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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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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古以求真——史料学意义上的管理思想  

2011-07-01 08:44:44|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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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华

史学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尽可能展示历史原貌,复原历史真实。这种复原,是一种史料学意义上的历史,西方学界称为“兰克史学”,中国学界称为“考据学”。这一工作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历史撰述的质量。兰克史学得名于德国19世纪的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他主张历史可知,但无法全知,历史著述的作用在于求真,而要求真就须以批判的眼光审查历史著作,即便负有盛名的史著也未必可靠。史著之可信程度取决于是否有可信的原始材料。史家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尤其要重视原始的档案文献、亲历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目击者的见证等。史料的清理辨析,是史学的基础。

从史料学角度看,历史研究最忌讳的,就是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用某个能够验证自己预设观点的史料,来证明预设的正确。而对不符合自己预设的史料,要么弃而不用,要么掐头去尾,要么改头换面,反正要使其变得符合自己的需要,其结果是没有信史,甚至把史书写成挟带自己私货的“秽史”。判断史学著作的质量高低,首先要看这种史料学的功夫,真正做到不溢美,不掩恶,秉笔直书,还原真相。

无论中外,在史料学意义上的研究,往往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比如,由于情感上的好恶,会产生皮格马力翁效应,期望得到肯定的人和事,往往就会很容易地找到肯定它的史料。而在情感上不愿接受的人和事,即使有正面史料也往往会被忽略,反面史料则会被不适当的强调甚至放大。比如,中国的史学界,在强调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时,往往会找出一些剥削量最大的史料,论证农民收入的大半落入地主手中,有意无意地不谈这种高额剥削的出现概率和实施范围。在管理学领域,谈及某些思想贡献时,有意无意的夸大这种思想的影响,把潺潺小溪说成滔滔江河。一旦存在这种倾向,往往会产生研究结论的偏差。就像许多讨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贡献的文章那样,把古代文献中的一些杰出思想脱离历史情境不适当地拔高。例如关于《易经》的管理思想贡献,关于《论语》的科学价值,关于《墨经》在自然科学上的发现,关于《韩非子》的法制观点,都有或多或少的夸大迹象。诚然,这些古代文献具有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如果把计算机的诞生归功于《易经》的二进位制,把现代科学伦理的起源追溯到《论语》及其时代,把光学电学的近代发明看作是《墨经》失传后的重新发现,把近代理性官僚组织的设计引申到《韩非子》的功利论证,这就明显过界了。如果是这样,我们甚至可以把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同吴承恩联系起来,他写的《西游记》有一句名言:“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难道这不是时间与空间的转换?当然,大量的历史著作,不会这样夸张,然而,觉察不到的夸张和扭曲有可能危害更大。无形的过滤和放大,在不知不觉中误导读者,更有可能形成社会性的负效应。

所以,一部管理思想史,首先要做到的是知古以求真。这里所说的“古”,泛指一切过去时态的事物。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在这一方面,是一个比较好的范本。

比如,很多资料都控诉资本主义早期的罪恶,这已经在人们的思维中形成了某种定势。一提起工业化早期的工厂,就自然而然联想到受压迫的工人,尤其是童工现象,无论从道义出发还是从同情心理出发,都会谴责早期工厂中对童工的压迫和剥削。但是,当我们看到以人道关怀著称的欧文,也在新拉纳克的工厂中雇用童工时,就会对童工的悲惨状况是否具有普遍性产生疑问。因为欧文是以关心工人而出名的。如果查找更多的资料,就会发现在欧文的工厂里,童工能得到较好的教育和关怀。所以,童工问题确实存在,但是不是在不同工厂有较大差别?雷恩则以调查资料说明,童工问题并不是工业化的产物。在农业社会,童工问题不但存在而且更严重。家庭包工制的童工,处境要比工厂中更为恶劣。雷恩根据英国议会对童工问题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化逐渐改变了儿童的状况,工业化不是奴役童工的根源,而是使童工得到解放的根源。再比如,女工是不是因为工厂制度而堕落?有不少关于企业主暴发户欺辱女工的报道,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问题在于其普遍程度。根据英国议会的调查,雷恩也得出结论,女工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差。即便是失业女性沦为妓女,根据曼彻斯特在1829-1833年逮捕的50名妓女来看,只有8人来自工厂,而29人来自以前的女仆。所以,雷恩认为,关于童工和女工的负面报道,多缺乏确切的统计数据,而受到感情因素和宗教因素的影响,夸大了某些个案,没有准确的统计资料比较。童工的真相是,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发展,最终因为经济的力量而不是道德的力量(包括法律的力量)缓慢地把儿童由织布机旁边解放出来;女工的真相是,正是工厂就业,使女工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推进了女性的独立。

