅仅从年龄而言,十几岁的小孩,有可能婚姻自主吗?因而,《白虎通》以及其他古代典籍中规定的“父母之命”,是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的,所谓的“远耻防淫佚”,不过是强化其正当理由的道德标榜而已。同理,《白虎通》三纲六纪的等级秩序规定,显然在古代社会中有它的道理。

由此及彼,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需要特别提防这种以今度古现象。曾经有一位研究晋商的学者,用了很大篇幅批评晋商东家资本的无限责任制,认为这种无限责任制压抑了投资冲动,阻碍了工商发展。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站在今天有限责任制的立场上说话,而没有看到当时的情境。如果对晋商当时的情境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假如当时有个“天才”发明出有限责任商号,那他根本无法经营,只会死得更快。这种观点的时空错乱,需要学界儆戒。对《白虎通》的神学宗教思想,也当作如是观。不能忽视的是,《白虎通》正是以神的名义,强化其价值观的权威性。如果以西方作为参照,学界一般认为,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观、统治要推进社会福利和公共幸福的正义观,正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古希腊的自然法学说,运用基督教神学转化后形成的理念。《白虎通》具有类似的意义,它在思想史上可以同《神学大全》相媲美。陈寅恪先生曾言:“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王观堂先生挽词》,《寒柳堂集》附录)值得详加推敲。

《白虎通》中反映出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今天在管理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白虎通》的诞生,就是理论上的学术争鸣与实践上的皇帝裁决二者配合而完成的。二者的矛盾在于:皇帝的裁决权威不容质疑,而儒学的自主探索不能打压。一种思想,作为学术呈现给社会的时候,必须是活的,可以经过不断否定、证伪而发展。而这种思想作为行为准则的时候,必须是死的,不能变动不已,否则就无法操作。即便是从事管理实务的人员,借胡适的话来说,思考时,必须“在无疑处有疑”,而在行动时,必须“在有疑处无疑”。行动时,如果有疑虑,就要千方百计强化信心。唐宣宗时,朝廷欲征讨党羌。宣宗为了坚定下属信心,面对百步外的一株竹子,称:“我今射此竹,卜其济否。”一箭射去,正把竹子劈为两半,左右山呼,贺于马前,不到一月,果然平定了连年的羌乱(《唐语林》卷四)。更明显的是宋代的狄青,讨伐广源蛮族反叛时,面对部下的疑虑,他考虑到“南俗尚鬼”,到号称灵验的庙中祷告,并撒出一把铜钱,声称如果可胜,所有铜钱正面向上,实际上这些铜钱两面都是正面(见《三十六计》)。从实践角度看,这样做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十分必要。现实的管理中,没有坚定的信念,任何战略都难以实施。然而,对学术研究来说,这种不疑,会阻断辨析,排斥追问,打压反思,从而使理论变成教条。所以,白虎观会议创立的政学合流方式,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权力阻断学术探索,学术削弱官方权威的局面。对这一难题,尚需进行专门研究。

总而言之,《白虎通》建立了汉代的礼法体系,礼来自儒,法来自帝。这一礼法体系的形成,依赖于皇权与学术的合力。在这种合力下,政治儒学呈现出理想主义向实用主义靠拢、思想学说向意识形态倾斜的趋势。然而,政学合流带来的儒学标准化和思想多元化的冲突,学术质疑和实务坚信的矛盾,学术研究的发散和操作指南的集中、即丛林状态和单一植被的生存竞争,一直存在于此后的帝国政治之中。汉章帝委派曹褒制礼的失败,就是《白虎通》内在纠结的反映。但是,这种礼法体系的宪章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影响了两千年的国家治理格局。汉代以后,经过不断调整演变,这一礼法体系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直到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以后,礼法体系才被政法体系所替代。然而,《白虎通》所代表的时代虽然消亡,由礼法到政法的内在逻辑依然隐约可见,很有可能已经沉淀在无意识的文化深层。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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