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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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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宏观图景  

2011-06-27 09:19:31|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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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华

要了解任何一门学科,进行学术史的梳理都是必要的。即便是物理学,也需要知道从伽利略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的大致状况。但是,学术史的尴尬在于,当你掌握了一门学科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后,就不再需要从头梳理它的发展史。对学术史的兴趣,往往是外行比内行更大。除了部分以学术史为主干内容的人文学科外,凡是狭义科学的学科,随着专业研究的深化,学术史的意义会衰减。所以,学术史的研究不仅对于非学术的大众来说是小众,而且在相关学科的学术圈内也从来都是小众,往往还会遭到主流的白眼。有一则笑话说得好:失恋者去写爱情诗,不从事劳动者歌颂劳工伟大,如果你在某一学科站不住脚,那就去研究这个学科的历史吧。

然而,学术史不等于思想史,尽管二者密不可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史的梳理不见得是必要的,思想却是必须要有的。否则,所谓学者,不过是匠人而已。对思想而言,你可以跳过学术史的繁琐考据,却无法跳过前辈的睿智洞察;你可以不去进行乏味的学术编年,却无法逃脱前辈的识见启迪。当你为一个学术上的新发现沾沾自喜时,可能就有个先哲在尘封已久的书籍中暗暗发笑。说到底,学术也不能避开路径依赖,也有沉没成本在左右着你的前进方向。但是,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专业方向的限制,使学者不可能自己去做这种思想史的深度探究。尤其是在专业分化如此严重、学科全貌如此难以把握的当代,学者对众多学科分支做横向扫描尚且来不及,更谈不上对学科演变做纵向发掘。被层层历史累积掩盖起来的前人思想,往往在现实中遭到冷遇。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背后,不时会闪现出前人的思想火花。因此,高质量的学科思想史研究,实乃学科发展的必须。

管理思想史学者雷恩,在这一领域给人们展示出了他的价值。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他绘出了一幅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宏观图景。在《管理思想的演变》(第5版起改名为《管理思想史》)一书中,他以时代变迁为经,以学派思想为纬,编织出了这一学科的发展演变概貌。在他的笔下,那些零散的史料,织成了一幅完整的锦绣。

雷恩对管理思想历史阶段的界定,并不是仅仅从管理学本身的发展考虑的。他深知管理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区别,所以,他的管理思想史,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科技层面综合考虑,通过对这四个层面的分析和综合,确定管理思想发展的文化背景。并以此为标准,把管理思想史分为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当前时代四大部分。

早期管理思想

在第一部分“早期管理思想”中,雷恩不同于其他学者,没有过多地沉湎于古代和中世纪管理思想的辉煌,对于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古代成就,他只是作为“历史的序幕”看待。实际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雷恩所说的“序幕”,通常是被看作大戏的,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内容。而在雷恩这里,是把这种序幕当作“史前”来处理的。这里不仅仅是史料问题,更重要的是史观问题。人们一般认为,人类文明史开始于文字的发明。雷恩并未否定这种史观,但是,根据他对管理的把握,他强调,管理思想史开始于大工业的完成。所以,他把工业化社会前的管理思想,甚至包括工业革命进程中的管理思想,统统归入序幕。雷恩的这种处理,反映出他的基本观点——管理学从工业革命才开始萌芽。诚然,古代有管理,而且有些管理经验非常出色,但是,古代不能构成“学”,由此,雷恩把现代管理思想的起点,定位在工业革命上,从而突出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化,同时也暗含着他对管理学的科学性界定。

在雷恩眼里,人类对管理的重视源于“文化的重生”。所谓“文化的重生”,是指催生了工业时代的整体性环境变化。这一变化包括了新教伦理、自由伦理和市场伦理的“三位一体”。关于新教伦理,雷恩基本上以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为依据,认为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确立了资本主义价值观。而且以麦克利兰(McClelland)的成就需要理论研究,对韦伯的观点给出了相应的实证支持。关于自由伦理,雷恩梳理了从马基雅维利(Nicolo Machiavelli)、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再到《独立宣言》确立的政治主张,指出民权主义和契约论构成了新型社会的政治结构,形成支撑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关于市场伦理,雷恩高度肯定了亚当·斯密的重大意义,指出欧洲由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演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互相作用,使管理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雷恩看来,在此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价值观是反成就、反人性、反商业的,而新教伦理、民权主义、市场经济三者的综合作用改变了时代。由此,他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管理思想的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

正是在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工业革命出现了,蒸汽机拉响了新时代的汽笛。一系列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劳动力的供需问题、工人阶级的状况尤其是童工和女工的问题、劳资冲突日趋激烈的问题、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等等,最关键的,是大工业带来的管理问题与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到这时,管理思想的探索才真正开始。