至于如何看待企业家,则存在着更普遍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恰恰是来自于以往的历史著作。在工业化时期的美国,到处都有作恶多端的企业家消息。比如,范得比尔特通过贿赂和操纵股票,取得了纽约—哈莱姆的铁路控制权;丹尼尔·德鲁给要卖的牛喂盐,使牛喝更多的水;柯林斯·亨廷顿收买国会,甚至自己都抱怨说国会开一次会就要他花50万美元;钢铁大王卡内基雇用私家侦探对付工会引发冲突,最后造成了重大伤亡。这些事实都是确凿的,有理由使人们认为企业家坏了良心,是那种靠抢劫起家的“强盗男爵”,正如中国的老话“无商不奸”。如果仅仅看这些资料,很容易使人们产生“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感觉。然而,雷恩对史实和数据整理归纳后告诉我们,企业家并不都是吸血恶魔。首先,亚当·斯密所说的自利行为会增进社会福利的推论,在这里并未失效。洛克菲勒的经营使煤油成本大幅度下降,而在使用煤油之前人们是用鲸油照明,煤油的普及拯救了大量鲸鱼。卡内基的钢铁价格大幅度下降,对社会来说就是“最伟大的慈善行为”。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从自利出发,如果不是政治权力的寻租,企业家就不会行贿。如埃兹拉·康奈尔要捐资办大学时,为了获得办学执照,不得不提供相应的贿赂。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美国在19世纪对企业的捐赠和慈善有严格的限制,但企业家个人的慈善举动却比比皆是。包括臭名昭著的范得比尔特,其遗产也用来办了大学。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的基金会,至今世界闻名。所以,企业家既不全是吸血恶魔,也不全是慈善天使。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一身二任。要认识这一点,就要对史料进行全面掌握和辨析,防止片面化。全面准确理解企业家,是理解当时管理思想的前提。

即便是管理学界相当熟悉的泰罗,在没有进行全面的史料梳理的情况下,难免也会被人误解。尤其是在中国,这种误解更严重,曾几何时,人们还常常把泰罗与“血汗工厂”联系在一起。如果剪裁史料,很容易找出批评泰罗制的证据。美国就有人把泰罗说得比手拿鞭子的奴隶主更可怕。在参议院讨论泰罗制时,来自马萨诸塞的亨利·洛奇就声称:泰罗的办法是“榨干奴隶的最后一滴血,然后任凭他们死去”。对这种史料,雷恩并不完全剔除,而是把不同记载多方比照,以求更全面的理解。大量的数据和资料,是从正面支持雷恩观点的。

对科学管理经常存在的一个误解是:科学管理只重视效率,不重视人。对此,雷恩在科学管理时代用了一章论证科学管理中“人的因素”,以详实的内容阐明了科学管理与人事管理、福利工作之间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企业中的人力资源部门,恰恰是在科学管理中建立起来的;对员工福利的重视和人员待遇的改善,恰恰是科学管理中的基本内容;早期管理心理学和工业社会学,也是与科学管理同步发展起来的。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人时代不是凭空出现的,正是科学管理时代,奠定了社会人假设的根基。

历史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层累堆积造成的,所以,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剥离后代对前代的附加,洗掉后人涂在前人脸上的油彩。雷恩在他的著作前三部分,对清理层累堆积做了大量工作。神话得到还原,鬼话得到矫正。比如,对泰罗搬运生铁实验具体情况的究根问底,对霍桑实验中具体场景的还原辨析就是如此,这种努力,使泰罗本人的一些夸大性介绍得到了校正,使霍桑实验中的某些矛盾记载得到了清理。但是,雷恩的这种工作,主要用在一些关键内容上,大量的地方,由于不可能以过大篇幅展开,所以,只能采用引用相关研究结论的办法来处理。

史料学意义上的思想史还有一个必须做的工作,就是在剥离后代累加的同时,发现和补充新史料。例如,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作为《美国铁路杂志》编辑的普尔,其主要贡献就是介绍和推广麦卡勒姆创立的铁路管理体系。然而,当钱德勒根据大量个人档案资料对普尔做出了新的研究后,雷恩及时采纳了钱德勒的成果,对普尔在管理思想上的创见给出了新的阐释。一方面,普尔把麦卡勒姆的管理体系概括为组织、沟通和信息三大原则且广为传播,另一方面,他在传播这一思想过程中对这三个原则产生了怀疑。于是,普尔试图找出超越麦卡勒姆的管理思想,他开始强调人的作用。“任务无法始终被清清楚楚地写在纸上,因此,最有价值的工人往往是那些自愿的工人”。严格的任务管理和僵硬的官僚体系会降低工人的动机,这就需要管理层能够形成一种团队精神,领导人应该成为企业的灵魂,并将生命力、智慧和服从注入企业的每个部门。由此来看,普尔在组织行为方面,无疑有着闪光的思想火花。

即便是琐碎的细节,作为史学家也要认真对待。在这方面,雷恩的书每次修订都有新的贡献。即便是法约尔出生地这样的微小问题,雷恩也不放过。在早期版本中,仅仅有一句“法约尔出生在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第五版里,雷恩根据佐佐木恒男的考证文章《法约尔的家庭关系》(Henri Fayol’s Family Relationships),补充了法约尔的父亲在伊斯坦布尔监督工程的史实,从而使这个法国人出生在土耳其有了合情合理的答案,并增补修改了关于法约尔家庭的一些情况。

当然,雷恩不是专职史学家,所以,在史实的考证上并不出色,而且使用第一手资料也比较少,更谈不上充分利用档案和原始记录。但他恪守史学的求真底线,尽可能进行力所能及的考据,这就使他的管理思想史研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管理学家中,雷恩的史学功夫是极为深厚的。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1年伍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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