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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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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谐 管 理 理 论 评 析  

2010-04-02 13:34:30|  分类: 管理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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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为“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谐管理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一种学说,和谐管理理论经历了泰罗式的“走出经验”、西蒙式的“走出最优”、哈耶克式的“走出建构”,走向新型管理诊断学。这一理论的切入点,经历了“计划→战略→定向”,具有范式性贡献;其研究内容,经历了“控制→协调→和谐”,形成对不确定性的消解。但尚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包括排除人性假设是研究策略还是学科逻辑问题、和则与谐则耦合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问题导向与原理导向的关系问题、理性建构和知识演化的认识论问题。

关键词:管理学;和谐管理;学科范式;管理学的中国学派;管理诊断学

 

本文最初打算采用《和谐管理理论批判》为题,但考虑再三,还是改为“评析”。原因无他,不过是因为“批判”一词在中国语境中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本意。“批”本来指读者在读书时写在天头地角的感受;“判”本来是官府对某一案件的决断。“批”和“判”组合起来,恰好就是“读后感”加上“下定义”,所以,“批判”乃是中国传统中用于论说某种思想最适当的词汇之一。如果舍“批判”而求其次,还可用“检讨”,含义庶几近之。而“评析”则不然。“评”为评价,即用言论之秤(平即秤之象形)来衡量某一学说;“析”为分解,即用斧锛之类器械(斤的本义为斧钺)把木料劈开。显然,“评析”就其本意来说,用于严肃的思想讨论并不恰当。权衡之斤斤计较,破析之大刀阔斧,正同“文革”中的“大批判”含义相近。历史就是这样吊诡的,本来温文尔雅的“批判”一词,经过“文革”的洗礼变得杀气腾腾,而本来市井算计且“不破不立”的“评析”一词,却取而代之变成了由俗入雅的常用词汇。语言变化是时代变化的缩影。“批判”与“评析”的这种演变,恰好可以管窥出中国社会的演变。由于这两个词义的变化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本文从众从俗,以“评析”为题。如此开题,权作对已逝斯文的一种凭吊和对真实学问的一种期盼。

管理学在中国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关。30年来,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由蹒跚学步到突飞猛进,已经有了可圈可点的建树。在国内的管理学研究中,以席酉民为代表的和谐管理理论[1~3],值得引起学界的注意。笔者认为,这一理论,表现出中国管理学界在追求真实学问上的不懈努力。

1  和谐管理理论的贡献

观察评价某种理论,有由小及大的微观考察和由大及小的宏观鸟瞰2种途径。如果仅仅就和谐管理理论本身的具体细节来谈,有可能会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偏失,所以,把和谐管理理论放置在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可以使其理论意义展现得更为清楚。

1.1  从“生理学”到“病理学”再到“诊断学”

管理学在中国的30年,其发展道路有着比较明显的轨迹。本文以医学为喻,将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概括为“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这样一条线索。而和谐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发展线索不断深化和严肃探讨的轨迹。

(1)“生理学”阶段  这是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初级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有了管理学研究,最初的进展,是各式各样管理一般原理的介绍和引进。这时的管理学著作立足于告诉读者“管理是什么”,往往试图找出相关理论的主要线条和标准答案,理论观点以引进为主,同时受学科渗透的影响(这种学科渗透,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中国管理学初建阶段,大量从事管理教学与研究的教师都是“半路出家”,从相近学科转行而来。这种转行的影响与学科渗透的关系极大。至今在不同院校的管理学院中,还可以看到当年创办管理学科的“师资底子”之影响)。再加上80年代对国外各种学说的广泛引进,许多学者试图用舶来的新理论诠释管理,尤其是哲学上的一般系统论,社会学、行为科学的新知识,都对当时的管理学起到了推动作用[4,5]。也有用中国经典的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解读管理理论的。另外,理论原著的翻译介绍,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时的管理学理论研究还谈不上深入探讨,与企业更没有发生直接关系,基本上是在大学课堂上的书面作业,而且多数属于“短平快”式的。比如,四川人民出版社普及性的《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影响很大,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理论性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在80年代前期出版者印量都不大(只有一本《Z理论》印量稍大,而这种受人关注恰好与试图借鉴日本经验的走捷径心理相关)。严格来说,这时的管理学在中国还谈不上研究,充其量是管理学基本知识和原理的普及,就像人们需要了解基本的生理卫生知识那样。