在早期工厂的管理先驱中,雷恩介绍了欧文(Robert Owen)、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尤尔(Andrew Ure)、迪潘(Charles Dupin)。其中以欧文和巴贝奇最有代表性。对于欧文这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雷恩不仅介绍了他在新拉纳克(New Lanark)的纺织厂管理改革,而且介绍了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波西县的“新和谐”(New Harmony)。在管理学上,欧文是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考虑的企业家,如果说,管理涉及到方方面面,早期探索者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理论,那么,欧文就是注重社会层面的先驱,是人本理论最早的探索者。对巴贝奇这位天才数学家,雷恩是从他研究的差分机入手,进而展示出他在工业操作分析上的成就。同欧文相比,巴贝奇把数学方法运用于机器制造业实践,他是注重技术层面的先驱,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最早探索者(从技术角度看,巴贝奇的工作与泰罗十分相似)。英国的尤尔和法国的迪潘,则是最早的管理教育家和管理思想推广者。他们伴随着机器工厂的诞生而思索着人类的前途。欧文和巴贝奇的思想组合,预示着管理学的发展方向。

美国的工业革命同英国不一样。英国在工业化后,依然是小型企业为主,直到1806年,英国的毛纺织品制造商委员会还认为,大规模的工厂并不一定能够给企业主带来更多的优势,以家庭外包形式从事生产既可以节约大量资本投资,又能避免工人过多的监管难度。所以,英国人尽管有欧文和巴贝奇的思考,但在管理实践中依然可以靠家长式管理维持企业的生存,并把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工业化之后。美国一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就面临着熟练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南北战争前的工厂,规模都不大,所以,不足以改变国民经济中的第二产业比重。但是,1830年以后的通讯革命和铁路时代,使美国的工业化迅速进入大工业时代。铁路公司不可能采用家庭式外包生产,而且公司经营的整体性要求要远远高于纺织厂。纺织厂老板管不过来可以分包,铁路却需要一体化管理。所以,美国人面临的是更为紧迫的实践问题。而且铁路公司地域的分散性,更加剧了管理的难度。因此,经济的发展没有给美国人留下多少理论研究的时间,需要急迫解决现实的管理难题。在这种局势下,铁路工程师麦卡勒姆(Daniel Craig McCallum)在纽约—伊利铁路公司开始了全方位的管理实践改造。按照麦卡勒姆的设计,管理的基础是组织,组织的前提是分工,分工的要求是明确职责和权力,一体化经营的决定因素是组织的信息沟通,所以,组织运行必须有准确迅捷的信息网络。麦卡勒姆为此设计了一整套管理方案,并且画出了组织图。例如,此前的管理都是面对熟人的,而大公司必须面对陌生人。为了解决这一陌生人问题,麦卡勒姆设计出了独具匠心的铁路制服。管理者一看到制服的样式和标志,就知道这个人的岗位、级别和职责任务。尽管这套管理体系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工人的剧烈反抗,并导致麦卡勒姆不得不从纽约—伊利公司辞职,但是,新体系的科学性得到《美国铁路杂志》(American Railroad Journal)编辑普尔(Henry Varnum Poor)的重视。由于普尔的热心推广,麦卡勒姆的管理体系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得到了重视,再由该公司的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把它应用到钢铁企业。从此以后,地区部门化、正式权力和责任结构、沟通和联络、生产经理和幕僚人员、绩效测评和成本会计,这些当代管理再也离不开的词汇以及对应的方法技术,就成为企业经营的家常便饭。卡内基对麦卡勒姆体系的应用,使美国钢铁产业的纵向一体化成为现实,并后来居上超越欧洲,使美国走向世界经济的最前列。

对于管理思想的早期探索,雷恩不仅仅是介绍了欧文、巴贝奇、麦卡勒姆这些人的历史意义,更重要的是,雷恩把目光放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上。他不仅指出了工业革命对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且以历史学的视角揭示了英国乃至欧洲工业革命与北美工业革命的不同,从而使人们对管理学诞生的历史背景能够形成更深刻的认识。看了雷恩的论述,就能更好地理解管理学这一学科为何诞生在美国?为何美国一直在管理学界独占鳌头?在国内的学术界,有一些批评“西方偏见”的评论或者观点,表面看来振振有词,但仔细一考察就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很“给力”的说法,从历史学角度仔细考量就难以服人。例如,谈到西方的管理思想史,国内最常见的批评就是“西方中心论”,即便像雷恩这样的大家,也会遭到“只关注西方特别是美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这样的批评,说他“字里行间留下的是‘美国制造’的烙印”。如果批评雷恩对非英语世界的重视不够,尚有相应的道理,因为任何学者毕竟会受到语言的限制,同时也受到自己信息来源的限制。但如果还要认为雷恩是“美国中心论”,连欧洲都不关心,那就是一种缺乏历史眼界的偏狭。正是在这种层面,雷恩展示了他的卓见。

科学管理时代

科学管理时代是由工程师泰罗等人开创的。对此,管理学界早有定论,雷恩的贡献,是对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群体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总结。

