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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法家的谱系  

2012-12-11 09:29:55|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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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法家在战国时期曾经十分风光,显赫一时。秦始皇振长策而驭宇内,灭六国而成一统,全靠法家的治国之术。在管理思想史上,法家同先秦其他各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法家就是中国古代的制度学派。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称:“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汉书·艺文志》概括道:“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法家出于理官(周朝的法官)并不可靠,而他们兴起于三晋、成就于秦国则千真万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申不害、商鞅、慎到、韩非、李斯等人。

人们一般认为,法家同儒家是对立的。但最初的法家,却是从儒家学派中分化出来的。细究起来,早在春秋时期,子产治理郑国的手段,就有一些法家的踪影。而正是这位子产,曾经得到孔子的高度肯定,可见儒法两家并非水火不容。学界公认战国法家的始祖是魏国的李悝,而这位法家的创始人,恰恰是孔门高足子夏(名卜商)的弟子。《汉书·艺文志》中,有《李克》七篇列入儒家,又有《李子》三十二篇列入法家。学界多数人(如钱穆、章太炎等)认为,李克就是李悝。可见,李悝与儒家有很深的关系。大体上,儒家在孔子以后,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内圣”,一个是“外王”。内圣由曾参、颜渊等人引领风骚,而外王则由子贡、子夏等人发扬光大。儒家的《诗》、《易》、《礼》、《春秋》之传,都同子夏有关。孔子去世后,子夏长期在西河讲学,魏文侯、李悝、段干木、田子方、吴起都是他的学生。所以,说儒家是法家的学术来源之一并不为过。后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也曾师从于儒者荀子。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儒家与法家的思想具有同源性,掌握这一角度,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法家思想的内涵。

商鞅的师承不明,仅仅知道他“好刑名之学”。人们一般都了解商鞅在法制方面的主张,然而,对商鞅思想的复杂性似乎关注不够。商鞅在入秦时,先给秦孝公讲帝道、王道,最后才讲霸道。从商鞅所讲的内容来看,他的思想不是单纯的法家,只是因为他在秦国变法期间厉行法治而出了名,从而掩盖了他思想中的其他成分。商鞅有一个门客尸佼,是那种亦师亦友的角色,从尸佼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商鞅思想中的某些端倪来。尸佼所作的《尸子》一书,按照刘向的评价,“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道”,似乎同儒家完全背离。钱穆也说:“尸子之学,固当与李悝、吴起、商鞅一脉耳。”而传至今日的《尸子》辑本,既谈论仁义道德,又谈论法治刑名,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视一点也不亚于对法家制度理念、名家逻辑推论的重视,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尸子》列入杂家。另外,以军事思想著称的尉缭,也被《汉书》列入杂家,他曾“为商君学”(刘向语)。由此可见,商鞅之学具有杂家色彩。

慎到的思想渊源,明显来自于道家。“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现存《慎子》一书,尽管有大量佚失,但还可以看出主要内容并不是道家学说,而是法家理论。曾经在韩国为相的申不害也同慎到类似,至于韩非,更是从黄老之学中为法家理论寻找根据。可以说,慎到、申不害和韩非,都表现出道家向法家的过渡。尤其是稷下学宫,是黄老之学向法家思想发展的大本营。本栏目上期文章已经陈说了这一史实,不再赘述。而所有的法家人物,在涉及到实务策略时,又往往采纳纵横家的言说之术和名辩家的思维逻辑。

总之,法家思想在学术渊源上,既有儒家的礼治和外王倾向,又有杂家的思想影响和扩展,还有道家的理论向现实的引申,以及纵横家、名辩家的论证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法家思想体现了古代管理中追求实用而跨学科跨学派的现象。法家从一开始就用功利眼光来取舍学术,所以才自成一家。如果说,儒家管理思想偏于“立德”,道家管理思想偏于“立言”,那么,法家管理思想则偏于“立功”。对战国法家的思想渊源略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法家实际上对各派思想都能为己所用,儒墨道兵农名辩各家,都能被采纳到法家学说之中。然而,不管哪一家,只要同法家的实务需求相违,那就会毫不犹豫地遭到法家的批驳。法家人物对其他学派采取的态度是:不管该学派的思想体系和逻辑前提,关键在于对治理国家有没有用。“拾到篮子就是菜”,前提是这个菜要能充饥。在战国的著名思想家中,对诸子有较系统评价的主要有庄子、荀子和韩非。相比较而言,庄子评判诸子,是为了彰显人的自身价值;荀子评判诸子,是为了构建礼治体系;而韩非评判诸子,是用功利眼光对诸子之说进行筛选。

法家的著作流传到今天的,主要有《商君书》和《韩非子》,其他著作多佚亡。李悝曾经编纂过《法经》,开了中国历史上编纂法典的先例,但其内容早已失传,只能从后代法典的只言片语中窥其大端。李悝的个人著述也不复存世,只能从其他著作的片段记录中了解其基本思想。刘向的《说苑》、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以及其他史书和类书,都有一些关于李悝的记载。《商君书》在古代也称为《商子》、《商君》,现存26篇(实存24篇,2篇有目无文)。《商君书》的真伪一直有争议,而且传世的篇章中相关文字窜入、他人编辑添加、缺字、错漏、颠倒和重复较多,有些篇章明显为后人伪作或者经过后人加工,但其基本内容能够反映商鞅本人的思想当无疑问。慎到的著作有《慎子》42篇,但宋代就已经只存5篇,现在传下来的《慎子》辑本,只有7篇,而且肯定不是全文,仅仅是一些残存段落,另附有从古籍中摘录的佚文近60条。申不害有《申子》6篇,也已佚亡,现存文本是清代严可均的辑本,多是残条,仅仅《大体》1篇较为完整。韩非的著作原名《韩子》,唐代以后为了同韩愈相区别改称《韩非子》,55篇,今本也是55篇,是先秦诸子流传至今较为完整的。但是,其中哪些篇目属于韩非本人所作,哪些属于后人窜入,学界争论较大。可以说,当今传世的先秦文献中,最能反映法家思想的,唯有《商君书》和《韩非子》两书,即便其中有后学伪作,也能同原作思想基本保持一致。对于掌握法家管理思想而言,无需过度考订辨伪也足以说明战国法家的思想概况。当然,专门从事史学和版本研究则另当别论。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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