(2)“病理学”阶段  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一般的管理生理学,已经不能满足如雨后春笋般的企业成长的需要,正如少年儿童迅速成长的青春期,简单的生理卫生知识,已不足以回答身体迅速发育造成的困惑。青春期的少年,往往区分不开常态和病态,他们会把生理冲动当作某种疾病,试图去治疗。更多的反应,是如何走出这种青春期困惑而进入成人世界。这一时期,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犹如青春期少年一样发展迅猛,但如何发展主要靠经验和摸索,“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管理学开始走出学校,走向社会。然而,无论是企业还是学者,都不无尴尬地发现,那些以管理生理学为基础的教科书,在实践中并无多大用处。企业尤其是那些快速发展却不大正规的企业,需要的是当下见效的药方,而不是公式化的概念。这就好像一个进入青春期的人,成长中总感觉到自己不正常,总是怀疑自己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没有医生能够给出治疗方案,病人只能看到生理活动的一般情况介绍。在这一背景下,管理学开始了“病理学”的探讨。所谓“病理学”阶段,大致从1992年开始。这一阶段,MBA教育红红火火地展开,案例教学成了管理学的主流。学者开始与企业接触,针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开始起步。这时的管理病理学,依然理论积淀不足,多数走的是对症下药的路子。病人的殷切期望和医生的功力不够形成了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于是,伴随着现实的需要,有些管理学者开始以病情为标的,深化自己对从生理到病理的理论理解,认识管理的机制问题,使管理学理论研究开始有了问题导向。但也有些人,急于寻找本土的“偏方验方”,过多着眼于“症状”而忽视“病理”,走上了中国式的“赤脚医生”道路。这种演变,使一部分有志于从基础做起的学科建设专家,逐步转向了“管理诊断学”。

(3)“诊断学”阶段  从2000年以后就显示出这一阶段的端倪。这种倾向是同“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制造业崛起相伴随的。其基本路线是:以管理生理学为基础,但又不是单纯进行书斋式研究,而是明确提出问题导向,以管理机制为着眼点,综合探讨现实经营中的生理机制和病理机制,不仅仅满足于消解症状,而且试图区分“病态”和“常态”,对“病情”与“生理发育”作出逻辑性解释和推导,从问题出发,向生理学和病理学的深层追寻答案。可以说,这样做,既不是课堂上和书斋里的书面作业,也不是单纯应付现实需要的“赤脚医生”,而是同管理实践密切结合,对现实中的“病症”给出符合科学的诊断结论。

在这一过程中,和谐管理理论,正是管理学由生理学到病理学再走向诊断学的代表。它的发展过程,反映出了它的学术地位。1987年,当席酉民首次提出和谐管理理论时,他是运用系统论的思路,对管理学知识进行整合性建构。尽管他当时已经有了问题意识,已经开始着手诊断组织中的无序、不协调、负效应等问题,但他的基础依然是管理生理学,立足于组织的“应然”状态,落脚于组织战略。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对于和谐管理理论后来的发展充实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同时也使得随后出版的《和谐理论与战略》具有了超出普通管理教科书的容量,在管理生理学上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加哲学化的思考。修订再版后的《和谐理论》,使这种生理学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2002年的《和谐管理理论》,可以看作是相关研究随着管理生理学积淀日深而转向应用方向的努力,注重现实问题(也就是病理现象),开始走向以生理学和病理学为基础的诊断学。到2006年的《和谐管理理论研究》,这种诊断学的建设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范式。这种诊断学,不是简单的“望闻问切”,更不是一般的对症下药,而是以生理学和病理学以及其他相关知识为基础,建立在类似于透视、化验、超声波检测,甚至包括生理病理培养等一系列科学方法基础上的会诊。如果说,以曾仕强为代表的“中国式管理”,基本上恪守着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手法,而且以“号脉”为主;相当一批非常活跃的“咨询专家”的实践,多数属于临床应用式的“对症下药”,带有较多的感性成分,并未形成以生理实验和病理分析为基础的科学诊断,那么,席酉民的和谐管理理论,则是建立在现代医学的科学分析和整合基础之上,试图用理性的、可验证、可证伪的方式建立新型的“管理诊断学”。