关于泰罗及其同道在科学管理时代的思想意义,本刊在过去的相关栏目中已经有比较详尽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雷恩的著作在这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写出了泰罗他们的思想场景,写出了科学管理得以产生发展的时代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于泰罗本人,雷恩不仅全面介绍了从工时研究到职能工长的管理研究,而且对泰罗本人的性格和为人有着栩栩如生的描述。尤其是在国会关于沃特敦兵工厂罢工案的听证会上泰罗的表现,雷恩大段引用了听证记录,引用了著名记者、评论人和大众媒体对泰罗的评价,以这种方式说明泰罗的人品与性格。他借用揭发美孚丑闻的塔贝尔(Ida M. Tarbell)的话说:“在这个国家,最堂堂正正的人就是泰罗先生,他心甘情愿地承受着工会领导、国会议员以及调查人员出于误解、怀疑或者恶意的各种诘问和诱迫。”类似的场景描写,不是向壁虚构的小说家言,而是有着充分史料、多重证据的情境还原,能够使读者对泰罗的思想产生感同身受的认知,即产生历史学所强调的“同情的理解”和“了解的同情”。

当然,作为学术思想,如果仅仅有“同情的理解”,就有可能产生过分溢美。所以,雷恩对泰罗的评价,立足于这种理解但不限于这种理解。作为一个史学家,雷恩擅长于质疑和追问。例如,关于泰罗在宣传科学管理中多次讲述的“搬运生铁”案例,雷恩就进行了史学的爬梳和考证。他最少引用了6位研究者的不同研究结论,而且转引了大量档案资料,从不同角度还原这一案例。根据雷恩的还原,搬运生铁案例中的“施密特”真名叫做亨利·诺尔,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共同进行实验,相关案例的记载并不完全准确,从事这项研究的是吉莱斯皮(James Gillespie)和沃利(Hartley C. Wolle)。尽管吉莱斯皮是工时研究的行家,但在搬运生铁中,他们二人的研究并不像后来说得那样细致,而是选取了10名最优秀的工人采用以最快速度突击的做法,寻找工作定额的极限。第一天工人搬运了75吨(原来每天搬运12.5吨),但确实累得筋疲力尽。于是,两位研究者留出休息和耽误时间,把定额确定为每天40吨。后来广为流传的搬运生铁案例,其中有很多说法不一致,所以,这是一个“经过加工润色的案例”。而这个案例的广泛传播,用意不在于精确、科学地介绍实验本身,而在于说明科学管理的潜在效益。换句话说,“施密特的传说”不是精确的搬运生铁案例分析,而是为了唤起公众对科学管理的兴趣。雷恩恰如其分地指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中更多的是鼓吹而不是事实,所以它在思想上的革命性更胜于它的科学性。”正如埃默森在东部铁路运费的听证会上所做的著名证言那样,埃默森声称:只要铁路公司应用科学管理,就可以每天节约100万美元,根本不需要提高运费。雷恩考证的结论是:埃默森的证言忽略了铁路公司的差异,缺乏精确性,还有“装样子”的嫌疑,其目的是制造轰动效应。然而,正是埃默森的说法,引起了大众和媒体对科学管理的关注。这一点,在后人评价泰罗制时值得深思。许多人在评论泰罗制时都把精力过多地放在它的技术层面,强调它的科学性,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它的“思想革命”,雷恩对此有所矫正。

即便是泰罗影响最大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也不是泰罗一个人完成的,而是同库克(Morris L. Cooke)合著的。1978年,雷吉(Charles D. Wrege)和斯多卡(Anne M. Stotka)在《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发表文章《库克创造了经典: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背后的故事》(Cooke Creates a Classic: The Story Behind F. W. Taylor’s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尖锐地指出,这本经典名著是库克撰写的,泰罗“在别人的著作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对这么严峻的指控,雷恩并不是简单地引用雷吉和斯多卡的结论,也不是因袭旧说而无视新的研究进展,而是在他的著作修订版中以史学家的严谨做了详细的考证。根据相关的资料,可以确定,《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最初构想,源于泰罗1907年7月4日做的一次演讲(波士里讲话),库克拿到由速记员记录的演讲稿,告诉泰罗,他打算以这篇讲话为基础,扩展写一本书介绍泰罗制,初拟书名为《工业管理》,但这个书稿后来并没有由库克自己署名出版,而是变为《科学管理原理》的初稿。在写这本书时,库克同泰罗有通信交流,把原来62页的泰罗演讲记录改写为31页,增加了43页来自其他资料的内容。在库克的手稿中,有这样的记载:“这一章(第二章)大部分都是泰罗先生在复述他在发展科学管理时的个人经历,因此,这就像他亲自所著一样。”库克告诉泰罗,他愿意放弃《工业管理》一书的收益;而泰罗的回答是,《科学管理原理》的所有版税都交给库克。根据出版这本书的哈珀兄弟出版社的档案记录,从1911年7月该书出版到1913年底,出版社共付给库克版税3207.05美元(当时库克作为泰罗的学生,每年通过泰罗得到的咨询收益约为5万美元)。参照这些资料,雷恩断定,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版权上,库克与泰罗是合作性质,版税给库克是二人的约定。这样的考证,使人们对这本经典的来龙去脉能够得到更准确的了解。

