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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西装的国货——管理“西学东渐”十年  

2011-09-30 14:05:07|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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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一直以西方为范本,寻找自己的发展乃至腾飞之道。以2001年正式加入WTO为标志,西方对于中国而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如果说,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与西方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那么加入WTO后,起码在经济意义上中国已经同世界接轨。此前,“师夷长技”多多少少总带着点“制夷”色彩,此后,“师夷长技”则更多地转向自己的“崛起”追求。由此,中西之间的渗透和对抗、融合和隔阂、妥协和冲突,都有了不知不觉的变化。依然是西风东渐,但表现却是贸易摩擦在增长,而意识形态对抗逐渐弱化;利害算计在上升,而政治抗衡在减少。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企业的“走出去”,使一部分人产生了“主客易位”的感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中国对待西方学说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总结这十年西方管理学说的对华影响,分析国人在西方学说面前的反应与策略,有助于我们认清企业管理在中国的走势。

不管中国经济怎样增长,实业界和学术界心里都很清楚,在市场经济方面,我们毕竟是后来者。所以,这十年的总趋势还是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主旨未变。但是,加入WTO意味着在国际上要用同一种规则说话,要按同一种规则做事。所以,“天朝自有法度”的心态已经在国际交往中吃不开了。即便对内还能以国情不同坚守那些西方所没有的东西,对外也得装扮出欧美绅士的风度;在家里面条包子吃饱管够,到外面还得学着用刀叉切牛排;国内武术可以用少林心法与武当秘技,去国外则必须用他们认可的拳击或者散打。这种时代变迁使这一阶段对西方管理的学习,已经同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学习有了很大的变化。也许,这就叫做“转型”。

大体上,加入WTO后中国对西方管理的学习,同此前相比,有了以下进展:

第一,更扎实地学习。这种扎实,表现为不再满足于“西方先进”的宏大叙事,也不再局限于零敲碎打的局部模仿,而是试图从体系上把握西方管理的本质,在充分消化的基础上为我所用。例如,现在国内说起泰罗的科学管理,不再停留在科学管理的原则阐释阶段,也不是仅仅盯着泰罗时期的工时研究和动作分析,而是从组织流程的系统化和精密化角度对泰罗制予以创造性的发挥。如中航工业自控所的流程化管理,不仅要回到泰罗,而且要超越泰罗(详见张新国《新科学管理》中关于中航工业自控所的案例介绍和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即便是在笔者进行的管理培训中,也发现了一个显著变化:过去,一谈到西方的管理学说,那些中小企业的经理人员,往往会认为西方的东西远水不解近渴,听着好听而距离我们太远,现在则由衷感受到这些东西确实有用,值得学习。如果说,早期的学习西方管理,有点像刚学开车的新手,只顾单一的操作,一倒车就刮蹭,一起步就熄火,现在则像老练的司机,知道注意细节观测与宏观视野的统一。

第二,并行式学习。与八九十年代不同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对与西方新创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技术,基本可以同步展开。例如,卡普兰1996年出版了《平衡计分卡》一书(尽管卡普兰和诺顿关于平衡计分卡的论文是1992年发表的,但在企业界大面积推广是在书出版之后),1998年就有了汉语译本。此后卡普兰关于平衡计分卡的系列著作,汉译本几乎都是稍后就同步出版,而且在中国有了专门从事推广平衡计分卡的咨询公司(如得到卡普兰授权的博意门咨询公司,还有上海东方门咨询公司等),暂且不论其推行效果如何(连卡普兰自己也说世界五百强推行平衡计分卡有不少理解上的错误),起码在快速跟进这一点上,中国企业界、咨询界和学术界毫不逊色。由于难以进行具体的统计分析,仅仅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估计,中国大型企业推行平衡计分卡的比例,应该同世界五百强的比例不相上下。连卡普兰本人,也曾数次来中国专门讲述平衡计分卡以壮声色(2008年在华为就讲过)。至于有些企业关于学了平衡计分卡后的成效,更是常见于报刊报道。值得指出的是,伴随着中国人底气的上升,业界对平衡计分卡在执行过程中的失误,也有了同国际类似的抨击和分析。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学习西方管理已经今非昔比。