在和谐管理理论的发展中,有一些代表性的理论影响值得重视。尽管和谐管理理论的创立参考并引用了大量相关文献,但其中有3个人的理论最值得一提,这就是泰罗[7]、西蒙[8]和哈耶克[9]。所谓理论影响,不能仅仅看引用了多少文献,而是要看思维的逻辑渗透和研究的方法渗透(当然,引用文献是重要的,严格的学术规范是保证理论严谨的前提,但是,思想方式的影响更为重要。“思想”与“学术”不能完全等同)。

来自西方的泰罗,就像一个化验师,对管理现象进行精细的分析,试图以科学方法找出符合社会生理需求的最佳营养配方。虽然泰罗制在西方已经有了百年历史,但对于正在步入社会转轨的中国,却有着振聋发聩的效应。80年代系统工程在中国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管理技术层面补泰罗这一课(这种补课,恰恰有70年代华罗庚等人在中国推广“统筹法”、“优选法”为基础铺垫)。关于泰罗,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他的技术性贡献,但是,对于泰罗团队的信念和坚韧(来自新教信仰)在技术性贡献中的作用似乎有所忽视。实际上,泰罗的地位来自于对细节的不断追问,以严格的逻辑“打破砂锅问到底”,连穿鞋走路也要“找出最好方法”,这种努力成就了泰罗。和谐管理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对泰罗的引用并不多见,然而,被当时学界忽视的泰罗那种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坚信能够找到“最佳”的态度,却在求知的精神层面得到席酉民团队的贯彻。在这一方面,正是泰罗式的精神,奠定了和谐管理理论追求严密、不断反问的发展道路,克服了中国常见的“差不多”、大而化之的局限。这种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无意识积淀,影响较大。比如,在系统论兴起于中国时,宏观化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倾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理论引进后的本土思维同化反应)。80年代的中国管理学,动不动就是气吞山河的“宏大叙事”。尤其是诗人式浪漫想象加上哲学家式模糊抽象的方法,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成为管理学的表达方式之一。席酉民虽然也是从系统理论入手,但他不同于来自哲学领域的宏观诠释,而是具有理工领域的精细作风。这种精细化倾向,使和谐管理理论从提出伊始,就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对经济学和管理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对人的认知能力局限性的揭示,对“最佳”的怀疑和否定,是立足于严谨的科学论证基础之上的,所以,西蒙没有陷入相对主义,没有出现类似中国古人在迷茫的思考之后的无所谓心态,而是更为执着地探讨如何扩展人类理性的舞台。西蒙否定了泰罗式的“最佳”,恰恰砥砺和发扬了泰罗式的精细。这种思想风格,对席酉民的团队也形成了重大影响。正是认识到理性的有限,和谐管理理论才能形成一个开放结构,不断容纳和吸取新的内涵,致力于“不确定性的消减”。在和谐管理理论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条分缕析、环环相扣的理论结构,在细节上的严谨与体系的开放上浑然一体。可以说,西蒙的思想,对和谐管理理论的不断修正、补充、调整有着重要意义。

哈耶克对理性自负的批判,对社会发展从“自发秩序”到“扩展秩序”的论证,对“建构主义”的质疑和反思,在当代学术思想中独树一帜。从“通往奴役之路”到“致命的自负”,这种不停顿的反问,破除一切研究中的盲从和自大的究根问底,体现了学术研究的谨慎和谦逊。哈耶克的这种思想,同波普尔的“证伪”方法论[10,11]是一致的。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和谐管理理论研究团队并没有完全接纳哈耶克的观点,然而在研究的指向上,这个团队明显吸取了从波普尔到哈耶克的经验主义思想方法。随着和谐管理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席酉民团队越来越明显地刻意避免“建构主义”陷阱的努力,力图用“开放系统”的观点来解释管理。席酉民本人的管理研究,从“战略”起步,进而对“战略”提出疑虑,再发展到以“和谐主题”替代战略,明显反映了哈耶克式的思路。尽管这个团队在以和谐主题替代战略的思考中大量引用了明茨伯格的观点[12,3],但思维的方式和坚守的信念,却是来自哈耶克和波普尔。和谐管理理论作为一个对管理实践不断验证的猜想体系,得益于哈耶克的秩序观和波普尔的证伪说。