科学管理时代的一大特色是群星灿烂,为科学管理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数不胜数,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或者奇特、或者生动的故事。雷恩不仅写出了造就这一群体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经济环境,而且写出了这一群体的人际交往和相互关系,尤其是对相关人员的个人性格、工作特点、研究偏好及其学术贡献,都有不同程度的揭示。在雷恩的笔下,卡尔·巴思的正统,他近乎崇拜式的“拒绝对泰罗的规则做任何修改”,使他对泰罗的理解最彻底,同时也限制了他在管理思想上超越泰罗的可能。而长期同泰罗合作的甘特,二人的共同兴趣以及各自对对方的敬佩,同时又在观念上和方法上的分歧冲突,使他们的合作取得了突出的学术进展,也使甘特能够偏离泰罗的方法倾向而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人性和社会问题上,最后转向政治和经济改革研究。

雷恩用笔墨较多的,是吉尔布雷斯夫妇与泰罗的关系研究。作为在建筑行业独立发展起一套科学管理方法的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和研究管理心理学的妻子莉莲·吉尔布雷斯,在动作研究上占据了领先地位。这一研究的目的,同泰罗主持的工时研究不谋而合。但是,在这一研究的方法上,两人产生了严重分歧。两人一位强调动作,一位强调工时。吉尔布雷斯认为,动作研究的本质是寻找最合理的工作方法及其方法组合,而泰罗则认为,工时研究必须以动作时间为基准,离开时间研究动作就没有意义。吉尔布雷斯为此发明了专用的摄影设备,而泰罗则把秒表运用得出神入化。为了使泰罗能够接受自己的想法,吉尔布雷斯把自己发明的可以从三个不同维度测量动作的设备作为礼物赠送给泰罗,而泰罗拒绝了这一礼物。但是,两人的共同理想抑制了他们的分歧,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中用了很大篇幅介绍吉尔布雷斯的砌砖动作研究,并委派吉尔布雷斯在相关会议上讲述泰罗制;吉尔布雷斯也对泰罗的研究高度肯定并广为宣传,写了《科学管理入门》,并成为科学管理促进会的发起人(泰罗去世后,这个组织改名为泰罗协会)。但是,两人后来的关系,因为一名与吉尔布雷斯一道为德国一个公司提供咨询的合作者因素开始变化。由于这名合作者与吉尔布雷斯产生了矛盾,在其提议下,泰罗派哈撒韦替换了吉尔布雷斯。从此,吉尔布雷斯开始远离泰罗。1921年,吉尔布雷斯在《泰罗协会公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泰罗的追随者巴思等人,指责他们继续倡导工时研究是为了推销测时工具和图书,认为工时研究并不精确科学,而动作研究才是正确的方法。由此,吉尔布雷斯同泰罗追随者的裂痕越来越大,形成派系之争。到弗兰克去世后,1928年,莉莲·吉尔布雷斯专门写了《工时研究与动作研究的关系》(The Relations of Time and Motion Study)一文,说明二者的互补性和一致性,弥补了两位已逝者的裂痕,消解了两派追随者的分歧。这种考证叙述,在有些学者看来可能觉得无关紧要,但是正是这样的细节追究,才能使后人弄清楚管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因素。

在科学管理时代这一部分,雷恩还专章介绍评论了两位重量级的思想家法约尔和韦伯。本刊曾经对这两位大师有过专门介绍,但原来对法约尔的介绍不够全面,而且雷恩在《管理思想史》新版中也对此进行了修改,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法约尔的思想略作评述。

法约尔作为一名由地质工程师起步的管理学家,在法国的科芒特里-福尚堡矿业公司(The Company Commentry-Fourchambault)一直从事高层管理工作,担任了30年总经理职务。他出任总经理时,公司财务已极度困难,自1885年起就没有分发红利,在福尚堡(Fourchambault)和蒙吕松(Montlucon)的钢铁厂出现亏损,在科芒特里和蒙特维克的煤矿已经枯竭,公司总体濒临破产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法约尔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胆识,开始对公司经营进行全盘改革。他调整公司的产能布局,关闭并出售了福尚堡的钢铁厂,保留了蒙吕松的高炉,在因瓦合金(一种铁镍合金,以近于零膨胀系数而形成特殊用途,主要用于制造钟表游丝和测量工具,因法文Invar得名)上取得了技术领先地位。针对科芒特里煤源的枯竭,他主持购进了布雷萨卡矿井和德卡斯维尔(Decazeville)矿井,很快就扭转了局势。到1900年,原来阴霾密布的公司绽露出明媚的阳光。按照雷恩的说法,法约尔是最早用并购方式扩展公司能力、重新进行战略定位、并以特种钢取得竞争优势的战略管理先驱。科芒堡德公司在法约尔的主持下,终于重新步入兴旺发达的境界。到20世纪初,这个公司已经是法国财力最雄厚的公司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个公司为法国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后来,这个公司成为法国中部最大的采矿和冶金联合公司——克勒佐-卢瓦尔公司(Creusot-Loire)的一个组成部分。