第三,情境化学习。毕竟,中国不同于西方,因此,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肯定会碰到水土不服的问题。例如,印度裔学者普拉哈拉德于90年代提出的核心竞争力,很快就在中国流行开来。现在,核心竞争力这一词汇,几乎成了管理时尚而且经久不衰。问题是中国的企业同欧美的企业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代加工形成的生产方式,粗放式经营的快速扩张,制约着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和外延。普拉哈拉德说的核心竞争力原来强调的是能力,而且必须是“不能拷贝”和“不可模仿”的能力。但在中国情境下,这种他人学不到的核心竞争力无法实现。所以,中国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追求,很快就撇开了普拉哈拉德的告诫,变成了能叫得响打得出的产品(普拉哈拉德恰恰强调核心竞争力不是产品,在他的论述中,产品是枝叶,能力才是根本),进入中国情境下的核心竞争力,标志就变成了拥有专利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正是中国情境,使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眼下还无法达到他人“学不去”境界,所以不得不聚焦于外显的“自主性”产品。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中国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理解,就会发现,这里面不存在对普拉哈拉德的歪曲,而是中国情境下的变通。这种变通,恰恰是一种理解后的学习。

第四,改造型学习。应对中国情境的另一种方式,是干脆改造西方的学说,拿过西方的概念为我所用,名称是来自西方的,内涵却是中国的。学习型组织就是这种改造型学习的一个范例。如果说,情境化学习是在西方理念中渗透中国元素,那么,改造型学习则是在西方框架下阐释中国理念。自从1994年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一书传进大陆后,学习型组织的热潮就在中国迅速扩展,尤其是官方的倡导,使组织学习几乎波及到各个领域,不仅企业在创建学习型组织,而且整个社会要创建学习型机关、学习型单位、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村民小组等等,一直扩展到学习型社会,2010年中共中央还提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但是,作为一种影响极广的管理学说,除了还有一些专家在认真地辨析学习型组织的本意外,多数人并不考察组织学习理论的内在逻辑,连热衷于来华传道的圣吉本人也感到无奈。在实践领域,学习型组织的中国本土化最为彻底,其内涵完全被改造,尤其是党政机关所说的学习型组织,基本上就是过去政治学习、思想教育的改进版。即便是在企业,人手一册的《第五项修炼》,修炼的也不是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是服从上级的执行力和贯彻领导意图的忠实性,几乎失去了西方组织学习理论追求组织与个人和谐的本来意义。但毕竟时代不一样了,这种组织学习,毕竟要在概念和方式上“与时俱进”,所以,在创建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中,过去常用的灌输方式有所改进,注意到了逆向的反思和观念的转变。可以说,情境式学习不管包含多少中国元素,其实质是“以夷变夏”;而改造式学习不管采用了多少西方名词,其实质是“以夏变夷”。

第五,创造型学习。所谓创造型学习,既不是情境式的“以夷变夏”,也不是改造式的“以夏变夷”,而是夷夏融汇形成一种新的东西。比较典型的创造型学习范例,是在政企分开后为了完善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而产生的中国式治理理论。西方的治理理论,建立在两权分离和委托代理的基础上。然而,西方的产权体系和社会基础(包括它们的政府体系和法制背景),使它们的企业治理同中国的企业治理有着极大的差别。中国的产权明晰、两权分离、委托代理、独立董事等等,名称同西方完全一样,但实质有着巨大差别。在治理理论上,中国确实是在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的内涵,不但几乎全部针对中国元素,而且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理念,其中所有的概念和逻辑,都不能也无法按照西方的解释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然而,中国的治理理论在所用的方法上又确实来自于西方,采用的是西方的分析方法和制度框架,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所以,这种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理性分析和逻辑建构方法,建立中国式的治理结构。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外观同西方非常相似的企业治理结构,在运行中表现出的全是“国货”。国企不论名称和结构如何,实质总是同国家体制类似;民企不管大小和经营范围,实质总是同民情习惯吻合。这一点,非常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中国为何总是看重“潜规则”(不论是官场的潜规则还是民间的潜规则),正是这种学习的反映。通过这种创造性学习,外在的西式制度框架,创造性地容纳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观察大小企业的治理结构,尤其从其运行中的重大事件中不难看出,治理结构的名词十分西化,但内涵十分中国,理论假设是西方的,价值准则是中国的,而且糅合得相当彻底。

