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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与权术之治  

2012-10-29 10:06:40|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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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关于无为而治,除了从方法论角度考察外,还需要从管理的本体论角度加以认知。工业化以来,功利主义使人们的眼光越来越转向有用,而忽视了无用的意义。而从本体论角度看,没有无用的衬托,有用也会黯然失色。老子对此作了独到的说明;“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11章)车轮辐条之间的“无”,成就了车轮转动之“用”;陶器中空的“无”,成就了陶器盛物之“用”;墙壁上门窗处凿开的“无”,成就了房屋的居住之“用”。因此,“有”可以带来利益,而“无”才能产生功用。现实中,随着“有”对“无”的挤压,“无”的价值被许多人忽视。所以,参照老子的说明对“无”加以辨析,可以使管理活动中的冗余、无效等问题得到新的界定。从本体上重新给定“无”的地位,有助于在方法上准确把握无为而治的意义。

按照无为而治的思路,道家发展出了一整套“知雄守雌”的管理之术。“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长保。金玉盈室,莫之能守;复归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第9章)这种知雄守雌,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动态管理,二是权术之变。

现在谈动态管理的人很多,但如何实现管理中的动态,仍然需要有思想上的突破。在现实管理活动中,人们往往截取一个时空横断面来处理事务。某一产品,市场需求时时在变,然而,建立与市场变化同步的生产决策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当经营者确定这种产品到底生产多少数量时,他不会也无法做到与市场需求同步变化。生产任务的设计和下达,要根据经验提供的销售量,综合原料、工时、资本、产能,一直到考虑仓储、运输等因素,把某一时间段的需求量作为一个不变量来考虑。例如,制造电视机,厂家会根据自己产品在过去每月、每年的销量,加上各种已知因素的权值,确定出一个按月或者按年的生产计划。这时,他尽管知道情况时时在变,但计划安排只能假定“不变”。所以,经营者在现实中是“固化”某一时段某一情境来从事管理的,变革只能间歇进行。在关于变革的论证中,往往可以看到“启动→变革→固化→不适应→再度启动”这一循环,实际上这是动态管理的静态化。

正因为这种静态化,会使管理决策与情境变化并不完全吻合。当市场变化尚在决策者的预期范围内时,一般不会造成重大失误,然而,市场变化超出了决策者的预期,就有可能承受不了。所以,决策者只能拼命提高自己的预测能力,使预测尽量同将来的情境一致。但这会给管理者带来两大难题:一是在做决策时投鼠忌器,二是难以确定固化变革的区段大小。所谓投鼠忌器,是因为任何变革都会造成旧有东西的损害,一旦这种成本超出了变革带来的收益,成本高昂的东西就变成了神庙中供奉的器物而不容变革,而何为“器”则很难确定。例如,在近代中国的变法过程中,一开始,当局把体制界定为不能变更的神器,只能学“船坚炮利”;甲午失败,不得已放开了体制变化,但不能学立宪政体;在革命压力下,不得已又开放了立宪领域,仅仅把帝制作为最后死守的底线;辛亥革命又打破了当局的这一底线,使得执政的皇族权贵不得不抱恨喊屈,感叹计划赶不上变化,认为国家管理的不确定性太大。在这种不确定性面前,每次变革的适应期区段会越来越短,而这种适应期区段的变短,又会极大降低变革的收益,或者迅速增加变革成本,致使变革失败。

对此,老子的对策有二:一是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动态管理;二是自由裁量,这就是权术之变。

所谓以不变应万变,就是承认情境在不断变化,放弃截取横断面式的固化思维,从哲学层面上强调时空二维的变化都是动态不间断的,对应的管理措施,不是等到决策落后于外界变化时再进行变革,而是把决策本身置于不变的变动之中。老子说过一段很多人都理解不够的话:“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曰: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新成。”(第15章)这段话的意思是:真正能称得上是士的人,其精微、玄妙、通达、神奇是深不可识也说不出来的(正如“道”之“不可道”一样),勉强描述一下可以这样说:他做事犹豫不决就像冬天过河,不敢高声就像担心惊动四邻;庄重如同到别处做客,而涣散如同冰雪消释;敦厚如同原生态朴木,旷达如同原生态山谷,外人看不透他就像混浊的河水。怎样才可使混浊之水澄清?靠徐徐之静。怎样才能使静止状态变化?靠缓缓之生。守住这个“道”,就不会走到极端,不会因充盈而物极必反。因为老子看到事物的变化总是走向反面,所以他强调以“不盈”来应对事物的变化。这样,就能使自己适应各种变化。