雷恩在介绍法约尔时强调,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历史很难对他的贡献做出全面的估量,他们的墓志铭往往太过草率和粗浅,以至于后来的岁月里人们要不断补充对他们的欣赏和钦佩。法约尔就是这样一位为管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伟人,他的贡献直到他逝世几十年之后才得到全面的评价。法约尔的基本思想,立足于管理知识的系统性。他认为,可以从回答管理是什么和管理者应该怎么做这两个问题入手,构建一个全面的知识体系。对前者的回答,使他提出了五大管理要素;对后者的回答,使他提出了十四条管理原则。法约尔对五种管理要素的总结和概括,形成了此后管理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后来的众多管理学家,孜孜不倦地探讨管理学的理论框架,法约尔框架始终是引导学界的主流。尽管用语在不断变化,法约尔提出的偏重于客观描述的“要素”一词和偏重于主观判断的“原则”一词,也逐渐被更侧重于管理行为的“职能”一词所取代,但是,法约尔的基本思想不但没有被放弃,而且被发扬光大。可以说,法约尔的基本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如果说,法约尔的五要素说是一种体系化的构建,那么,法约尔的十四条原则,就渗透着他从切身经验提炼出来的管理洞见。这十四条原则,没有从事过管理实践的人可能会觉得平淡无奇,但经过实践磕碰的经理人员,却有可能觉得相见恨晚。没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功夫,是总结不出这十四条原则的。比如,法约尔关于权力与责任之间孪生关系的论述,关于承担责任的制度安排与道德约束之间微妙关系的感悟,充分表现出一位饱经风霜的“过来人”的亲身体验。在论及“秩序”时,他对形式上的秩序和实质上的秩序区分之强调,所针对的正是最常见的现实偏差。即便是后来人们争议极大的命令统一原则,也充满着来自实践的真知。赋予法约尔理论生命力的,就是他特有的问题意识。尽管他的理论构架存在缺陷,后人也指出了其理论的不完整和不全面,但是,他的全部理论,都鲜明地突出了问题指向。他渴望的是对管理实践的改善和发展,而并不追求在学术领域扬名。也许,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孜孜不倦地进行管理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却一直未能完成计划中要写出来的后续书稿。在法约尔之后,沿着他开辟的道路不断深化的学者比比皆是,形成了管理学领域的主流学派——管理过程学派,而且这一学派至今保留着以经验科学为基础进行学科建构的特色。

在科学管理的作用与影响方面,雷恩引用了大量数据,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科学管理对美国经济的推进作用。根据雷恩的论证,美国在科学管理时期,经济总量猛增,工人的工资翻番,劳动时间在不断减少,工会的作用、工人的福利以及早期的人事管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尤其是在科学管理的国际传播方面,雷恩详尽论证了科学管理在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的推广情况,特别是苏维埃俄国对泰罗制的学习和应用,充分反映了泰罗制与计划经济的关系。

社会人时代

社会人时代是由霍桑实验开始的。这一管理思想史上著名的实验产生了空前的效应,它所获得的关注程度,得到赞誉的广泛程度,遭受批评的严厉程度,都是以往的管理思想不能比拟的。因此,雷恩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说明这一实验,试图使人们能够对它形成更为准确的认识。

雷恩指出,“霍桑工厂里发生了什么以及对其所导致结果的解释,构成了一个不断发展的故事。”就霍桑实验本身而言,雷恩通过资料的梳理和具体研究内容、观察和访谈方法的回顾,说明了霍桑实验自身的演变。“随着研究的进行,它越来越不像是一个受控良好的实验,更像是创造一种使工人能够自由表达意见并与他们的同事和监工建立新型人际关系的社会环境。”正是这种变化,使人们对霍桑实验的资料能够不断提出新的解释而且也不断提出新的质疑。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梅奥对实验的影响而不是实验本身。梅奥认为,工业社会带来了社会失范,传统社会有着历史演化形成的社会结构,而工厂制使过去的社会结构解体,凝聚力被破坏,个人被原子化了。“这种失范导致了个人生活和社区的社会解组,并使个体产生了一种无能为力、失败悲观和幻想破灭的普遍感觉。”所以,霍桑实验的实质,是通过寻找新型领导方式,改变管理模式,并使其得到人际技能的支持,让社会和群体实现完整与团结,跟上工程技术的发展步伐。由此,诞生了著名的社会人假设,并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学的主题。

