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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论合作  

2011-06-07 09:38:25|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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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玉鹏

 

在纪念德鲁克百年诞辰的文章《德鲁克会说什么》(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the Drucker perspective:What Would Peter Say?)一文中,坎特认为管理追求的目标,不仅是协调(coordination),更重要的是合作(collaboration),由此点明了管理的核心理念。

实际上,合作的思想并非坎特首创,它在管理学中有着深厚的渊源。19世纪下半叶,欧美国家率先由传统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田园牧歌的传统共同体被打破,机器轰鸣的新社会尚未健全,整个社会显现出“霍布斯丛林”症状,社会成为竞技场,人们各自以他人为敌。针对这种混乱局势,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只有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才能重整河山,实现人类大同。与此相反,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暴力只能加剧暴力,唯有合作,才是出路。他们之中就有“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泰罗认为,与其关注蛋糕的分配比例,不如合作把蛋糕做大,所以他提出“以合作取代对抗”、“劳资合作共创利润”的口号。可以说,管理学自诞生之初,就是一门研究合作的学问。如果说,社会斗争理论来自于对丛林状态的诅咒,那么社会合作理论就来自于对生态平衡的追求。

然而,泰罗的理想却在管理学的发展中未能完全实现。其中的原因,固然有“效率工程师”对泰罗的扭曲,但也同泰罗自身的思想缺陷有一定联系。泰罗倡导的合作,尚未摆脱“工具论”,是为管理服务的。因此,只要管理活动是有效的,合作这一工具就可以虚置。这样,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中,常见的情况并不是理想状态的合作,而是用外在控制所形成的协调,替代了内在一致的自发秩序。所以,以效率追求为最高目标的社会组织,成为控制人类行为的无形囹圄。更严重的是,据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研究,正因为有了现代性的组织管理工具,纳粹才能够制造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而在苏俄突飞猛进的阶级斗争实验中,泰罗制成为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历史似乎同泰罗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出于对纳粹暴行的追问,梅奥(George Elton Mayo)把合作的理念由企业引入社会。在1945年出版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TheS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中,这位人道主义学者指出:“一个社会必须在谋求技术上的进展之外还要获得每一个人的有效的参预和合作。这样,有效的合作是我们在20世纪中叶所面对的问题。”正是为了追求有效的社会合作,梅奥开创了管理学领域中的“人际关系学派”,促进了管理学的进步。

与梅奥类似,德鲁克和卢因(Kurt Lewin)对纳粹现象的探究更加深刻。对于他们而言,合作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经历了人生转折甚至生死离别之后的痛苦反思。为了避开纳粹德国的“野兽和绵羊”,德鲁克毅然离开了欧洲大陆。卢因的母亲,却没能逃出虎口,惨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他们开始从社会和人性等方面深入研究合作,试图用人性的光辉,盖过理性的冷酷。而在泰罗与梅奥之间,富有人文情怀的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从人类合作原理角度提出组织平衡论,在学术上有力地矫正着工具论的偏失。这些先贤对合作的探讨,为坎特的研究铺垫了道路。

那么,在坎特本人的思想历程中,合作处于什么位置呢?她成长于20世纪的中期,青少年时期经历的民权运动及其他各类群众运动,增加了她的激进色彩。可以说,坎特是从不合作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坎特看到的这种不合作又是有一定限度的,克利夫兰的劳资冲突再剧烈,也没有达到引发革命的程度;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张扬,是在社会可容忍甚至支持的范围内大放异彩的。所以,学者面对这种情境,恰恰能够从不合作中发掘出合作的可能,从竞争博弈中找出通向协同行为的路径。这也正是坎特能够在貌似对立的观点中达成平衡的原因。

坎特青少年时期所见所闻的公社运动,成为她开展学术研究的对象。通过将现实中的公社运动同传统中的乌托邦理想对接,坎特似乎找到了理解社区运动的钥匙——人们需要归属感,需要活得有意义。归属感和意义在哪里能够寻找到呢?显然更容易在传统生活中找到,因为那种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秩序,符合人类喜欢稳定的天性。稳定的环境形成了进化积累出的适应性,变幻莫测的环境则难以使人产生归属感。乌托邦尽管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但究其实质,它恰是对传统的一种美化了的折射。人们在乌托邦式的共同体中,能够开展有效的合作以克服个人的孤独感,能够获得归属感和人生的意义。然而,在新的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传统的纽带逐渐松懈,竞争取代了合作,专业分工取代了人情关系,终日忙忙碌碌的世人,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在哪儿。传统共同体不复存在,归属感和人生意义却不可不求。对此,德鲁克和坎特不约而同,都面向工业社区寻找出路。

1950年前后,德鲁克试图以传统共同体为模板,照猫画虎,在工业社会里建立“工厂社区”,现实却使当时的德鲁克遭到了挫折。坎特的路线,实际上和德鲁克差不多,区别在于坎特要更加均衡一点。一方面,她不断呼吁企业家和社区合作,试图减小变革对社区带来的冲击,使其保持在渐变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她又不断督促社区领袖提高社区自身的创构力、竞争力和联系力,加入到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合作网络中,适应全球化的趋势。这使她的合作思想更有可行性。由此,坎特通过乌托邦式的设想,在传统共同体和新型工业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人性化的联系。

