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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能否走向宪政——同秋风商榷   

2012-09-08 12:37:52|  分类: 管理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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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能否走向宪政——同秋风商榷

刘文瑞

中国要真正走向现代,宪政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如何实现宪政,当今有不少探索者,有提出党主立宪者,有提出宪政社会主义者,有讴歌英美宪政者,有赞许民国宪政者。其中秋风等人主张的儒学宪政,很值得引起人们的思考。

儒学与宪政的关系是一个严肃而且庄重的题目,要讨论此题目,非平心静气、焚香沐浴不足以显其诚。即便不那么古板,清茶也好,咖啡也好,都可以作为讨论宪政的佐料,唯独不能靠网络口水战来决一胜负。秋风(姚中秋)的《华夏治理秩序史》,已经出版了《天下》和《封建》两卷,厚厚四大本,可以看作他关于儒家宪政思想的系统梳理之作。但在这个思想已经碎片化的浮躁年代,我们看到的是关于秋风率领门徒在山东曲阜跪拜孔子的热议,是比赛声音分贝的网络对攻,而关于秋风的书几乎没人说起。在这个辩论技巧排斥了思想深度、敏锐尖刻远胜于谨慎厚重的年代,没有真正的思考,只呈口舌之快,恐怕远非中国之福。

概言之,秋风认为,宪政必须建立在民族传统之上,历史上有源远流长的华夏治理之道,这个道就表现在经史之中。近代以来的反传统取向,使中国现代化过程走了弯路,所以,应该回归传统,以返本求开新。为此,他对尧舜禹乃至夏商周的治理天下之道进行了系统诠释。由此,秋风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路径——以儒学之道开出华夏新宪政。事关重大,儒学能不能引导中国走向宪政,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决裂和赓续

曾几何时,与传统决裂在中国是非常时髦的。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开始,中国人就有了一种告别历史的迫切需要。包括胡适那样的温和渐进派,在同传统决裂的思想层面上也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倾向,至于鲁迅那种深沉的愤慨以及对青年人“不读中国书”的劝告,反映出来的正是对传统的彻底绝望。这种思潮,在共产党执政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即便是正面的“向前看”,在潜意识里也还是一种急于摆脱历史纠缠的轻装理念。

然而,传统是那么轻易告别的么?五四的反传统健将,骨子里浸渗的依然是传统式的道义担当。鲁迅说“不读中国书”,正是读透了中国书的彻悟和感伤。文革期间的反传统史无前例,结果却是传统中最阴暗的东西借尸还魂。即便是世界公认的反传统代表法国大革命,当初为了革掉传统的命,连有神话传统的月份名称都改了,扑克牌上的国王、王后和骑士是旧时代的遗迹,也变成了自由、平等和博爱。但读过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传统是割不断的。你同传统过不去,传统就偏偏同你过不去。打扑克甩出一个“自由”,偏偏它就是一个老K。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传统当作废墟清理干净,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无视传统而走向现代。从这一意义上说,秋风的呼吁是在尽一个学者的本分,这也是值得我等向他表达敬意的。

问题是,传统如何赓续,需要多方探索。秋风的工作,对于人们重新审视儒家的治理理念,对于理解华夏社会的遗传基因,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他的《华夏治理秩序史》,相对于当今那些信口开河的所谓国学著作来说,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之作。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我们还要继续发问:中国的传统,是不是只有儒家一家?即便是先秦,儒墨道法的争论是不是也构成传统?孔子以后的儒学分化该如何看待?汉儒曾经为今文和古文的正统地位争得你死我活,后来汉学和宋学又各持一端。近代想当教主的康有为推崇常州学派和今文公羊,而国学大师章太炎则以古文经学为正统。正视这些分歧,对赓续传统有益无害。

还有,传统不仅仅在文献中。当不识字的老太太念叨“头顶三尺有神灵”时,当乡下老农“敬惜字纸”同时又嘲讽“傻秀才”时,传统就在其中。学者如何从无意识行为中揭示出相应的行为逻辑,更值得思考。退一万步说,只有能够传承下来的传统才是真传统。那种急于割断传统的激进态度,何尝不是来自传统?秋风高度赞扬的儒家,是仁政的倡导者和守护者,但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历史上正是秉持黄老之术的统治者,恰恰最能实现仁政理想。而儒家的有为传统,往往激发的是好大喜功。没有黄老的无为,没有墨家的节俭,儒家会不会走向礼仪的奢侈?儒释道在传统中如何嵌合,官方主旋律和民间草根禅如何制约,都同传统的演变紧密相关。如果没有这些思考,赓续传统就可能是一厢情愿。

二、经与史

儒家的基本经典是六经(实际为五经)。尽管从汉代起,解读经典就有了门户之争,各说各有理,但有个传统却一直延续下来,即不许怀疑五经。为了表现出五经的权威,抄写经书的竹简三尺长,一般的公文一尺二,私人文书只能是一尺。尺牍一词就由此而来。五经同法律地位同等,官员甚至可以直接依据五经断案。对于五经的文字解释,逐渐形成了“注不破经、疏不破注”(即注文不能突破经文,疏文不能突破注文)的传统。由此,儒家五经进入了“诚则灵”的神化领域。