后来有许多人批评梅奥及其霍桑实验不重视工会。雷恩通过历史情境的还原,指出这一批评不公正。因为梅奥所处的30年代前期,美国的大规模劳工运动尚未出现。同时,雷恩论述了30年代到50年代工会的变化,以及50年代以后工业人际关系的发展对梅奥的修正。对于后来对霍桑实验的种种批评,雷恩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这些批评的意义。一方面,他通过资料的梳理,指出了霍桑实验的缺陷和不足,例如实验的假设前提对实验本身的影响,对实验控制手段的选择带来的不同效应,对实验结果进行学术解释中的逻辑漏洞等等。最终,雷恩强调,霍桑实验的主要结论,即罗特利斯伯格与迪克森的《管理与工人》中说的“工人不一定是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存在问题,在管理上也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经济人假设将被社会人假设取而代之。“简而言之,社会人的观点得到了补充,但并未取代经济人的观点。”但是,从思想史角度看,雷恩对后来者对霍桑实验的批评仍然是粗线条的梳理。

关于社会人时代与科学管理时代的衔接,雷恩通过管理过程学派的第二代人物来表现。他介绍了穆尼(James D. Mooney)、古立克(Luther H. Gulick)和厄威克(Lyndall F. Urwick)、戴维斯(Ralph C. Davis)等人的思想贡献。管理过程学派从组织理论出发,由组织到人;行为科学学派由人员出发,由人到组织。二者形成合流,人与组织走到了一起。尤其是丹尼森(Henry S. Dennison),得到了雷恩的特别强调,丹尼森既是科学管理时代的企业家,注重组织与效率,又是最早注重动机、群体关系以及人的因素的人际关系和参与管理探索者,因之成为衔接两个时代的关键人物。

在科学管理与行为科学的衔接上,经济学也有着重要作用。老一代的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John R. Commons),在1912年就是美国产业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康芒斯同泰罗有过直接接触,在多个实施泰罗制的工厂进行过考察,对科学管理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康芒斯也认为,科学管理忽略了劳工的团结,带有“独裁统治的种种缺陷”,主张发挥工会在管理中的作用。到社会人时期,康芒斯对能够融合科学管理和行为科学的丹尼森很重视。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康芒斯以交易作为产权转让分析的最小单位,分析了所有权转移的三种方式——谈判型(即市场交易型)、管理型(即发布命令与执行命令者的合作)、配给型(即法规支配)。他强调经济学家不能忽视企业内部的交易行为。科斯(Ronald H. Coase)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而在理论上为理解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市场的关系做出了贡献。

进入社会人时代,势必会涉及到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社会群体和组织的整合途径,成为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在这方面,雷恩对福莱特(Mary P. Follett)和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这两位特殊的学者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如果从时间来界定,福莱特主要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前,和泰罗处在同一时期。所以,从史学角度看,把福莱特归入科学管理时代更恰当。然而,福莱特与众不同,作为一个特立独行、而且一辈子未婚、终生没有从事过领薪工作却又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公益事业的女性,福莱特研究管理的关注点在人本身,她与科学管理时期的绝大多数学者的思考角度不一样,她从政治学角度考虑社会性的群体和组织问题,而不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企业经营的资源配置和效率问题、所以,从思想方法和主要观点看,福莱特与科学管理思潮几乎格格不入,更多地倾向于对人类本身的哲学思考,从福莱特本人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美国学界的重视就可以看出这种差别。正因为如此,才有德鲁克后来的感慨。按照德鲁克的说法,福莱特是早期管理学者中最有见地的人。“由于她提出的假设无法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萌发的管理理论所认定的事实相吻合,因此她生前一直默默无闻,甚至在她去世后,她的著作始终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长达25年之久。然而,我们现在发现,她就社会、人和管理提出的基本假设远比当时的管理学学者提出的假设更接近事实,甚至今天的许多管理学专家提出的理论也望尘莫及。”(德鲁克《21世纪的管理挑战》)尽管科学管理时代也重视人,也有了早期的人事管理和福利措施,但这种重视是为提高效率服务的。而在福莱特的论著中,几乎找不到效率概念,更多的是人性、群体、组织、冲突、权威这类概念。所以,雷恩把福莱特“剔出”科学管理时代有其道理,但这种剔出,已经超出了史学的边界。这一点,反映出历史学和管理学的区别,也反映出雷恩的思想深处依然是一位管理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