在另一个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对西方管理学说的态度,国人还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西方的管理学说在中国引起的,不全是虔诚的学生态度,而有着“刺激—反应”式的回弹。所以,西方管理学说在中国引起的,不全是学习,而且有抗辩。中国在学习西方管理的过程中,既有跟进和模仿,也有回应和反弹。正如人体受到异物侵入时,既有吸收和融化,又有排异和免疫反应一样。过去,中国也有不少人批判西方中心论,但这种批判,往往夹杂着近代以来遭受的屈辱陈述,学理分析不够。所以,这种批判实业界不大认同。社会上的反对西方舆论,也是来自民族国家的爱国热情,而不是出自对西方弊端的理性反思。因此,在管理学领域,很少有像其他领域那样板起面孔教训西方的。如果把文化研究同管理研究的论著中对西方的态度加以统计比较,就有可能看到很有趣的差别(文化领域是《别了,司徒雷登》的口吻占主流,至今强调“先进性文化”就是一例。在西方,文化相对性才是学术主流。管理领域则不一样,基本上认同西方。当中国人说“先进文化”时,是排斥西方的;而说“先进生产力”时,是包括西方的)。但是,长期受西方的压抑,总憋着一口气。过去,在文化领域可以唱出东方文化拯救西方没落的高调,而在企业经营领域则缺乏这样的底气。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中国人就有理由对师傅睥睨一把。所以,近十年来,中国对西方管理学说的“反弹”也日益明显。以“中国模式”的提出和宣扬为标志,中国对西方管理学说有了另一种反应,这种反应现在还在快速增长。潘维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可以看作是中国模式论的一个代表。(有趣的是,关于中国模式的发明权,学界却要归之于西方,以崔之元翻译的、高盛的顾问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作为提出中国模式的代表,这正好可以反映出某种不自信。既要反对西方语言霸权,又要以西方的表述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这种逻辑矛盾只有不自信才能解释。《北京共识》一文,正是90年代迅速走红的新左派人物之一崔之元翻译介绍到国内的,而崔之元又是给红色管理唱赞歌的学者。因此,可以把他作为学界反击西方管理的一个代表。崔之元包括汪晖等人,他们的理论要突出中国特色并排斥西方,但他们恰恰要借助西方的学术强势才能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种方式很值得思考。)中国模式涉及面相当广泛,当然也包括管理领域。这种中国模式对西方的反弹,有以下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第一,学生要教师傅。这方面的代表是中国式管理的流行和传播。但是,以曾仕强为代表的中国式管理,其成功在普及和培训,其不足在学术和理性。作为一种与西方抗衡的管理学说,中国式管理尚不能在理论层面展开与西方管理学界的对话。“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眼下确实取得了经济上的迅速增长,所以,中国式管理也就有了同西方式管理叫板的硬气——只有我们这只猫,才是能捉住老鼠的猫。问题在于:中国式管理排斥了西学吗?恐怕曾仕强也没有意识到,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从本质上属于西学而不是中学;用西方的逻辑体系来解释儒家道家法家,那只是保留了中国元素而不再是中国学问。例如,当你采用“哲学”这个词汇而不是采用“道”和“理”的时候,当你使用“主义”而不是使用“名教”的时候,所表达的就已经是西学了。中国式管理要同西方对话,就要采用西方的方法和逻辑;要坚持国学传统,就无法向西方传播。以博弈论来解释田忌赛马,其本质依然是西学,然而要坚持真正的中学,现在已经不具备条件。学生不是不能教师傅,但必须拿出超越师傅的货色。如果是用西式科学方式解释中国元素,那么,不客气地说,不仅在管理领域我们无以相对,那怕是在很自豪的文化传统领域,海外汉学研究也比国内的水平高出不少,国内的学者要走出去还有一定差距。

