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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否本善——管理原点的争论  

2012-04-20 08:49:02|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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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孟子思想涉及面广泛,从管理思想的角度看,需要从人性假设入手。任何管理思想,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管理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对人性的假设不同,管理方法手段乃至制度设计和运作体系都会不同。控制与激励、他治与自治、监督与信任等等问题,从哪个方向出发展开管理活动,都取决于相应的人性假设。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从一开始就有人性假设的分歧。到孟子这里,人性假设成为管理思想的原点之争。

春秋时的孔子对人性并没有展开论证,仅仅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说了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不过,孔子对仁政和道德修养的强调,使其学说隐含着偏于性善的倾向。到了战国,随着百家争鸣,产生了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性讨论就不可能再回避了。孟子关于人性的议论,是在同告子的争辩中展开的。告子论人性,更多地倾向于人的自然本性,是从与生俱来的角度谈论人性,即“生之谓性”。所以,他才有“食色,性也”的说法(《告子上》,下同)。从自然本性出发,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就像水一样,渠道向东则东流,渠道向西则西流。水不分东西,人性也就不分善恶。还可以把人性比作杞柳的原木,仁义就像杞柳做成的杯盘用具,你把原木加工成什么样子,它就成为什么样子。孟子对告子的观点不以为然,大加驳斥。孟子认为,如果用水做比喻,固然可以不分东西,然而,难道水能不分上下?“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使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对于以杞柳比喻人性,孟子也说:“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大意是,杞柳确实可以加工为杯盘,但要害在于这种加工是顺着杞柳的本性加工,还是戕逆杞柳的本性加工?所以,在孟子看来,告子认为人性不分善恶的观点,会给有的人作恶留下逻辑空间,更重要的是会使仁义的正当性遭到怀疑。所以,孟子义愤填膺,责难告子道:“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孟子和告子的争论,还有许多对话,用上了各种比喻,我们不必一一列举。严格意义上,双方的论证都有逻辑上的漏洞和依据上的不足。如果说,告子的说法经不住严密的逻辑追问,而孟子的说法也仅仅是以气势见长,两人谁也不能真正说服对方。因为孟子师徒的记载仅仅是从一方展开的,缺乏告子的辩驳和反问,所以,以孟子单方记载来评判两人的输赢是靠不住的。可以说,孟子不一定就是辩论的获胜者,但是,这一辩论并非没有意义,孟子通过辩论表达出的人性观,依然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大价值。

孟子坚守性善论。在他驳斥告子的同时,陈述了自己关于性善的观点。公都子在转述告子的观点时说:“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告子以及他人的这些观点,强调了后天经验和人为训练对人性的重要作用。但孟子不以为然,他强调,人性本善,善是人本来就有的,产生于人自身。他也从后天经验出发,强调人的本性为善。按照孟子的说法,人人都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见了小孩掉在水里,不假思索也要拉一把;做了不好的事,不由自主地会脸红;见了长者,自然而然要礼让长者优先;某一事情是否该做,总要先判断是非曲直。这些都是人本来就有的,四心分别对应的就是仁义礼智。有没有仁义礼智,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孟子的这种说法,为人类的善行赋予了不证自明的正当性,是人之为人的前提。实际上,后世对此是公认的。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是近代以来人们才发现的,而是从古代就产生的,孟子所说的人性本善,就是战国儒学对普世价值的一种表达。这种价值观不断洇濡衍化,已经深入人心。长期以来人们判断人与非人的标准,实际上基本同孟子的陈述吻合。即便是作恶者,也往往要用外表的善来掩饰自己的恶,金庸小说中岳不群的君子剑就是一例。而人们指责恶行的常用言辞就是“这还算人吗”?那种公然为恶而不加掩饰的行径,除非依赖暴力的压制,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同。因此,孟子性善论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存在逻辑漏洞,而在于确立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问题在于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善和恶行,强调人性本善,很容易被现实证伪。对此,孟子给出的解释是,四心仅仅是“善之端”,在价值层面上是人类的趋势,即人不可为恶;但不可为恶不等于不能为恶,在事实层面上需要后天的努力才能实现。四心作为善的发端和萌芽,能不能成为事实上的善行,有待于学习、培养和扩展。孟子的性善说可更简练地表述为:善作为价值因素是存在的甚至是先验的,作为事实因素是后天的且有待实现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由于孟子以人的四体比喻四心,又强调仁义礼智属于人的材质,所以思想史学界常常把孟子的性善说看作实然状态,似乎有所误解。如果对性善说加以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的区分,即应有状态和实有状态的区分,可能更符合孟子的本意。否则,孟子对战国现实的批判就失去了前提。

