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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思想的政治主旨  

2012-09-03 10:04:27|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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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创立道家的老子,同创立儒家的孔子齐名,但是关于老子的生平事迹,史书记载却要少得多,作为历史上的著名隐者,他的事迹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甚至连老子是谁也一直争论不休。文史专家罗根泽在主编《古史辨》第六册时,曾列举出了29种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不同说法。好在陆续出土的帛书简书,证明了《史记》关于老子的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

老子是楚人,姓李名耳字聃,担任过周室的史官,与孔子同时代或者稍早,孔子曾向老子问过礼。老子的最大贡献,就是给世人留下了一部《道德经》。“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的思想在历史上影响极大。中国有学者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黑格尔在谈到东方哲学时满脸的不屑,认为哲学是从西方开始的,然而在谈到老子时却要比对孔子略微肯定一些。尽管黑格尔对孔子和老子的文献充满了误读误解,也不得不承认老子是古代东方精神世界的代表者。出于对黑格尔偏见的批评,钱钟书曾经在《管锥编》中指出:老子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哲学概念,黑格尔却要长篇大论,黑格尔关于东方思想的讲演,“数十百言均《老子》一句之衍义”;黑格尔的失误,是一种对汉语无知的“失言”。严复干脆直接在“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旁边批注道:“西国哲学所从事者,不出此十二字。”李约瑟在《中国科技思想史》中则对老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虽然关于老子的思想评价见仁见智,但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之高是无可置疑的。

老子的《道德经》有很多传世版本,流传较广的主要是《河上公章句》和王弼《老子注》,前者是汉代河上公的注本,后者是曹魏王弼的注本。上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出土有帛书本,90年代在湖北郭店楚墓出土有竹简本。出土的简帛本为《道德经》的考订校勘和训诂提供了新的资料,澄清了关于《道德经》写作年代的部分质疑,对有些字句的订正提供了新的证据,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依然以读传世本为宜。

在《论六家要指》中,司马谈对其他各家都有批评,唯对道家高度赞扬。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汉书·艺文志》则简要指出了道家的渊源和主旨:“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这些论述说明,在两汉时期,人们就把道家思想看作治理国家的理论,所以,研究《道德经》的管理思想,正是回归道家本位。

很多人初读《道德经》,往往被其高度抽象且富有辩证思想的文句所折服,把它看作典型的古代哲学文本,而忽略其史学价值。实际上,读《道德经》首先要从老子曾经是周王室史官这一事实出发。近代严复在点评《道德经》时,曾经说过:“吾尝谓老子为柱下史,又享高年,故其得道,全由历史之术。读执古御今二语,益信。”(《严复集》P1081)严复所说的执古御今二语,即“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第14章)《道德经》一书,正是对古今成败存亡祸福强弱的法则性总结,它的本质是史学的,哲学不过是史学的映射而已。

忽略老子的史学,这同人们对史学的偏见有关。很多人认为,史学就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历史的具象,就没有历史。这种看法自有道理,但却忽视了史学的本质是思想和观念。如果只有具象没有抽象,只有资料没有思想,所谓历史不过是前人讽刺的“断烂朝报”。通观《道德经》全文,没有一处提及具体的史实,但通篇无不是对历史经验的高度浓缩和提炼。从这一角度看,《道德经》的首要价值不在其辩证法,而在其彻底的经验主义思辨。即便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在《道德经》中也会表述为具体经验的总括,而不是纯粹的逻辑抽象。所以,《道德经》中充满了用来指导人们生活的智慧,而不是符号化的精确思辨和实证化的具体知识。老子对于史学的意义是:由史实到史学,是一个由事件到思辨的过程。史学可以很“虚”,当然,这种虚的背后要靠“实”来支撑。

老子对历史的概括,没有具体的年代人物,而是用一个古字泛称。例如:“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第15章)“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第22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第65章)如果是需要高度肯定的统治者话语,老子也不说张三李四,不称尧舜禹汤,而是泛用“圣人”指代。例如:“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第78章)这些话是谁说的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间说的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些话是否具有说服力,是否概括出了普遍性的历史经验。很有可能古人说过类似语言但文字不同,或者表述有差异;也有可能古人并未说过这些话语,是老子借古人圣人之口阐发自己的观点。对读者来说,不需要考证这些话语的原始出处,也不需要弄清楚到底是谁说的,原话究竟是什么样子。读者只需要从历史经验角度认可这种话语传递的思想,在心中引起共鸣。弄清这一点,对于理解《道德经》,进而理解中国传统史学是有帮助的。人们常说“文史不分家”,但很少有人认识到文史不分家的真正意蕴。《道德经》正是老子以史学积淀的韵文来表达社会法则的杰作,它开创了中国史官文化的先河。

很多人认为,《道德经》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发端,因为其中有不少关于自然现象的话语,尤其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自然哲学是有关系的。但是,《道德经》的主题不在自然而在社会。它不是“自然论”而是“政治论”。李泽厚称老子对自然现象的陈述“不过是借自然以明人事而已”,并强调“如果把《老子》辩证法看作似乎是对自然、宇宙规律的探讨和概括,我以为便恰恰忽视了作为它的真正立足点和根源地的社会斗争和人事经验。正是这种根源地和立足点使先秦哲学不同于希腊哲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班固把道家思想看作“君人南面之术”,确实反映出了《道德经》的主旨。当然,班固的概括是有缺陷的,他仅仅突出了道家的方法层面而忽略了其本体层面和价值层面,但把道家定位在社会学说范畴,还是比较精准的。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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