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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桑斯的权变理论整体观  

2010-10-22 09:41:46|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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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华  申莉

 

自从管理学有了权变思想起,采用权变模式研究管理活动的学者为数不少。比如,菲德勒(F. Fiedler)的权变领导模式,就是管理学教材中常见的一种权变表述;再如,莫尔斯(J. Morse)和罗尔施(J. Lorsch)提出的“超Y理论”,就是在“X-Y理论”基础上的权变创新。但是,对权变理论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者,以卢桑斯最有代表性。

在《管理导论:一种权变方法》(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A Contingency Approach)一书中,卢桑斯认为,截至到20世纪中期,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尽管种类繁多,但概括起来,基本上可以归纳为过程管理方法、计量管理方法、行为管理方法和系统管理方法四大类。把过程管理、计量管理、行为管理和系统管理结合起来,就可以走出理论丛林,促成一种全新的管理方法的诞生,即权变方法,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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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题:“通过管理理论丛林的途径”;来源说明:“摘自《管理导论:一种权变方法》第17页,McGraw-Hill出版公司1976年版”。

 

一、权变方法对管理学的意义

权变一词非常流行,但是,由于词义的多解和模糊,人们对权变各有各的理解。汉语中的权变,“权”字的本意是秤砣,是衡器的一种,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铜权、石权。作动词用就是权衡,本意就是秤量,并由此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引申义,主要是根据实际情况用来描述行为人的审时度势和行为选择。管理中的战略变化和投机取巧,都可以称为权变。在权变一词的使用上,褒贬皆用,既有褒义的权宜,又有中性的权衡,还有贬义的权谋等等,但不管怎样用,汉语中说到权变,是同算计利害、衡量得失紧密关联的。

英文中表达权变通常采用contingency一词,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来自偶遇接触,就同汉语中“碰上了”的含义差不多,强调偶然性,表示可能遇上的机会、没有预测到的事故等。所以,英语的contingency即权变,更多地用来表达不确定性,这同汉语有一定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汉语的权变往往指衡量得失以后的应对,英语的权变往往指偶然性引发的变化。因此,在英语世界,权变理论诞生以前,所谓权变管理,往往被看作是一种无系统的、不科学的而且仅凭直觉和经验行事的管理方法。而权变理论的诞生,正是要给在不确定性影响下的管理变化做出逻辑匹配性解释。

从整体上看,以卢桑斯为代表的权变理论,试图寻找出不确定的变量之间互相作用的功能性关系。根据他的概括,人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了解权变管理:

“如果……那么……”(the if-then)。从最简单的思路解释权变关系,可以一目了然地把权变定义为“如果……那么……”句式。其中的“如果”是独立变量,“那么”取决于“如果”的依赖性变量。这两种变量的关系是一种功能性关系。例如,在管理活动中,如果是自愿者组织,那么,管理者就不宜采用命令方式;而如果是军队式组织,那么,指挥作战时就不宜采用协商方式。这种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如果环境是A,那么管理就应该是a;如果环境是B,那么管理就应该是b。权变管理实践中,环境因素一般被视为独立变量,管理理念和管理技巧一般被视为取决于环境变量的依赖性变量。有多少“如果”,就有多少“那么”。现实中这种“如果”和“那么”是否匹配,往往靠的是人们的经验和直觉,经验和直觉不及的地方,就得撞大运,靠手气。卢桑斯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试图以数学逻辑,恰当地确定“如果”和“那么”之间的匹配关系,给出一个“the if-then”的认知和解读范式,帮助人们在实践中更好地处理各种不确定因素。

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管理活动中的可变因素,通常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内部因素等同于管理因素)和外部因素(同上,可以把外部因素等同于环境因素)。不过,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范围是变化的。如果采用类似于哲学式的表述,把这两种因素称为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可能更为准确。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逻辑推导,都能够发现这两种因素的相关性。卢桑斯认为,区分内外因素时,把环境因素作为独立变量,把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作为取决于环境因素的依赖性变量,可以使这种区分变得更清晰。如果进一步归纳,环境因素由一般性因素(包括社会、技术、经济、政治/法律等因素)和特殊性因素(包括竞争者、客户、供应商等因素)两种变量构成。环境因素中的这些变量,都是独立于管理之外的。管理因素由组织结构变量、管理过程变量(决策、沟通和控制等)和管理技术变量构成。通常,管理因素中的这些变量,是在组织中受管理活动的约束和控制的。环境变量基本上都是独立变量,管理变量可以是独立变量,也可以是依赖性变量。管理变量究竟是独立变量还是依赖性变量,取决于管理主体的作用范围。例如,当一位经理在其职权范围内调整员工薪酬时,组织报酬体系就是独立变量;而公司在调整薪酬制度时,组织报酬体系就是依赖性变量(这时的独立变量,则是更大范围的制度体系如公司章程以及社会环境因素)。