史书同经书有一个重大区别,经不可怀疑,史可以怀疑。即便是官修正史,照样可以说三道四。所以,史书可以质疑,可以纠谬,甚至可以推翻重来。宋朝对五代修的《唐书》不满意,于是就由宋祁、欧阳修等人修了《新唐书》,照样列入正史。新旧《五代史》也一样。如果是经书,就绝对不能像史书那样“或革或因”、“有增有损”。史书的可质疑性,使它在增长智慧、辨析是非方面具有五经所没有的优势。

清朝的章学诚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六经皆史”,从而把经书由不可质疑的神圣经典还原为历史典章记录。近代章太炎则强调经史互通。从此,人们一般把五经作为历史资料来读,破除了经书的神圣性。

也许秋风认为,失去了神圣性的经典会被人忽视,所以,他读五经的态度是虔诚的,要求人们重新回到古人读经的轨道上。尽管他也强调“以经为史,以史明经”,但他的“以经为史”没有质疑,只有崇信。所以他的“以史明经”也就不是用史料来考究经书之谬,而是佐证经书之真。秋风不是去寻找有没有黑天鹅,而是寻找更多的白天鹅。通观秋风的四厚本巨著,几乎没有看到对经书的质疑和驳论。如此读经,恐怕有利有弊。

以善意推测,秋风此举,是为了矫正当今人们对经典不够尊重的恶习。在现代中国,对传统没有必要的敬意,仅仅把经典当作工具,急于从经典中找到克敌制胜的秘籍,甚至把经典作为权术教科书的人并不少。读经必须根治这种劣习。所以,秋风的尊敬经典,服膺经典,在态度上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也有助于恢复经典的严肃性。然而,尊重不等于盲从。古代儒学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把孔子神圣化,把儒家道统中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神圣化。这样做,很有可能背离孔子本人不语“怪力乱神”的本意。对于秋风本人来说,学者的思维可以保证自己的跪拜不是盲从,但是,能否保证身后跟着他跪拜先师的人也不盲从,则难说。在乡间老农那里,孔子牌位、关帝圣君、观音菩萨,甚至送子娘娘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倡导对经典的尊敬,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变质。一旦把儒学经典推到至高位置,反而可能背离先师初衷。

即便没有神化,读经是否可以质疑,恐怕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钱穆称读史要有“温情和敬意”,陈寅恪称治史要有“同情之理解”,他们这种态度,不妨碍他们去考辨以及证伪史家陈说。而秋风的著作中,似乎看不到学者必须的证伪精神,考辨也极少,把《尚书》及其古人注疏作为信史,简单地把现代学术争论看作庸人自扰或者别有用心的造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回避质疑。尤其是如何对待“古史辨派”的学术贡献,可以看作是否遵从证伪原则的一个检验。秋风把古史辨派也归入“现代性自负”导致的盲目,很有可能会使自己陷入祖述尧舜的盲目。从《华夏治理秩序史》来看,以尧舜之陈酿,浇当今之块垒,恐怕其酒精含量过于稀薄。经过文革“红宝书”洗礼的国民,不大可能会相信一本《尚书》就会闪现出完整的治理秩序之光。

三、演化和建构。

秋风对自己曾经翻译过奥地利学派的文献而相当自豪,这种学术底气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正是秋风翻译过传记的哈耶克,对人类以建构理想社会的名义而“通往奴役之路”给予了充分的揭示。宪政的形成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演化过程。“建立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社会”,会给自发秩序挖个大坑。华夏早期的治理史,也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演化史。对此,秋风的著作有较好的把握。

问题是,有很多人,包括读过哈耶克的人,在现实中往往比较喜欢建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混为一谈。从演化角度看,自发秩序也好,扩展秩序也好,只是对社会秩序的解释。而一旦要改变社会秩序,势必进入体系建构。有些理论,掌握不住解释世界的分寸,硬要在现实中插一杠子,其结果是从天堂掉入地狱,学者对此应当保持高度的自省。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更好地理解学者金纲所说的“儒家吉位在野不在朝”。秋风的著作,似乎以演化为起点,而以建构为终点,为人们勾摹出一个远古时代的宏伟治理格局,这不正是波普尔十分警惕的“整体社会工程”又是什么?不正是由反对现代性导致的理性自负而走向了自以为是的圣贤自负又是什么?这种圣贤自负,从最善意的角度讲,也只能把它理解为急于给现实中的宪政提供模式的一种努力。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否认可这种建构模式,恐怕未必。当今更需要警惕的,是那种所谓“顶层设计”的呓语。如果有人把秋风的“华夏治理秩序”当作古代的“顶层设计”,就可能事与愿违。

要知道,历史学有点像拼图游戏,任何历史,总是信息不完整的,很多历史资料只是一些片段。学者则要把这些片段拼接起来,展示出其大致面貌。即便是文献和考古资料相当丰富的王朝,也有很多只能存疑而拼接不起来的东西,越古越远,这种拼不起来的地方就越多。尧舜时期能不能拼出完整的图景来,实在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然而,秋风拼出来了,而且秩序井然。那么对不起,这个拼图是需要反问和质疑的。只有经过检验,才能排除赝品。

发表于《华商报》2012-09-08-B3版《评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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