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和谐管理理论作为一种学说,经历了泰罗式的“走出经验”、西蒙式的“走出最优”、哈耶克式的“走出建构”,使它成为开放的、不断证伪的、逻辑自洽的新型管理诊断学。

1.2  从“计划”到“战略”再到“定向”

管理学从哪儿入手?这在学术发生学和发展史上,也有着明显的变化。从世界角度看,管理学理论的切入点,随着这一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先后有着转移。整体发展趋势是由着眼于企业内部变为着眼于企业外部,由追求确定性变为重视不确定性。

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首推泰罗和法约尔。他们2人具有一致性,但泰罗偏重技术和思想,法约尔偏重体系和概括,所以,从学科体系上看,法约尔的影响更大,他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形成了库恩所说的范式地位[13]。在法约尔的体系里,“计划”首当其冲,而且由他开创的管理职能理论中,计划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后来的管理学建构,绝大多数是从计划入手的。在法约尔体系的影响下,相当多的管理学者都把计划作为管理学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有了计划,才有执行计划的组织;有了组织,才有组织运作中的指挥、领导和激励;有了组织运作,才有了协调和控制,而控制又提供了计划的反馈。不同职能相互连接形成闭环循环。不论是三职能说(如戴维斯)、四职能说(如特里和早期的纽曼)、五职能说(如孔茨)、七职能说(如古立克)[14],还有其他众说纷纭的学说理论,只要是管理过程学派,基本上都恪守这种框架。尽管关于管理职能的逻辑关系一直有争论,甚至是很激烈的争论,但最多的是关于不同职能之间的逻辑关系辨析,以及职能之间的类型学划分等看法上的不同,这一学派至今都是在努力完善这一范式,尚没有突破这一范式的迹象。

法约尔体系有着无可置疑的经验支持和实用价值,至今依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然而,如果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看,法约尔体系有着早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性问题。这种问题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立足于建构主义,二是缺乏证伪检验。这不能苛求法约尔本人,任何人都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和学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在法约尔的时代,建构主义和经验理性,是当时各种社会学科的共同特色。这种时代局限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可以由后来的学者予以突破和发展,后人如果不能做到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就是失职。如果从哲学角度看,法约尔的时代正是哲学上建构体系的时代,而在他之后,分析哲学的兴起,似乎在管理学界并未引起相应的变革(国外一部很有名的哲学经典选编,18世纪分册命名为《构建体系的时代》,20世纪分册命名为《分析的时代》,就反映了这种时代变化)[15]。尽管20世纪以来哲学方法论有着重大发展,但是,管理学似乎依然处于建构时代,尤其是立足于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学者(这里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从哲学流派的严格意义上论证,不是现实中对这两个词汇的非学术解释),虽然也引入了一定的代表20世纪思潮的分析方法和证伪方法,但法约尔的范式有足够大的容量,管理学虽然有长足的发展,但尚未形成动摇这一范式的思想革命。对法约尔范式冲击最厉害的,是巴纳德[16]的社会系统学派。

巴纳德的理论是一个新的标志,他基本上放弃了法约尔范式,带有明显的社会学色彩。他不是从计划入手,而是从群体和组织入手讨论管理理论。他提出的组织平衡论,不仅是个人与组织的平衡,而且是组织与社会的平衡。由此,他突破了法约尔由计划入手的理论范式结构,使环境成为管理须臾不可缺少的研究要素,尤其是真正突出了人在管理中的主体位置。这种变化,打破了法约尔体系的封闭性,企业的顾客、投资人、利益相关者,都必须纳入管理学研究的内容,后来的战略研究,逻辑起点就是这种管理的开放性和动态性。所谓战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计划职能由企业内部向企业外部的扩展。20世纪60~80年代,战略成为管理学研究的主要切入点。由此,导致管理学出现了重大变化。巴纳德的理论,并未形成库恩指称的“科学革命”:后来的管理职能学派,往往可以用管理职能体系纳入战略研究内容来改善法约尔模式。