老子的这种思想,是以不求变而应变,以不求知而感知。在事物的不断变化中,他尤其反对那种积极的应对。老子反问世人道:“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專(抟)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能疵乎?爱国治民,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第10章)人们之所以内心不安,是因为人们有太多的欲望,对外界有太多的追求。能不能形神合一、守住本性?能不能抟聚柔顺,如同婴儿之躯?能不能虚心静气清除欲念,像洗涤镜子那样没有疵点?能不能不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治理国家?(在第5章中,老子更加直接地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也;不以智治国,国之德也。”)能不能用直觉感知事物(天门指人的感官),而不是以理智压抑感觉,做到雌伏而不雄起?能不能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表现为无知状态?准确回答上述问题,就能做到防止灵魂外驰,无知无欲,排除偏见而冥观事物,以无为驾驭天下,用直觉支配理智,大智若愚。如此类推,老子强调,只要自己处于一种无知无欲无求无为状态,就可适应一切外界变化。

这样,老子就把管理变成完全消极的随波逐流。既然决策跟不上形势,那就不做决策;既然计划跟不上变化,那就不要计划。“绝学无忧”,无知无畏,婴儿不知道危险,那就不会有危险。“众人熙熙,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儽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第20章)如此,管理就没有任何神秘、高妙可言,不会干预不断变化中的自然状态。即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第60章)。煎鱼最怕不停地铲和翻,千万不要按自己的意图折腾,治国道理一样,贵在顺其自然。

值得注意的是,老子特别推崇婴儿状态。“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怒,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55章)很多人可能对这种描述不以为然,难道天真烂漫的婴儿真的就“毒虫不螫,猛兽不据,鸟不搏”?难道婴儿的无知真能使其无畏?显然,老子在这里以大量的经验观察为依据,看到了各种冲突的相向性。婴儿无知使其不知道害怕,不害怕就不会对外界产生敌意行为,他会在没有性意识的情况下勃起,会成天啼哭号叫而嗓音不哑,究其原因,是因为婴儿没有企求,从而使自身处于自然的柔顺状态,没有敌意就不会带来外界的攻击,这种内外和顺是人生的常态,了解这种婴儿般的常态是真正的聪明。超越这种常态的过分追求,过分逞能,就会“物壮则老”“强梁而死”。自然界的水流,人类中的儿童,由此成为老子经验归纳的基础。老子关于“道”的学说,就是由此而展开的。老子不是依据形而上的分析推理,而是依据形而下的经验观察和总结类比,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思想。在完全不依赖现代科学方法的条件下,他从经验中感知到行为的适度应对策略和消减对抗性反应的准则。

老子认识到了管理的动态性,他的应对策略跳出了把动态分解为局部静态的局限,尊重现实的自发秩序。然而,老子又是完全消极的,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他是反现代性的。他认为,正是现代性的声色刺激,使人变得想入非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第12章)但是,对于普通人的追求予以干预,又违背了老子的无为宗旨,于是,他主张管理者应该给下面予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第79章)古人的契约以竹木制之,分为两块,侧面刻印记以验,执右契者是权利方,执左契者为义务方。所谓“圣人”执左契,就把把治国者置于被动验证一方,不为主而为客,实现管理中的主客易位。由此,把管理的主动权完全交给属下,这就是本文说的自由裁量。这一点,对中国的管理传统有重大影响。至今,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这种交由部下决策的管理方式。即便是上级下达指令,还会用适量、酌情、少许等等表面上很不确定的言辞,以适应当事人面对的动态情境。这种模糊性,往往会让欧美人不知所云;然而,欧美的那种确定性追求,也往往会使中国人极不习惯。一个留学欧洲某国的学生,最不适应的一件事,就是同学聚餐时,德国学生会拿着量杯天平进厨房,而中国学生则对精确到以克计量的菜单视而不见,简单约摸各种调料。也许,中国人的“马大哈”传统,同老子思想多少有点关联。

关于“权术”一词,需要稍加辨析。从本意上看,权是权变,是衡量变化的秤砣,而不是延申而来的权力。术是技巧(術的本义是行在道上),是他人不具备的艺能,而不是见不得阳光的诡谋。当然,现在所谓的权术,含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多强调其中的“谋”而不是强调其中的“权”和“艺”。老子的思想从自由裁量出发,肯定会走向“术”。上司要掌握把自由裁量权下放到什么程度,下级要明白这种自由裁量权能够给自己多大余地。

如果真正按照老子的思路,完全的消极适应是不需要权衡的,而老子的目标在于“南面而治”,所以,老子的术,从一开始就带有谋的色彩,是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策略。所谓“大智若愚”,本质就是一种装。比较一下道家和儒家,这种差别就一目了然。儒家不乏讲权,但很少讲术。道家则很少讲权,却对术津津乐道。所以,讲老子管理思想者,多会走向谋略,甚至走向用计,这虽然不是老子的初意,却是他的逻辑延伸。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很快就会看到不同于前的另外一个老子。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45章),不是真正的缺、冲(虚)、屈、拙、讷,而是特意克制、掩饰成、盈、直、巧、辩。现实中不难发现,有些十分聪明的人会故意装傻,非常机灵的人会显露笨拙,这种人正是老子思想的践行者。但无论其做得多么好,都是一种“伪”。这种“伪”,实际上往往比内外一致的有为和企求野心更大。