权变管理与情境管理。权变管理与情境管理十分相似,这两个词汇往往被相互替代使用。但二者在内涵上还是有所差别的。权变管理寻找的是一种与特定的环境条件相匹配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功能性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如果把二者看作因果关系,就会否定管理的主动性。所谓“依赖性变量”,是指在匹配性上的依赖,而不是消极性反应式的依赖。管理活动是一种主动性很强、非常活跃的活动,而不是对环境的条件反射。反过来,权变管理的“依赖性变量”,是针对“独立变量”有意识地主动采取措施。卢桑斯倡导权变管理的意义在于,准确掌握管理中的独立变量和依赖性变量的功能性关系,能够改进管理行为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假设把权变管理称作“如果……那么……”式管理,则情境管理可以称作“全依赖”式管理,即把所有情境都看作是管理可以调控的对象。也就是说,情境管理并不刻意区分环境变量和管理变量之间的功能性关系。由此可见,权变管理思路致力于克服以往管理学中过于重视“因为……所以……”关系,忽视“如果……那么……”关系形成的认知偏差,而情境管理思路强调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与互动性,致力于克服以往管理学中重视内部因素而忽视环境因素所形成的行为偏差。简单说,权变管理注重不确定性,情境管理注重复杂性。

管理学界对权变的认识。尽管在“什么是权变”的认识上还有争议,但是,卢桑斯指出,从50年代到70年代有不少管理学者和管理实践家在权变管理上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探究。比如,有效领导活动的权变管理,组织设计中的权变类型,组织行为学者改变行为的权变模式等等。在卢桑斯发表《管理导论》时,他认为已经得到公认的的权变管理研究有:(1)情境人事管理。主要代表有保罗·皮格斯(Paul Pigors)和查尔斯·梅尔(Charles A. Myers)的《人事管理》(Personnel Administration)提出的情境方法,这本书在过去几十年中颇受欢迎。他们运用案例研究确认了人性因素、技术因素、时空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对于人事管理的影响。(2)权变计划。特别是为突发事件设计的应急方案。(3)领导权变模型。弗雷德·菲德勒(Fred E. Fiedler)积累多年经验并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型,这在多种管理学著作中得到广泛引用。(4)权变组织。权变组织的研究开始于保罗·劳伦斯(Paul R. Lawrence)和杰伊·罗尔施(Jay W. Lorsch)的学术研究,他们把大量的注意力投入到组织理论和组织结构的权变方法上,并指出,权变组织的核心思想是没有绝对一流的组织管理方法。(5)行为权变模型。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B.F. Skinner)的强化理论中,直接使用了权变观点。他的著作《强化的相倚关系:一种理论分析》(Contingencies of Reinforcement:A Theoretical Analysis)正是运用权变思路,把消极的“刺激-反应式”条件反射心理机制,改造为积极的“行为-刺激式”强化心理机制,在行为主义心理学上取得了突破。正因为有学界的这些积淀,卢桑斯下决心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无所不包”却又灵活多变的统一的权变理论体系。

二、权变管理:比较和对比

在管理学界,思想流派众多,学术观点各异,权变管理方法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与传统管理方法和现代系统管理方法相比,到底有何异同?

从权变管理思想与传统管理思想的比较看,卢桑斯承认传统管理思想的不可或缺性。有些新理论的提出者,为了突出自己的学说,往往把传统管理思想说得一钱不值。卢桑斯则不然,他强调,法约尔、古立克、厄威克、穆尼等人创立的过程管理理论,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对所有组织都适用的统一的管理原则,这些先哲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发展管理原理的事业之中,他们都生活在大工业的年代,具有相同的环境背景,社会相对稳定并具有同质性,因此,过程管理思想归纳总结出的统一适用的管理原则在组织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具有大量可靠的逻辑依据,这正是传统管理思想值得肯定的地方。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因素开始变得更为复杂,并具有不可预测性,对于管理实践者而言,统一适用的管理原则是不现实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兴的管理学派开始孕育新的假设和新的理论,以寻求对传统管理原则与方法的修正,从而更好地了解组织、认识管理。在这些新兴研究中,以行为管理研究最有代表性,以至于有很多书籍在介绍行为管理时,有意无意地造成“行为管理取代古典管理”的错觉,使人们认为行为管理学说似乎是复杂且非同质环境中了解组织最恰当的方法。这种认识是有偏颇的,尽管行为科学的发展,使行为管理取得了重大成果,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主体,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取代”的结论。从一定意义上,与其说行为管理取代了古典管理,不如说是补充了古典管理或者修正了古典管理更为恰当。

