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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与管理之道  

2012-05-14 09:10:06|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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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中庸》相传是子思的作品,但同孟子的关系极大。人们一般认为,孟子的思想本原来自子思。加上《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所以,有必要指出《中庸》与传统管理思想的关系。

“中庸”这一概念是孔子提出的,《论语·雍也》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此后,中庸成为儒学的重要思想,在《礼记》中以专门篇章论述。自从宋代理学家二程和朱熹选编《四书》后,原来《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立即身价倍增,此后儒学信徒认为,儒家学说的精髓尽在其中。尽管人们通常都以“四书五经”连称,但宋人选编的《四书》影响之大,很快就超过了原本正宗的《五经》,明清时期,《四书》普及率远远在《五经》之上。

现行本《礼记》,本身就是西汉人戴圣编辑的,其中各篇的成书时间和作者争论极多。关于《中庸》一篇,通常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所写。然而,宋代欧阳修就对其提出疑问,清代袁枚、俞樾、崔述为此辩论不止,现代人冯友兰、徐复观各执一词。这种考证,并不否定《中庸》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作为普通读者,不需要弄清它的各章出处和具体作者,只需要掌握它的思想内涵和社会价值,文本考证可以留给专家继续进行,我们只需要关心它对历史上的管理思想有何贡献。

关于儒家经典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受很多因素制约,但有一个人们似乎都不大注意的操作性细节值得重视,即《四书五经》的阅读年龄及其先后顺序。所有读书人几乎都有一个感受:同一本书,阅读的年龄不一样,经历不一样,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来说,积淀越丰富,阅历越广泛,读书越得法,阐释越透彻。然而,少儿时不大理解盲目背诵的篇章,有可能在无意识层面所起的作用更大,在本人都觉察不到的情况下更能影响人的行为。成年的阅读会提高理性,童年的阅读会塑造性格。所以,了解古人的阅读顺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经典在古人身上的作用。

自从《四书》被钦定为官方教材后,小孩学习的顺序是:先用《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识字,再读《四书》入门,最后才是读《五经》深造。所以,正经读书人读《四书》的年龄,正是十岁上下最淘气的时候,可以想象,其阅读只能是囫囵吞枣,机械背诵,即便有所理解,也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到了真正“有志于学”的年龄,则要在更为艰难的《五经》中确定一经或几经,爬梳文字,由注疏到笺读,由考证到解诂,订正章句异同,剖析微言大义。清末学制改革后,《四书》明确为小学教科书,也能够反映出其阅读年龄段。这种顺序,势必导致学童对《四书》的感知大于理解,对于其中的思想深度,需要在读经以后再反身求之。

《四书》的阅读是在少年时段完成的,而《四书》的难易程度又不大一样。在二程和朱熹选编《四书》时,他们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所以为首篇;“《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是入门后的初级训练;《中庸》则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要籍,“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难度最大,所以列在最后。如果以少林武功比喻,《大学》相当于少林长拳,《论语》和《孟子》相当于少林七十二绝技,《中庸》则相当于易筋正法。但是,后人在出版时,为了照顾篇幅和格式的一致,把《中庸》提前,变成了现在通行的《学》→《庸》→《论》→《孟》次序。这样的排列,在文字形式上当然更齐整,但在内容理解上却给学童增加了难度。本来,朱熹列出读《四书》的顺序是:“学问当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朱子语类》,下同)。然而,编排顺序不可能不产生阅读先后的影响。如果没有《论》《孟》的底子,先读《中庸》,只会加剧小孩子半懂不懂的状态。对此,朱熹再三告诫:“《中庸》,初学者未当理会。”“《中庸》之书难看。中间说鬼说神,都无理会。学者须是见得个道理了,方可看此书,将来印证。”朱熹认为,只要先把《大学》和《论》《孟》读通,就有了一半读《中庸》的底子。而读《中庸》,也先不要细究,只需掌握纲领。就像练武功,先从少林长拳练起,同时把易筋经的口诀背下来,是否掌握其中的奥妙没关系,在今后的练功升级中慢慢领悟。