第二,弘扬中国优势。中国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确实有许多事情是西方无法做到的,最能代表这种中西差异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抗震救灾、举办奥运等事项上,这种优势尤为明显。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隐含的内在逻辑,是对计划体制的肯定。市场体制下也有集中甚至有垄断,但那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我们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本质上是非市场调节的。许多赞扬市场体制的学者,经常用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作为说辞,殊不知这种说辞恰恰有着致命缺陷——如果计划体制能够更优化地配置资源,市场体制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从本质的意义上讲,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的区别,不在于资源配置和效率,而在于市场尊重个体的自主选择,计划体制强调必须服从比个体选择更优的计划安排。市场经济最大的优势是交易的平等和自愿,而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恰恰在其合理性。白花花的银子不一定是市场经济,权利不平等一定不是市场经济。中国优势能否保障个体的选择权利,这是它是否值得弘扬的关键。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未对此给出足够的证据。也就是说,优势很有可能会走向“致命的自负”。

第三,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管理。自从加入WTO,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不再以意识形态差别为依据。严格意义上讲,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在管理领域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解禁。但是,多年的冷战和封闭,意识形态冲突留下的历史遗迹,不可能一下子就清扫干净。而且过去意识形态化管理的有效性,往往会使管理者引以为荣。于是,类似于“红色管理”的方式,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也被发扬光大。革命时期动员社会力量的做法,包括以理想教育激发下层力量,以组织纪律保证行动统一,以打歼灭战取得竞争优势,以统一战线得到广泛支持等等,放到现在依然行之有效。所以,“走长征路”、“整风”、“肃反”、“三大战役”等等手段,都成为在时代变迁以后仍然可以复制的成功样板。过去的成功和辉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理由怀疑它不会继续成功。这些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不仅西方没有,就是“老大哥”苏联也没有。尤其是现在身居要职的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他们的经历中渗透了这些方式的无意识积淀,用起来得心应手。然而,经济建设和现实管理又要不分姓社姓资,不管白猫黑猫,于是,“红色”不再是目的而是行为手段,由此而来的是“红色”与“管理”的脱节,价值与工具的断裂,此即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管理。这种管理在中国情境下是有效的,然而其特殊性在于它只能在中国背景下实施。中国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的就是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的悖论是,一旦意识形态化的方法,被非意识形态化后,这种方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就有了疑问。

显然,在管理领域,向西方学习和以中国模式应对西方,在当今依然是值得研究的主题。这里面的基本逻辑,是管理的普适性原理与国情的特殊性需要之间的种种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近代以来“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等思考的逻辑延伸。“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历史在现实中轮回。但是,每次轮回,都是一种再生和超越。分析其中的道理,何以轮回?何处超越?哪些地方是漩涡?哪些地方有激流?这对中国走出“卡夫卡峡谷”是具有意义的。

中国崛起有着重大影响,但是不是像有些人预测的那样,需要斟酌。有人说:“美国走向衰落已是全球共识,同时必然意味着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和剧烈调整。东风压倒西风,世界权力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告别西方说了算的时代,这已经是由全球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和趋势决定了的。”对这种亢进,我只能说,风水轮流转,但明天是否就能到我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实际上,对所谓北京共识,所谓中国模式,学界争议极大。窃以为,近代史依然在重演,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相当于洋务运动;承认市场经济不分姓社姓资,相当于从洋务到维新;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相当于从维新到立宪;社会矛盾的积累相当于清末新政,会不会从立宪走到革命,要看当局的应对。当然,这种重演,角色变了,服装变了,内涵外延都在变,所以,不能简单比附。但是,如果有历史眼光,可以对问题看得更透彻。近代的同治中兴和清末新政,都曾经有过大量类似于今日“中国崛起”的说法,但不久都破产了。如果仅仅从经济总量角度看,很可能失之偏颇。

 

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1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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