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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周礼——如何认识制度的历史局限?  

2012-03-09 08:43:34|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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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如何看待周礼,是掌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毫无疑问,周礼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但是,世界上没有无局限的事情。当人们试图彻底排除局限性时,就有可能陷入“理性的自负”。

周礼作为一种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体系,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后世的儒家,梦寐以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回到周制。显然,周礼已经成为历代国家治理的样板。至于周公,更是宰相执政的典范。即便不是儒家,面对渗透到朝野上下方方面面的礼仪规范和礼治精神,也不可能完全更弦易张,因为周礼已经具体化到生活细节之中,直到当代,吃饭饮酒的程式,招呼朋友的称谓,无不同周礼有着形形色色的关联。那种试图彻底割断传统的努力,不但会遇到藕断丝连的尴尬,而且会遇到传统的反弹。路径一旦选定,就会形成依赖。

从现代的眼光看,周礼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给“发展”留出空间。周公制礼作乐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却没有给出超越从前的路标。用礼明确社会之“分”,并把这种秩序相对固定化;用乐明确社会之“和”,并给社会添加凝聚力。这一体系确实能使“和而不同”的秩序高度完善,但所形成的稳定和平衡是一种没有新出路的“死循环”。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周公具有“开放社会”的眼光和境界,但我们必须看到“封闭社会”的局限和不足。正是周礼体系,给中国描绘出一幅“历史退化”的景象。后人即便要变革,通常也需要在“托古改制”的框架下进行。

在现代条件下观察周礼,不难发现,周礼没有“提高效率”的任何追求,对物质财富不屑一顾。在周公时代,贵族无虞物质匮乏,庶人无须物质支撑。所有的追求,都集中在道德和精神层面,安贫乐道是正常状态。提倡节俭,与其说是为了克服物质条件的限制,不如说是为了道德训练的需要。奢侈的最大弊端不是浪费财物,而是败坏道德。所以,周公时代提不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反过来,提高效率,在周礼中属于歪门邪道;增加财富,在周礼中属于心术不端。那种寄希望于运用周礼提高人们精神境界的想法,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争”都会削弱周礼的道德效应。正是这一逻辑,致使后来主张“富国强兵”者,多对周礼不以为然。

但是,周礼不能用于现代社会,并不是说它已经变得一无是处。首先,周礼的制度设计思想,至今仍不失其光辉所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例,当今有很多人对这种传承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为嫡长子继承制所建立的,不过是“家天下”,似乎同“天下为公”的理想背道而驰。更重要的是,这种传承制度不分贤愚,很有可能出现“白痴帝王”。对此,王国维先生的评论可谓鞭辟入里。他说:“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敝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故衡利而取重,絜害而取轻,而定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显然,嫡长子继承制不是没有弊端,但权衡利弊,对于所有者来说,“争”比“贤”更可怕,如果采取竞争方式争夺产权,将会带来无穷后患。所以,所有者的确定方式,用继承法交给“天意”来解决,从制度上排除有可能在这方面出现的人为争夺,哪怕继承人不理想,也要比“人为”强得多。这种思路,仍然值得我们在今天适当重视。在经营者领域,竞争可能得到的好处,要超过不竞争的坏处,而在所有者领域,竞争能得到的好处,可能远低于不竞争的坏处。事实上,我们在管理活动中,总有竞争还是不竞争的选择。例如,两支球队比赛,在赛场安排等等事项上,采取的是“认命”的抽签方式,只有开球后的比赛中,才采用人为的竞争方式。即便不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这种思路也有可取之处。明清的知县任命,是否具有任职资格,要通过科举等方式竞争,但在具备了任职资格的人中间委派缺员,则一直实行“掣签法”,也是这种思路。周礼在制度设计上,首先考虑如何防范最坏情况,而不是首先争取最好情况,即“求低不求高”,恰恰暗合当代的有限理性思维。

其次,尽管周礼本身是一个“死循环”的封闭体系,但它的建立基础却是一个经验的开放体系。礼乐不是用逻辑演绎形成的制度安排,而是以民俗人情的经验支撑为依据的制度集成。这在前文已经有所涉及。周礼在管理思想上,奠定了经验主义、保守主义的传统。热衷于逻辑的黑格尔,曾经批评中国缺乏哲学,尤其是批评《论语》时说:“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19页,商务1983年)这只能说明黑格尔没有读懂孔子,而孔子的思想又源于周公和周礼。正是这种“毫无出色”的常识道德,能够避开“绝对精神”的思辨陷阱,具有脚踏实地的坚实性和可靠性。许多时候,“卑之无甚高论”,正是人类智慧的铺路石。中国式思维被李泽厚称为“实用理性”,而这种思维是由周公奠定并在后来得到儒家发扬光大的。儒家在理想社会的“死循环”中,由于缺乏“进化”观,所以总是以复古面貌出现,西周要回到尧舜,孔子要回到三代,但这种复古建立在经验认知及其有用的基础上,建立在伦理追求基础上,所以在其复古中又包含了创新。内圣外王的榜样是上古三代,但内圣外王的实现要靠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提升。这样,使周公乃至后来儒家的思想处于不断“塑型”过程中,具备了相应的活力。

在周礼研究中,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最有价值的一篇力作,他自己也声称“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然而,后来的学者往往只注意到考证而忽视了经世,甚至有人视其经世寓意为迂腐。这恰恰反映了学界某种不求甚解的风气。正是王国维之论,揭开了周礼管理思想的底细。周礼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礼仪细节,也不仅仅是礼仪之邦的宏大叙事,而且还是中国管理思维的独特路径。钱穆谈到“礼”时说,“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壹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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