关于《中庸》的思想纲领,历代有许多解释。清代崔述在《崔东壁遗书》中称《中庸》一书“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用更古老的话说,就是《尚书·大禹谟》中所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需要时时警惕,道心需要细细体察,所谓中庸之道,就是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以诚为本,守其本心,秉行中正之道。这种学理推敲需要进行繁复的说明,但如果从性格养成的角度看,尤其是从初学者为儿童的角度看,所谓中庸,核心就是一个字——诚。从最简单的日用常事做起,在不知不觉中扎好下盘,打好基础。

为了说明“诚”,《中庸》给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逻辑体系。那么,什么是天命?天命中的“天”到底是什么含义?按照子思的回答,“天”就是“诚”。“诚者,天之道也。”钱穆先生对此解释得十分实际:天以诚示人,“天体乃真实有此天体,群星真实有此群星,太阳真实有此太阳,地球真实有此地球。凡此皆真实不妄。”子思的原话干脆概括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所以,天道即诚实之道。这种诚实之道下贯到人物,就是天命。“天命之谓性”的含义,是天道下贯,赋予万物和人类本性。二程说:“天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

天道至大,人则不然。没有人的参与,天道始终是自在的。人顺应天道,以天道引导自己的行为,才能自觉。此即“率性之谓道”。这里的“率”字是假借,本来应当作〖辶率〗,即先导之义。通过人的努力把本性引导出来,这就是道。由于它是人努力的结果,所以也称“达道”。这种道,实际上是把自然法则运用到社会上来。按照《中庸》的解释,“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仁、智、勇是人的内在之德,义、礼、信为人的外在之道,归结到一体就是诚。由此推论,“三纲五常”的内核是诚。

中庸之道,并不像人们平常理解的和稀泥、无是非,也不是对折式各打五十大板,更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辩证法模式。中为恰当,庸为平常,是最为一般也最为普遍的社会原理,这种社会原理又来自于自然天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它不需要高深的基础,虽凡夫愚妇,亦可行之。因为它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中”有未发之“中”与随时之“中”。当一个人没有任何行为,却在意识层面能够把自己的思想控制得恰当好处,在无意识层面能够养成“中”的习惯,才能随时得“中”(也可把内在之中称“中”,把外显之中称“和”)。所以,中庸或者“诚”,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下意识的习以为常。孟子所说的“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尽心上》),就是指这种大众化的中庸之道。

如果深入探究,中庸又可以引发出极高明的学问。下意识层面合乎中庸之道,普通人完全可以做到;对中庸形成理性的深层认知,圣人也有不可企及之处。所以,子思认为,中庸之道有平常浅近的一面,也有极其高深的一面。“君子之道,费(广泛)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对此,朱熹更加强调中庸之道的日常浅近一面。他说,中庸是平常粮食,不是珍馐美味。“中是道理之模样,诚是道理之实处。”“中、庸只是一事,就那头看是中,就这头看是庸。”夏天穿单,冬季穿棉,就是中庸。如果夏天拥火炉,冬季摇扇子,就是失中。守常不能,就要权变,而变得是,仍旧是平常。也许,对平易常用的强调,更适合于经验不足的学生来理解中庸。而事业成就后回过头来对中庸的探究,更适合于上层君子的修习。

尽管中庸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但是,从自在到自觉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所以需要修行。 “修道之谓教”,通过修习使自己对中庸的理解不断深化。“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把后天的修养与先天的性命融为一体。诚者固然是天之道,而诚之者就是人之道。所谓诚之者,就是“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为了达到中庸而有意识的努力,执著地向善行发展,这是人为向天道无限靠近的不二法门。这种修习需要一步一步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学习是修道的重要环节,子思强调学习中的学问、思辨和知行关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诚”展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的实现,可以使人之道和天之道融为一体,实现儒家的天人合一(有别于道家的天人合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的这一思想体系,对管理有着特殊意义。它对天人关系给出了儒家的解释。孔子很少说天命,而《中庸》却以天命开端,引出关于“诚”的全部学说。这一点,对于儒学具有重要思想价值。任何管理,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即行为正当性的判断(也可称为合法性,但国内的语境下,合法性一词有时不包含正当性含义,所以用正当性更准确一些)。人的认知总是有限的,如何在正当性上达成共识,是一个哲学难题。孔子的儒学,对正当性的论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这就需要不厌其烦地归纳并论证。而《中庸》则把正当性归之于天,无须经验证明。商周以来,从天命中寻找正当性的人物不少,但是,把天解释为诚是从子思开始的。以诚释天,由天况人,这就给人的行为的正当性确定了一个先验前提。天道无不诚实,只有人类才会产生虚伪。人的行为是否正当,要以天道为尺度。尽管诚还是需要解释的,但这种解释在《中庸》里已经不是论证式解释,而是理解性解释。诚的表现是可以解释的,但诚是否存在则不需要解释,一句“天之道”就可以等同于公理。任何管理,都需要有一个无须证明的前提,《中庸》给定的社会管理前提就是“诚”。它来自于天,不证自明。既然人类社会之道是诚道,商道即诚道即无须证明。