卢桑斯在承认过程管理理论和行为管理理论价值的基础上,还尖锐地指出,行为管理学家犯了和古典管理学家一样的错误——他们试图找出管理思想中唯一不变的真理,这样,使行为研究也走上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追求。这种研究的逻辑结论,必然要倾向于追求“普适”和不确定性的消除。而在不确定性消除方面,管理科学(数理学派)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

卢桑斯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解决问题。他指出,不论是过程管理、行为管理,还是管理技术,都不可能不加区别地适用于任何条件,不可能在所有情境下都能够有效发挥最大效用。管理学可以统一,也应当统一,但不是按照传统管理思想的假设去统一,也无法以行为研究的科学化寻找因果逻辑上的统一。在现代管理活动中,既然环境因素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在管理理论与实践中就不能忽视环境变量。当环境因素变得越发复杂多变时,传统理论和行为理论就相形见绌。权变思想的提出和发展,可以改变传统管理思想的不足,也可以矫正行为管理思想过于偏重因果关系的倾向,进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管理解释思路。

从权变管理思想与系统管理思想的比较看,卢桑斯承认系统理论的重要贡献。在卢桑斯的时代,系统思想方兴未艾,而且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管理学说的微观性,在宏观层面有一定突破。因此,系统管理思想与权变管理思想十分接近,尤其是系统理论强调环境与系统的相互影响、输入-输出关系的系统开放性,同权变管理理论非常相近。加上系统理论以整体论取代元素论,不是着眼于构成系统的元素来确定事物的性质,而是着眼于元素之间的关系来认知事物的性质,在方法论上与权变理论有很大的类似性。所以,有不少学者自然而然地把系统理论同权变理论联系起来,甚至把权变管理理论和开放系统理论替代使用。

但是,系统管理理论和权变管理理论还是有一定差别的。系统理论侧重于整体性认知,这种整体性认知在思想上很诱人,能够满足人们克服局限性的欲望,避免“瞎子摸象”的偏差,但是,信息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使人们很难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因此,权变理论试图改变系统理论的“宏大叙事”,力求通过对具体权变关系的认知来掌握客体对象。系统管理学派试图寻找管理的统一性,权变学派则承认管理的多样性。说通俗一点,权变理论的思想是系统化的,但操作是具体化的,是一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方法。它不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整体性理论解决方案,而是寄希望于逐渐确定各种具体变量之间的功能性关系,走水滴石穿的研究道路。在现实的管理研究中,权变方法最为实际,它致力于针对可辨识的环境变量,寻求恰当的管理过程、定量技术、行为方法与其匹配。正因为如此,讲到系统管理理论,管理实践者往往会觉得“老虎吃天无处下爪”;而讲到权变管理理论,管理实践者往往会下意识地对照自己的实际去认知和确定“如果……那么……”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卢桑斯并不把自己的学说归入系统理论,而是强调权变管理和系统管理的互补性,并反对非此即彼的“二者选其一”思维。

卢桑斯认为,以微观为导向的传统管理方法在管理实践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以宏观为导向的系统管理思想在具体管理情境中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所以,需要换个角度去认识管理理论,从最一般的理解上说,权变管理就是传统管理思想和系统管理思想的融合体。但这种融合不是调和折中,而是理论创新。

三、卢桑斯的权变理论整体观

卢桑斯的学术方向,是以承认管理的特殊性为起点,然后再以权变方法逐步走出特殊性而趋向管理的普适性。所谓权变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界定内外部环境的独立变量,把握各种各样的管理过程、定量方法、行为调控、管理技术等依赖性变量,以实证方法确认二者之间的功能性关系,进而通过增进对这种权变关系的认识,尽最大可能实现组织的管理目标。按照权变理论,如果存在特定的环境条件,那么,特定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就是比其他管理方式实现组织目标更有效的方式。

在卢桑斯的权变管理思想中,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即管理环境、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这三大部分之间存在着权变关系。在卢桑斯对权变管理的阐述中有一个十分形象的表达:他以权变思路构建了一个平面坐标体系,横坐标是“如果”,即独立的环境变量;纵坐标是“那么”,即依赖性的管理变量。卢桑斯强调,这个权变管理的坐标系中,各种变量之间存在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功能关系。坐标横轴上每一个独立环境变量,纵轴上必有一个依赖性管理变量与其对应,二者构成一个权变矩阵。权变理论就是寻找两种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样一个框架中,每个具体的管理问题,其解决方案都是独特的,而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统一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但开锁的技术是一致的。管理的复杂性,在权变理论中可以化解为具体情境的单一性;管理的不确定性,在权变理论中可以化解为每对功能性关系的确定性。卢桑斯的权变管理理论最大贡献,不在于他关于权变管理的具体描述和论证,而在于处理整体性和具体性之间关系的思路和方法。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0年玖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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