西蒙强调,决策的因素有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如果按照“目的—手段”链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转化。目的属于价值范畴,手段属于事实范畴。上一步骤的目的一旦实现,就转变为下一步骤的手段。因此,西蒙指出,从决策的整体过程来看,越向最终目标靠近,事实判断所占的比重越小,价值判断所占的比重越大。这一思路,正好能说明孟子性善说在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地位。正是人性本善的假设,确定了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而为实现这一取向的不懈努力,能够不断地把人类之善变为现实。后代之所以把孟子思想作为儒学传承的正宗,与孟子的性善假设不无关系。

性善还是性恶,是管理思想的核心或者原点。由此层层展开,构成丰富多彩的外在世界。如果沿着性善假设展开,那么,各种管理措施和方法,就需要围绕着培育人的善念,发掘人的善心,鼓励人的善行,扩充人的善举来设计和操作,通向“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三代王道。至于这种王道的实现程度,则同现实中人们的努力程度和条件限制相关。孟子的治国理念就是立足于此。如果沿着性恶假设展开,那么,各种管理措施和方法,就需要处处防范人的恶意,遏制人的恶念,制止和惩罚人的恶行,以制度和暴力来迫使人不敢为恶。韩非的治国理念就是立足于此,而荀子介于二者之间。孟子似乎预感到了自己在人性假设上有逻辑漏洞,所以,他在极力强调性善时不免言语过头,有时甚至强词夺理,表露出一种“好辩”色彩。当然,他自己认为,好辩是出于不得已,是思想界的混乱所迫。但正是孟子的这种自信和好辩,为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确立了向善的价值导向。

评价孟子的性善论,有必要同西方的人性假设相比较。长期以来,在国内的管理学书籍文章中,往往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同源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相对照,有些论著干脆把性善论等同于社会人假设,把性恶论等同于经济人假设。这种对照有利于纵深把握人性假设的内涵,但片面对照或者等同视之却可能使人性假设的理解产生偏差。性善与性恶是一种道德假设,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是一种非道德假设。性善强调人类动机的道德性,性恶强调人类动机的反道德性,经济人假设强调人类动机的自利与理性,社会人假设强调人类动机的情感和群体性。如果简单地比附,有可能给管理学带来谬误。通观《孟子》一书,在坚持性善论的同时,并不排斥人的利己行为。尽管孟子有过“何必曰利”的说法,有过义利之辩,但并不排斥人类的大利公利,而仅仅反对有害于仁义的私利小利。如果把性善论同经济人假设对立起来,就有可能否定性善论包含的理性内涵和公利内涵。反过来,性恶论确实强调自利,但性恶论的自利隐含着损害他人利益的丛林假设,把性恶论与经济人假设等同看待,就有可能否定经济人假设中自利推进社会福利的正当性,把所有的利益追求都视为恶。至于把性善性恶这两种假设同社会人假设对照,也有可能出现偏差,把社会人假设中的情感因素混同于道德因素,忽略社会人假设中的群体互动因素,仅仅把社会人假设看作狭义上的利他动机。所以,与其说性善假设接近于社会人假设,不如说性善假设更接近于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不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具有多么浓厚的乌托邦性质,但它在西方确立了正义的原初思想形态;同理,不论孟子的性善论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空想,但它奠定了中国古代管理的价值观方向。这种方向的确立,对于管理是重要的。因为管理的价值目标指向哪里,人们就会走向哪里。以性善论为管理前提,会培育人的善意并促进善行的出现;而以性恶论为管理前提,会唤醒人性中的恶念并引发恶行。“他人是地狱”,正是由于每个人都把他人当作敌人的互动中形成的。

值得指出的是,孟子在论证性善时,采用了大量比喻。比喻是汉语文化中特有的论证方式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思维和拼音文字思维的差别。拼音文字也有比喻,但更常见的论证方式是演绎,而汉语中离开比喻几乎难以论证。西方论证事物,往往是“因为……所以……”式的,而中国论证事物,往往是“例如……对照……”式的。比喻能使观点更加鲜明,却总会出现逻辑缺陷。所以,西方的学说,往往需要“理解”,而中国的学说,往往需要“领会”。把握孟子的思想,进行逻辑分析确有必要,而且也能够很方便地发现其中的逻辑谬误,但是,这对于洞察孟子的人性假设来说,却不见得一针见血。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出管理思想史的不同,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在经营管理中处处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的管理者来说,领会、感悟、比照,有可能比推理、分析、演绎更重要。也许,这正是西方学说在中国“水土不服”的语言思维因素之一。所以,仅仅从孟子论证性善的方法入手,也能在汉语表达层面上更好地体验中国管理思想的特质。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肆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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