需要指出,现代管理也十分重视诚信。西方经济学以利害分析来论证诚信的积极作用,这种论证恰恰破解了诚信的先验性。今日有不少人讲诚信,所依据的逻辑是:只有诚信,才能降低交易成本,才可赚取更多利润。这在经验层次上固然没错,但却否定了“诚者,天之道”的先验性。因为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不诚信能够比诚信更赚钱,那就完全有理由选择不讲诚信。而《中庸》之“诚”,无论是否有利,甚至无论是否有用,它都具有不可辩驳也不能辩驳的正当性。所以,现代管理能否把古代诚信移植过来,反过来说,古代诚信是否适用于现代,其中存在着巨大的障碍。简单地把《中庸》的核心观念介绍给当今的企业家,有可能无法培育出现代商业诚信,甚至会适得其反。因为现代诚信是指行为本身的诚信,而《中庸》强调的古代诚信是来自天道的诚信。按照《中庸》,行为的正当性不是看是否对自己有利(哪怕是对整个人类有利),而是看是否符合天道。诚信是来自于自身理性还是来自于天道信仰,这是古今思想的重大差别。但是,了解《中庸》的思想,可以激发对商业社会的反思。正如古代的自然法思想和中世纪的神法思想,可以对人类法提供正当性标准一样,《中庸》是以天道之诚为人类之诚提供了正当性标准。现代性以世俗化打破了神学的禁锢,而神学的价值观反过来检验着现代化的正当性。据说培根曾经说过:“稍微懂点哲学的人会倾向于无神论,而深究哲理则会使人的思想更接近宗教。”(A little philosophy inclineth men’s minds to atheism, but depth in philosophy bringeth men’s minds about to religion.)我们曾经以为砸烂孔家店就是走向现代,但到最后会发现,“头顶三尺有神灵”的信仰,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愚昧无知。

即便《中庸》的核心思想不能用于当代管理,它所倡导的修习方式也十分值得当代管理者借鉴。少年时代背诵《中庸》,哪怕不理解其中的奥妙大义,相关文句却会积淀在潜意识深处。粗知皮毛的半懂不懂,也能影响到性格形成。在当今,商业道德是一个世界性话题。曾经长期主编《哈佛商业评论》的安德鲁斯曾经撰文说过,个人的道德品质是远在加入公司以图谋生之前,通过家庭、教堂、学校等方面的影响下形成的。而现代化教育弱化了家庭的道德培育功能,糟糕的学校教育无力承担起家庭不再担负的社会责任,宗教的作用也不像过去那样有用。人们只知道谴责那些缺乏道德血液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却忘了他们正是在谴责者造成的现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至于工商教育,已经有严肃的研究表明,学习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的学生,其道德水平低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当我们呼唤“基业长青”时,我们可能正在挖基业的墙角。而《中庸》倡导的学习方式,毫无疑问是在夯实道德的地基。尽管高楼大厦盖起来以后,已经无法看到地下的夯土层,然而地基没有打好的楼房,外表再华丽也靠不住。当今有太多的“顶层设计”,有太多的摩天大厦,然而基层往往在溃烂,基础往往不稳固。对此,我们不一定需要回到《中庸》的时代,却迫切需要重振《中庸》的方法和路径。最起码,当我们沉迷于组织与战略、成本与利润等管理问题时,需要想想,管理的地基是否坚固?管理之术对应的是管理之道是什么?管理之道的正当性来自何方?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5月上半月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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