老子很不满意孔子的进取精神,曾经严厉地批评孔子说:“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娇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段话,可以反映出道家和儒家在管理思想上的最大差别。诚然,儒家也强调“邦有道则仕,无道则卷而怀之”,与道家的“得时则驾,不得时蓬累而行”基本相同,但儒家是积极的,而道家是消极的。如果说,老子确实坚守消极自然之道,对孔子的这一批评则无可厚非。但是,老子并不是完全消极,他实际上是要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柔和弱并不是老子真正要坚守的目的,而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样,示人以弱,装聋作哑,就成为一种技巧和艺术。所以,老子的反智,不是一种彻底的反智,而是要保持自己的“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第33章)刻意就不再是自然,老子崇尚自然,然而知雄守雌,明明是“雄”却硬要把自己装扮成“雌”却是人为,这是老子管理思想的内在矛盾。在他教训孔子的话语里,人们可以看到崇尚自然的老子变成了高扬人为的老子,他要求孔子为了一己之利而不惜掩饰本来面目,放弃了顺应自然。

所以,老子的术,可以概括为一种知雄守雌的权谋表演,目的是争天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66章)而且在术的具体运用上,老子说得更直白:“将欲歙之,必张之;将欲弱之,必强之;将欲废之,必兴之;将欲之,必与之。将予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36章)这里,老子思想就已表露出明显的诡道,明处和暗处截然相反,目的和手段相反相成。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走上与道无关的“纯技术”权谋,而一旦脱离了“道”只讲“术”,这种“术”就很有可能厚黑化。赞许老子管理思想者,往往对这种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给予高度肯定。有必要指出,即便是真的“弱”,一旦用“以”字把它变成用来“胜强”的手段和工具,那它就不再是自然之道,就会背叛老子的初衷。而老子本人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可以说,在《道德经》中有两个老子,一个是自然的、无为的老子,另一个是人工的、以无为掩饰有为的老子。前一个老子在逻辑上肯定会走到后一个老子,而后一个老子又会在逻辑上推翻前一个老子,这才是老子管理思想的命门所在。他自己也知道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才发出了“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的告诫。

既然不可示人,就要尽可能不使别人发现自己的作伪。所以,老子的术要求人们把自己的真实状态和真实目的牢牢包裹起来。他再三告诫人们:“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第56章)正因为老子的“术”存在着这样的不诚实,所以,历代儒家在讲解《春秋》时,往往用“郑伯克段于鄢”作为批判老子思想的佐证。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之教是共叔段丧命的根源。《公羊传》称这一事件彰显了郑庄公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谷梁传》则直接称“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范雍在注释中更明确地说:“段恃宠骄恣,强足当国,郑伯不能防以礼,教训以道,纵成其罪,终致大辟,处心积虑,志欲杀弟。”《左传》虽然主要是记录史实,但所记郑庄公对下属言“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等说法,也反映出郑庄公的用心险恶。对于老子思想中这种“钓鱼式管理”,朱熹说得最透彻,“《老子》一书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与你争。如一个人叫哮跳踯,我这里只是不做声,只管退步。少间叫哮跳踯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应自有馀。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设心措意都是如此。闲时他只是如此柔伏,遇着那刚强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张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推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云‘以无为取天下’,这里便是它无状处。据此,便是它柔之发用功效处。”(《朱子语类》卷137)“老子心最毒”,一个“毒”字,把儒家对道家之术的不以为然作出了通彻表达。王夫之干脆称老子为“持机械变诈以侥幸之祖也”。近代曾国藩也有类似感慨,他在《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下说:“吴子序言:‘圣人言:“保国,保天下。”老氏言:“取国,取天下。”吾道只自守,老氏有杀机!’云云,其义甚精。好学深思,子序不愧。”章太炎比较儒家和道家,直接斥责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其所以制人者,虽范蠡、文种,不阴鸷于此矣。故吾谓儒与道辨,当先其阴鸷,而后其清静。”“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掌故,约《金版》《六弢》之旨,箸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其治天下同,其术甚异于儒者矣。”(《訄书·儒道》)儒家对道家的这种批判,有助于防范道家管理思想向阴谋陷阱的滑落。

但是,这种批判,尚不足以彻底否定老子管理思想中“术”的意义。如果“术”有伦理约束,有契约规范,有诚信垫底,有善意支配,那么,老子的“术”,仍不失为对管理的智慧性启示,有利于人们感悟管理的真谛。例如,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第60章)就是对管理之术的一个绝妙比喻。所以,“术”亦正亦邪,可正可邪。作为管理的工具,术要看掌握在谁手里,用什么价值观念来支配和使用。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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