然而,从管理学而言,雷恩的排列也值得进一步分析。他以思想倾向和研究方法为标准,不但把福莱特归入社会人时代,而且把福莱特与巴纳德列为共同一章,以突出二人思想上的相关性。这一点,雷恩与其他学者有所不同。如果从思想渊源和传承关系上分析,更多的学者,会把福莱特与厄威克、德鲁克归到一起,与福莱特同时的学者,最重视她的是厄威克,而后来的学者,最重视她的是德鲁克。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把福莱特与厄威克、郎特里(一位英国企业家,厄威克的合作者)列在一起显得更自然。如果按照思想的相关性,把福莱特和德鲁克列在一起显得更合乎逻辑,而且更能彰显福莱特的思想贡献。至于巴纳德,从学术逻辑看,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与稍后的西蒙关系更为密切。比如,日本管理学者占部都美曾经说过:“巴纳德是现代管理论的生父,西蒙是巴纳德的直接继承人。所以,现代管理论又称为巴纳德-西蒙理论。其影响广泛而深远,为今天的经营管理理论打下了根基。”(占部都美《现代管理论》)。从思想逻辑看,沿着巴纳德的学说深化展开的是西蒙,重新发现福莱特的是德鲁克。福莱特与巴纳德在思想上并不一致。尽管他们两位都重视人,都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逻辑,但是,巴纳德是从人的个体出发,由个体的需要推进到组织的协作;而福莱特是从人的群体出发,由群体来定位个人的价值。严格意义上,这是人本主义的两条路径。然而,雷恩把这两条路径归结到一起。在这一点上,雷恩显然考虑的是时间上的顺序关系,福莱特和巴纳德在时间上是衔接的。尽管两人都强调群体整合,但这种整合的内涵意义和方法途径是不一样的。这里,雷恩又显示出他的另一面,即他首先是一位管理史学家。可以说,正是在历史学家和管理学家之间的游弋,造就了雷恩的学术地位。

在霍桑实验之后的社会人时代,人本思想得以确立,效率至上的经济人假设受到挑战。按照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的说法,社会人假设取代了经济人假设。但事实上,经济人假设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社会人假设对经济人假设只是一种互补关系,没有形成替代关系。霍桑以后人本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个人主义的人本观和群体主义的人本观两条线索向前进展的。梅奥、巴纳德,包括传承巴纳德思想的西蒙,他们都倾向于个人主义人本观,他们研究群体,也以个体行为为前提。然而,在群体研究上还有一位学者有着突出的学术成就,这就是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犹太学者卢因(Kurt Lewin),他以自己的独特研究提出了“场论”(field theory),创立了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对40年代以后美国乃至世界的组织行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雷恩恰如其分地评论了卢因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同时又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后人误解卢因的地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卢因的场论研究中,曾经做过10-11岁男孩群体行为实验研究。卢因的结论是:民主与独裁两种领导行为会影响孩子们的行为,独裁行为会损害男孩们的主动性,并产生敌意和攻击性;民主或者放任行为能够明显提高士气,形成更好的态度。雷恩指出,后人往往把卢因的这一研究看作领导力研究,实际这是一种误解,放任意味着缺乏领导力。不过,雷恩没有从史学角度深究下去,如果以社会史学的角度分析,很有可能正是由于卢因对纳粹的暴行有着切身体会,所以,他有可能对独裁行为的副作用更为敏感。

从管理学出发,雷恩采用历史学的比较方法,对群体激励和个体激励进行了比较。他选取了斯坎伦计划、林肯计划和麦考密克计划加以比较。斯坎伦计划是一个群体激励计划,由员工组成改进型委员会,寻求各种方法提高效益,提高效益后的节约部分给员工分成,但不针对个人只针对集体,以鼓励集体协作。林肯计划来自于詹姆斯·林肯(James F. Lincoln)的林肯电气公司,是一种典型的个人激励计划,以激发“明智的自私自利”,使员工技能得到更好地发展。根据相关报告,这两种计划表面上相反但都相当有效。实行斯坎伦计划的多个钢铁公司在扭亏为盈、增强合作方面有着明显成效,实行林肯计划的林肯公司不仅员工辞职率为零,而且个体生产力是行业平均水平的5倍。麦考密克(Charles P. McCormick)计划则是这位实业家在自己的企业中推行的一项员工参与计划,由年轻且有培养前途的管理人员组成“初级董事会”,作为制度化的下层管理者参与高层管理的组织,创造了参与式管理的一个新模式。通过这些比较,雷恩对管理思想与管理实践的互动给出了思想史的说明。

在关于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评价中,雷恩不仅陈述了众所周知的需要层次论,还对马斯洛的“优心态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加以强调,指出马斯洛“对商业组织中的领导者/管理者提供了大量的深刻洞察力”。类似这种对资料的选取,使社会人时代纷繁复杂的管理思想演变能够反映得更为全面。但是,可能是由于篇幅限制,对一些有重大影响的管理思想,雷恩介绍得过于简略,比如,关于决策学家西蒙的介绍,就显得过于单薄。如果从思想的重要性上来说,西蒙应当同巴纳德放在同等位置上。

值得注意的是,雷恩在总结社会人时代时,敏锐地提出了三四十年代社会伦理转型的影响。此前,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个人主义,而经过经济危机的冲击,主导伦理观念变成了人道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小说《愤怒的葡萄》为代表,个人主义已经被公司和政府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管理文献也出现了个人主义向社会伦理的转变,集体性、合作性、组织性成为研究重点,包括社会网理论也由此发端。管理思想的变化,与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

当前时代

雷恩所说的当前时代,大体是指20世纪60年代前后开始的管理思想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作为思想史,对当前时代的考察难度太大,“很难客观而恰当地评价更为近期的发展”。当前的情况过于多样,也过于宽泛,难以进行深入分析。

