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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自组织和治理结构的简化  

2012-09-24 16:53:54|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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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在老子“道法自然”思想支配下,《道德经》的内容反映出原始的、潜在的自组织倾向。这种自组织倾向,是由“道”的本质引发出来的。“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第32章)正因为道是天下万物的本原,没有人能够支配和控制道,所以管理者只能任由天下万物自发循道而行。由此而发生的组织形态,是一种自发形态。对于君主而言,不是由他控制臣民,而是臣民“自宾”于君主。天地之间的万物配合运行,雨露分布,没有谁去下达命令而自发均衡。统治者创设制度确立名分去治理天下,也需要掌握可干预的限度。最关键的是要“知止”,即明白在什么地方需要停下来不加干预。知止才可长久,才可源源不断,就像江河汇入海洋那样,海洋并不求取江河,而是江河自发奔向大海。

所谓无为,本质是实现自我管理,把社会管理由他治变为自治。这种自治思想,贯彻在《道德经》的始终,处处可见。如:“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第37章)这段话中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在帛书中为“道恒无名”,在简书中为“道恒无为也”,没有“无不为”,所以,学界有人认为老子只主张“无为”,“无不为”是后世的黄老之徒添加的,不是老子本意。但也有学者认为,在简书中的其他章节,还有“亡为而亡不为”,说明“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老子本意,即便“无不为”是后人衍入,也符合老子自己的思想。如果从自组织角度理解,这种考据式的争辩就没有必要。老子强调无为,是指“为”的主体对管理对象不加干预,正是这种不加干预,能够保证管理对象无不为。道是无为的,而道的客体是无不为的。大海对河流的无为,正好保证了河流能“无不为”地流入大海。所以,“无不为”即便是后世黄老之徒所加,也没有扭曲老子本意。

实际上,《道德经》中这种通过自组织“无为而无不为”的类似说法还有很多。例如,“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善救人,故无弃人;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第27章)善于行走的人不会留下车辙痕迹,善于言说的人不会出现瑕疵词语,善于计算的人不用算筹,善于关门的人不用锁具,善于捆扎的人不用绳索。这些话前半句说的正是无不为,后半句说的正是无为。无为和无不为,是通过自组织和自管理实现的。正是自组织,才能做到人尽其才而没有废弃之人,才能做到物尽其用而没有废弃之物。这就是遵循明道。在自组织中,有能力者是无能力者的师傅,无能力者是有能力者的资源。不明白这个道理,即便聪明人也是小聪明而大迷茫。老子的这一思想,对于社会管理意义重大,他通过自组织说明了“无为”和“有为”的关系,说明了人无弃人、物无弃物的道理,是中国古代“存在即目的”的思想源头。老子学说后来往往成为养生理论的支撑,正是其自组织观点的生活延伸。

在老子眼里,自组织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到的管理正道。外在的控制越多,社会组织就越会走向反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忌讳、利器、技巧、法令,都是外在控制的产物和工具,而这些外在控制用得越多,就越会造成组织异化。所以,管理的基础要建立在自我管理上,以无为使民众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即便是现代的自组织,也必须依赖于成员的接触和信息交流,不可能形成大型组织。自组织需要的是最简单的组织结构和最一般的治理方式。况且老子并不看重信息交流和沟通,老子所采用的学习方式,是经验感知性的体悟,而不是儒家的格物致知和“三省吾身”的修为。他认为,技巧会造成机心,知识会带来妄想,所以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48章)他理想中的国家组织形式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80章)这段小国寡民的名言,过去曾经作为老子复古倒退的“铁证”而屡遭抨击。如果从自组织的角度看,这段话恰恰是老子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老子的理想社会固然带有历史经验的复古痕迹,但更多地是考虑到自组织的社会功能。因为任何自组织,都不会有很大的规模,而且都要同自身生活密切相关。农业社会的自组织,不可能超越小国寡民的思路。把这种小国寡民的理想和老子主张圣人治国的理想对照起来看,更能看出其自组织色彩。老子根据“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的经验观察,对统治者提出了圣人治国的理想:“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第58章)这样的统治者,具备了方、廉、直、光的美德,但却不能也不必把这些美德施加到民众头上,严肃正直而不伤害他人,光明正大而不放肆炫耀,放手让民众自治。上有圣人治国,下有小国寡民,在自治基础上甘食美服、安居乐俗。这里没有“进步”和“发展”,只有当时条件下的舒适和安逸。其存在的前提是统治者的“无为”。老子的陈述,隐含了自组织的适用边界,即只追求生活,不追求“丰功伟业”。对于统治者来说,在缺乏创建丰功伟业的社会资源时,往往会认可乃至支持社会的自组织以恢复民众元气,增进社会活力,然而一旦具备了建功立业的条件时,就会把社会自组织结构打碎,作为自己功业的养料。

当然,老子对自组织并没有提出严密的理论设计和逻辑分析,仅仅是一种基于道法自然思想的领悟,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智慧。但这种自组织倾向,对于消解古代国家的社会紧张是有一定意义的。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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