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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与权变  

2012-05-25 08:43:01|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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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现实中具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我们总觉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管理者首先会想方设法搜集更多的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但是,现实往往是信息的杂乱无序,尤其是信息重要性难以判断。到底什么信息对选择最重要?这也正是当今许多人的头痛事。无奈之下,只好跟着潮流说“细节决定一切”。然而,从信息加工和信息处理的角度看,“细节决定一切”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你不得眼下的不确定性要比以前更多,但如果考虑到社会的发展水平与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一致性,也许会承认,古代的不确定性不比现在的少,其区别仅仅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

知道是哪个细节在起决定作用。很有可能,你高度关注了甲细节,很快就会发现乙细节才是更大的隐患;你把精力投入乙细节,但丙细节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拦路虎。如果你打算关注所有细节,只能实话实说你根本没有那样的时间和精力,只得放弃对细节的关注,或者说拾到篮子就是菜,碰上什么管什么。到这时,你就基本是个消防队员了,只能被乱七八糟的事务牵着鼻子走。

孟子的一段话,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逻辑解码思路。在谈到战争时,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豀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

尽管孟子所言有点牵强,但其道理还是站得住脚的。在大量信息面前,管理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信息的重要性排队。如果在内容上无法把握重要性,则可以从范围上估量重要性。相比之下,对于战争而言,人员信息最重要,其次是装备和技术信息,再次是环境信息。当然,这一排序不是死板教条,还得考虑其他因素。孟子的缺点,是把这种排序绝对化了。如果用不那么绝对化的眼光来看待孟子的战争信息分析,完全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当然,反驳者可以说,某个环境信息,足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显然,这条信息的内容重要性,是作战指挥能够判断的。孟子的牵强就表现在这里。然而,如果无法判断出内容重要性,孟子的范围划分,还是有其理由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在考虑了天时、地理和人和之后,仍然无法选择,这时该怎样做?孟子提供了两个思路,一是以不变应万变,二是以变应变。

诚信一直是儒家强调的重要德性,言必信、行必果是诚信的表现。然而,孟子却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这就是权变。人需要言而有信,言行一致,然而有些时候,即便是正经如孟子,也认为可以说假话,说过的话可以不兑现。但是,这种权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对道义的坚守。也就是说,在具体方法和事务上,可以以变应变;但在道义相关的问题上,绝不能变。比如,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这不合礼制。但是,更重要的是孝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舜因无后而娶妻,不告犹告。“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离娄上》)也是同一道理。反过来,“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离娄下》

对于这种权变,孟子还有一段更为明快简洁的话:“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离娄上》)如果看见嫂子溺水而不去救,不就形同豺狼了吗?所以,儒家谈到权变,一般是理直气壮的。后代的王学,把儒家的权变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问题是,权变有可能伤害到道义,对此,孟子并无足够的警惕。这一点,我们不可苛求于孟子,但要认识到,这种权变思想,不能随意移植到当代来。正是权变思想,使有些不公正、不道德行为在“惟义所在”的旗号下瓦解着社会基础。尤其是权力执掌者,往往会在所谓的“道义”中夹带私货。明代十分有名的清官海瑞,在担任淳安知县时,讲到他的断案心得就说:“凡讼人之可疑者,与其屈其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其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如果说,上面这种偏向还多少有点传统道义上的合理性,那么,海瑞在对上下关系上的偏向就只有自己的利害考虑而无道义可言。“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宁可薄下,不可不厚于过往。”“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有不如意辄颠倒是非,谤言行焉。”(《海瑞集》)就连海瑞这样得到百姓“青天”口碑的官员,在权变上都有如此举措,理由是保全自己是为了当地百姓,那些贪官污吏,找不出多少冠冕堂皇的权变借口?另外,在古人眼里,管理中的程序是为实质服务的,只要实质符合道义,程序就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所以,权变思想流行的一个恶果就是中国传统中几乎没有程序正义的概念。对此,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认识。

孟子一生好辩,一心改变当时的中国。他的管理思想,既有在价值观念、人性假设、组织体系、社会分工等方面的洞察和创见,也有强词夺理、以偏概全等方面的缺陷。他本人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既要批判现实,又要服务现实;既要给诸侯国君当臣,又要给诸侯国君为师;既要从政,又要治学。也许,他所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离娄上》)就是一种对自己的调侃。了解孟子,可以使我们对古代特别是儒家的管理思想有进一步掌握。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5月上半月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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