雷恩对当代的梳理是从管理理论丛林开始的。自从60年代孔茨提出“丛林说”以后,丛林的出现就成为管理学界进入当代的标志。对于管理学的新发展,雷恩抓住了明茨伯格的管理角色研究,约翰·科特的领导理论,彼得斯的追求卓越,德鲁克的宗师地位。但是,雷恩以老成持重的口吻告诉人们,管理学并没有出现革命性的范式转换,法约尔体系迄今仍然是管理学的骨架。

当然,没有范式转换不等于没有发展变化,有些新的思想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雷恩在修订版中介绍了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管理自主决策与商业行为》(Managerial Discretion and Business Behavior)等系列论文的研究,分析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所造成的交易成本问题,进而把公司治理问题推为当代管理中的首要问题。还有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与战略研究,迈克尔·波特提出的战略分析框架和战略选择模型,彭罗斯(Edith Penrose)和沃纳费尔(Birger Wernerfelt)关于企业资源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彭罗斯注意到企业各种资源提供生产性服务的异质性,改变了以往经济学研究习惯上只注意市场而把企业自身运行当作“黑箱”对待的思维。到沃纳费尔,则在安德鲁斯、波特等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基础理论(RBV,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这也是沃纳费尔的论文标题),并由此催生出了普拉哈拉德的核心竞争力观点。他们强调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由于种种原因,企业拥有的资源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着企业的差别,是企业竞争优势和持久发展的源泉。而且,彭罗斯还在企业资源理论的基础上衍生出了知识基础理论(KBV)。另外,还有进化经济学对战略管理的影响。这些,都使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气象。

在组织行为方面,雷恩高度肯定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戴维斯(Keith Davis),称他为“人际关系先生”,并认为在人际关系思想的演变历史上“没有人比他更引人注目”。雷恩强调,戴维斯把人际关系与组织行为结合起来,把人际关系研究由感性阶段推进到经验主义的组织行为研究。组织行为理论的代表,还有阿吉里斯的“个性与组织”关系假设,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学习理论。雷恩指出,阿吉里斯的理论,实际上承接着卢因的群体动力学,并引发了日本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创造理论,推动了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则是在人性假设方面的重大洞见。雷恩指出,许多人对麦格雷戈的理论有误解,X理论和Y理论并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人性的两个不同层面,它们并不针锋相对,而都是关于人性的基本观点。对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雷恩也进行了方法论角度的分析。在激励方面,雷恩主要介绍了弗罗姆的期望理论和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等。

领导理论是当代管理思想中分支最多、研究者也最为庞杂的领域。雷恩把领导理论在当代发展的主线索,概括为从个人特征到权变理论,再回到领导风格,进展到领导—成员关系理论。

在管理科学方面,雷恩介绍了运筹学的进展,重点阐述了戴明的质量管理和朱兰的质量三部曲,以及系统论对管理学的影响。客观地看,在当前时代,由于缺乏时间的沉淀,致使雷恩的论述显得头绪过多而主线条不明显。在篇幅上,也远远不及前两个时代。

值得称道的是,在书的最后,雷恩对企业伦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及其社会责任、全球化造成的管理机遇、跨文化管理和跨国经营面临的变数等方面,都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论述。尽管这一部分篇幅不大,但具有提纲挈领的前瞻性。

总体上看,雷恩的书,在管理思想史著作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本。同克劳德·小乔治(Claude S. George)1968年出版的《管理思想史》(The History of Management Thought)相比,雷恩的书要详尽得多。小乔治的更为简略,是粗线条性质的概括,而雷恩力求更深刻地揭示出管理思想发展演化的脉理,而且更为重视思想背后的社会动力。同钱德勒的企业史研究相比,雷恩的书要更偏重于历史学,钱德勒则突出了经济学分析,更重视企业自身的结构演变。

作为一部仍然在不断修订完善的著作,雷恩的书还存在着白璧微瑕。除了有些细节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史学考证外,雷恩采用的管理思想发展阶段名称,尚可商榷。中间两个部分的“科学管理”和“社会人”时代划分,命名逻辑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对应时代管理思想的代表性特征。然而,首尾两头的“早期思想”和“当前时代”,命名逻辑不一样,仅仅表达了时代性而缺乏代表性思想特征。在语词上,“当前”只能与“早期”以及类似的词汇对应,而不能与“科学管理”、“社会人”对应。反过来,“科学管理”与“社会人”也不能同“早期”、“当前”相对应。严格来说,一部著作,必须在篇章命名上保持一致性,这种命名的二重标准,影响了著作的严肃性。另外,由于历史学科本身的特殊性,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看,早期管理思想和科学管理时代,由于已经有了时代的积淀和淘汰,取舍选材似乎更为合理,而社会人时代的人物选取和详略分布,就有了值得商榷之处。到当前时代,似乎更多地受到管理时尚的影响,较多地考虑了思想影响的即时性,而对思想的持久性考虑不足。当然,这也给今后的修订留下了余地。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1年伍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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