纵观坎特所有的著作,合作含有两个层面:理念层面和管理层面。理念层面的合作,更侧重于人与人通过合作,建立承载生活意义的新时代社区。管理层面的合作,则外化为促成这种社区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络。两个层面互相支撑,理念层面的合作是管理层面合作的灵魂,管理层面的合作则是理念层面合作的工具。在坎特的管理著作中,表面上强调的是管理层面的合作,但实际上贯穿其中的则是理念层面的合作。具体到管理层面的合作,坎特认为可以用组织维度、产业维度和政治区域维度来衡量。

坎特以婚姻来比喻组织的合作。她说:“培养、打造建设性的商业合作关系,就像婚姻一样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求爱,然后是订婚,一旦成了家,就会有不和,就得相互适应,创设一定的机制筹划未来,解决问题。伴侣之间要了解彼此的差异,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但也要有思想准备,以防这种关系发生变故或戛然而止。”组织合作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如下:

第一,求爱阶段。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往往始于领导人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而且要依靠希望和梦想的推动。所以,同爱情类似,开始阶段的合作,经常充满浪漫情怀而缺乏理性认知。此时双方会倾向于美化对方,甚至把对方的缺点视作优点。坎特指出,组织寻找合作伙伴时,必须把握三个关键:一是自我认知,即对本组织、本行业有清晰的理解,最好对未来的合作伙伴也有相应的理解;二是建立感情关系,组织之间的合作虽然避免不了金融、战略等方面的相互评估,但是领导人之间能否形成融洽的关系,往往是合作关系成败的关键;三是测试相容性,“求婚阶段”需要测试双方在组织历史、哲学和战略方面的相容性,从而在经历、价值观和原则以及对未来的期望等方面找出合作的可能性。

第二,订婚阶段。在这一阶段,“关系开始变得非个性化,但是,新联合的订婚阶段的成功仍然依赖于维持个人和机构间的仔细的平衡。”随着双方“家人”逐渐参与到合作关系中,合作肯定要走向制度化。不过,坎特并不是简单地确认制度化的好处,而是别出心裁地提出,制度化的过程不可让双方的专业人士全权操办,关系融洽的双方高层领导必须亲自处理,以保持求爱阶段的罗曼蒂克氛围。这正表现了坎特的独到和深刻。

第三,结婚生子阶段。就像婚后的生活过程一样,组织合作中双方逐渐会发现运营中的不同观点。由于组织成员的短视、成见或者分身乏术,合作中出现磕磕碰碰难以避免。对于双方的分歧,坎特主张通过增加交流,信任对方而不是诋毁对方来克服。动不动就以“离婚”要挟,只会恶化合作关系。

第四,学习合作阶段。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建立起弥补差异的结合机制。坎特认为,有效的结合机制包含五个级别的结合:1.战略结合,这往往需要双方的高层领导人持续接触,密切交流,讨论各自的长远目标及其变化;2.战术结合,即双方的中层经理密切合作,共同制定项目方案以及合作方案;3.业务结合,为参与双方合作的普通员工创造条件,使他们拥有必要的权力完成规定的任务;4.人际结合,随着双方合作关系的深入,人员互相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领导人提供必要的条件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推动合作顺利开展;5.文化结合,双方都要担负教与学的双重角色,对不同的文化表现出兴趣和尊重。坎特认为,要实现上述五个级别的结合,就需要合作者愿意让另一方的合作伙伴进入自身机构,这必然会带来各方本身的变化。

第五,越来越有夫妻相。双方的合作,自然会引起各方的变化,随着合作的进展,合作的双方犹如老夫老妻,各方面已经互相适应,难以分离。但是,坎特提醒合作的组织,“必须在固守自己的模式和抛弃自己的模式之间求得平衡”。

上述五个阶段,仅仅是对组织合作的一般化概括。仍然以婚姻为喻,合作的好坏是有标准的。坎特说:“像最佳婚姻一样,最好的机构合作关系,是忠诚的合作关系,往往会达到某些标准。”对衡量合作的标准,她概括为“八I”,而且强调“八个I等于WE”。“八I”的具体内容如下:

个体的卓越(Individual excellence)。坎特强调,作为合作伙伴,自身必须足够优秀,加入合作网络的目的,应该是发扬优点,而不是掩盖缺点。

重要性(Importance)。即合作关系必须符合各方的战略目标,并在各自的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合作的各方相互需要,具有互补的技能、信息、资产等,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投资(Investment)。合作方相互之间进行投资,通过利益捆绑,维持长远合作。

信息(Information)。对各自的目标、技术数据、冲突以及面临的形势变化,要向合作方公开,这样有助于加强交流,避免误会。

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共同成立正式的合作机构,赋予合作关系正式的地位,使之具备相应的人员和程序,使任何一方不能随便解除合作关系。

整合(Integration)。整合涉及到战略、战术、业务、人际关系以及文化五个层面,深度整合是保持牢固合作关系的重要保障。

诚实(Integrity)。合作各方需要坦诚相待,增加信任,不能利用合作关系挖对方墙角。即使合作关系需要终止,也必须尊重对方。

可见,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简单的商业交易。坎特从社区合作出发,最终落脚为组织合作,实现了理念与手段的结合。她的独特之处,是跳出了冷冰冰的纯粹经济人算计,也避免了排除情感的“组织人”异化趋势,把社会学的理念渗透到组织合作研究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她的理念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现实。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1年肆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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