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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琐语》之社会观察——质疑高薪聘任  

2011-12-12 09:59:00|  分类: 我的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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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这几年,高薪聘任人才的消息逐渐多了起来,价码一个比一个咋舌,实在令人大开眼界。2001年,就有上海某高校以一百万元天价挖走某教授的消息,尽管后来教授本人辟谣,但人才值钱的信号是无疑的,着实令人兴奋了一阵子。2002年,清华又出台了百万年薪聘请海外教授的消息,这回可是千真万确的,有名有姓。而且,还在网上引起了美国教授到底年薪多少的一番争论。后来,更有山东外事翻译学院以百万年薪聘请院长的举措,不过由于文凭似乎引起了点疑问,很快就解聘了。我却由此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受聘者文凭是真的,天价式的招聘,值吗?

近来聘任名人,往往在出身、文凭上纠缠不休,实际上,出身、文凭等等,只是聘任条件的一个方面。山东聘任的院长,文凭有疑问(应该说,核实文凭不是难事,显然,在文凭上的模糊其辞似乎只是一种技巧,而不是真正的文凭问题)。清华聘任的海外教授,出身文凭则毫无问题。如果仅仅就文凭问题看聘任,是否有点偏颇呢?既使真的是哈佛博士,是否就值年薪百万?我不否认,哈佛的博士,确有年薪百万的,不过是不是哈佛的博士个个都年薪百万,恐怕不至于。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学历学位都货真价实,而薪酬却有天壤之别的并不少见。

查近年来的高薪聘任,主要是针对两种人才,一是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教授),二是高级管理人员。这两类高薪聘任,我以为应当分别对待。

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是否出高薪,高薪出到多少,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以下三点是非考虑不可的:第一,假如我是个老板,我花百万巨资,引进了某个人才,但这个人才却不能给我带来超出百万的收益,我干吗?第二,既使这个人才给我带来的收益超出了我支付的报酬,我恐怕还得考虑考虑,万一这个人才对其他人造成了负效应怎么办?譬如,我高薪引进的人才很卖命,然而却惹火了其他不是高薪引进的人,他们给我磨洋工,泡蘑菇,甚至有意刁难,该当如何?在招聘中“招来女婿气跑儿子”的事,不是没有见过。当然,其他普通职工对高薪聘任的人心悦诚服,认为人家高薪拿得有理,自然没有麻烦。第三,这里还有人才的结构问题。考虑到市场规律,物以稀为贵,真正的杰出人才自然是价值不菲的。然而,既使招聘来的人才确实能给我带来超值收益,而且也不会影响他人的积极性,我还要看看人才的整体结构合适不合适。例如,我有一辆夏利车,为了提高它的档次,我给它安装了一台劳斯莱斯的发动机,但是,底盘、车体、操纵、制动系统都是原样,这辆车是不是真的就超值了呢?如果对这三点都是肯定的,或者说权衡以后还是得大于失的,那么,高薪聘任就值得,不要说一百万,就是二百万三百万又何尝不可!

对于高级管理人员来说,高薪聘任,必须考虑管理成本问题。就拿山东外事翻译学院的聘任一例来说,按报刊介绍,该学院现有学生四千,扩招后可望达到八千。那么,年薪百万,就意味着每位学生要为这个院长的管理劳动付出125元的费用。然而,不仅如此,院长大人绝对不是光拿薪水不干事的,他还要办公,需要有一间能够体现其身份和价值的办公室,这不过份吧。我相信,再用一百万元来建设、装备一个适合该院长使用的办公室,是绝对有必要的,而且可能还显得寒酸。暂且就当作一百万元吧,学生的付出就要翻一番了(当然,办公室是固定资产,但是,折旧加上更新,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校长总要有一辆车吧。这辆车我们就算50万元,车的寿命按10年计算,每年又是5万,养一个司机每年不得12万?每年的油钱、维修费、过路过桥费等,又不得23万。况且,这些都还是按节约原则精打细算的。校长得有电话,得有手机,既然是海外归来,又要把学生推向海外,国际长途是少不了的。……如此细算下来,学生该为这位校长的管理付出多少?如果一个学生为一位校长(那怕是十分杰出的校长)就要付出每年数百上千元的代价,值得吗?

退一步说,假定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然而由于财力所限,把这些“值得”的开支保证了,学校就只得减少用于教学、用于聘任教师、用于实验的经费,请一些专门“跑场子”的所谓教师来上课。合算吗?

我绝不是对高薪有红眼病,能够有高薪总比低薪强,也不是一概否定高薪聘任,但管理必须讲成本。一个组织(不管是学校、医院、企业或政府),不自量力地追求“高水平”,会带来什么?年薪百万不算稀奇,但必须是年利润(抱歉,我只得用利润这个词,而我国的教育按法律规定是非赢利的,暂且借用一下)上亿方可。否则,只能是一时的炒作,昙花一现,甚至还会造成巨大的黑洞。如果高薪聘任一半个人才就能真正解决问题,那么,用年薪千万来聘任一个杰出的总理,把中国一下子就能治理好,岂不痛哉快哉!

在我看来,近年国内的高薪聘任,薪才对等的也有,不过极为少见,更多的是一种追求媒体效应的花架子。中国的事情,往往要从另一面来看才比较清楚。高薪聘任实际上的作用不在于聘了谁,而在于能不能吸引媒体的眼球;上市公司火不火不在于业绩如何,而在能不能引起股票狂飙;一个工程的效益不在于会不会为民造福,而在能不能把某人推上高位;提出某种理论不在于学术上的贡献,而在于能不能使自己名扬四海;包括种粮食的,都不在乎是否真的增产,而在于能不能拿出一个超重的大麦穗来给自己扬名立万。说到底,这还是一种伟人或能人情结。这种病不从根子上治一治,恐怕与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

有的朋友以为,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干预,聘谁不聘谁,拿多少钱聘,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事。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聘任环境恰恰不是真正的或完全的“市场经济时代”,或者说,是缺乏市场经济规则的市场经济时代。在中国的市场体制建设中,人力资源市场可能问题较多。大体上,保姆市场和民工市场还比较市场化,没有多少其他因素干预,基本上是按市场规则和供求关系在运作;大学生就业市场也有了市场的雏形,尽管还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就业要依赖于市场以外的门路,但毕竟市场规则在起着有限的作用;而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如大型企业的CEO和高校的“长江学者”,有市场吗?是受市场支配还是受其他因素支配,一看便知。因此,这些人的聘任往往不是按市场法则进行的。正因为聘任中有了更多的非市场因素,所以才需要质疑(真正的市场交易是不害怕质疑的)。更麻烦的是,这些掌握聘任大权的人多数不是拿着自己的钱(往往是政府的钱或者股民的钱,而赔了不要自己负责,只是计入“学费”)去找人,因而才有“劣胜优汰”,才有了市场运作之外的“小九九”,才有了聘任中受“政治”因素或“关系”因素等干扰。比如,我是一个完全有自主权的校长,而且还有完善的委托代理机制约束着我,我可能会聘任类似居里夫人、爱因斯坦一类教授,聘个脑袋后面留着小辫子的辜鸿铭也未尝不可。但是,假如我是“上面”安排的校长,我不需要对学生对董事会负责,而只需要对“上面”负责,我就会担心爱因斯坦可能不听招呼,辜鸿铭可能会引起上面反感,所以最有可能的是聘请“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来当教授。

有的朋友撰文赞同这种聘任,并认定这就是市场行为主体的一种自由选择。持这一看法的人可能是把博弈行为与市场行为混淆了。市场行为是一种博弈,但并非所有的博弈行为都是市场行为,军事、政治中都有博弈。广告是市场中常用的方式,然而在中国并非所有的广告都按市场规则运作。比如,秦池在CCTV争标王,一掷钜万,好不气派,但在规范的市场运作下,这种行为无异于发疯(广告不是拍卖,要有严格的成本收益核算)。秦池争得标王后,当地政府以红头文件号召向秦池学习,正好能说明争标王行为的非市场性。如果所有博弈行为都是市场行为,那么,寻租、极权政治中的官场规则,都可以说成是市场行为。上市公司做假帐,也是市场行为了。银广夏、安然,也就不需要谴责了,那都是“市场行为主体的一种自由选择”呀。市场行为主体的自由选择说白了就是“愿打愿挨”,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愿打愿挨”:一个私营企业家死皮赖脸要聘任某个政府官员在他那里兼职,而私下里却对这个政府官员的能力嗤之以鼻。这个官员也乐意兼职,不用干任何事就可以拿到一笔酬劳。这是确凿无疑的愿打愿挨,难道也是市场行为吗?

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遭遇到过多的非市场因素,在一定意义上,非市场因素所起的作用比市场因素大得多,人才聘任也是如此。不守市场规则的市场经济,只会适得其反。目前这种高薪聘任,在我看来是与市场规则背道而驰的,而且会妨碍我们向真正的市场体制方向前进。

 

《边缘琐语——人文与管理的对话》  作者:刘文瑞 朝华出版社  2006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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