对法约尔的证伪,直到西蒙才开始提出。在他的《管理行为》以及相关论文中,西蒙把法约尔范式批评为“人人皆知的谚语”[17],然而,这一证伪受到孔茨的严厉批评[18]。如果仔细阅读他们的争论,会看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最主要的区别是,西蒙立足于理性分析,而孔茨立足于经验归纳;西蒙是对管理行为建立分析范式,而孔茨是继续维护管理活动的经验范式。当然,他们互相在对方的言论中寻找逻辑漏洞,但因词义的模糊性和方法的差异性,使2人的争论都有自说自话的现象,所以,西蒙也未能对法约尔体系形成致命的冲击,但是,西蒙使管理学向科学方向的发展大大推进了一步。尤其是关于决策类型、影响因素、心理模式、过程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战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后来战略研究的进展,在分析方法上得益于西蒙(有些得益是无意识的)者极多。

战略研究至今还在发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流派和观点,按照明茨伯格的归纳,有影响的战略学派有10种之多,而且都是抓住了战略这只大象的局部[12]。正是这种莫衷一是,导致对战略管理的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大。于是,战略的不确定性问题受到关注。

在这一学科发展背景下,席酉民团队开始由战略研究转换到定向研究。最终落脚于和谐主题。在战略研究的初期阶段,席酉民已经注意到了组织的无序、不协调,以及由此形成的种种负效应,然而,基本思路还是建构性的,试图建立起一个和谐(harmony)、适应(adaptability)、统一(unity)、有效(effectiveness)、协调(coordination)的优化模型整体,寻找管理活动的具有普遍性的演进模式。这种努力,同中国管理学界多数人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问题在于,相当多的学者出于对理性的信任,同时也是出于学术训练的习惯,往往被自己建立的模型所吸引,沉迷于模型的逻辑严密和无懈可击,总是试图不断完善相应模型,建构的趋势会越来越强,形成一种“致命的自负”,从而失去对模型的必要警惕。席酉民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在进行这种建构工作时,依然保持对模型的反问和质疑。这种质疑后的反思,使他把目光转向了管理的复杂性。当然,任何系统都具有复杂性,但是,着眼点不同会产生出不同的理论解释。如果说,80年代的席酉民,对系统性的强调重于对复杂性的强调,而到2000年以后,他对复杂性的重视已经超过了对系统性的重视。正视人工系统的简化危险,强调复杂性,强调不确定因素,这就使和谐管理理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开放系统,走出了早期系统理论的闭环结构。由此,到《和谐管理理论研究》的出版,使这一理论以对管理研究的定向,取代了系统建构时代的导向意图;以对影响和谐关系的解释,取代了模型式的建构。在这一思考下,尽管和谐管理理论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理论体系,能够对各种管理的不确定性有足够的诠释容量,立足于形成解释性而不是立足于确立规律性的理论阐释,给管理中的各种现实问题提供一个可以不断试错、不断证伪、从而不断发展的框架。这种开放体系的本身就是对管理学的重大贡献。

更重要的是,和谐管理理论的开放性,有可能成为管理学研究新的范式来源之一。在管理学的发展历史上,真正具有范式地位的是法约尔学说(韦伯和巴纳德的范式涵盖面为组织而不是整个管理学)。20世纪中期,法约尔范式在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到德鲁克已经有所突破。德鲁克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社会问题上,从他晚年更重视知识管理和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焦点在思考和辨析,而不大看重规范和体系。他的倾向是以管理学为基点,形成一个新的打通学科藩篱的社会科学体系[19]。如果说孔茨试图在法约尔范式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各种理论完善这一范式,努力建立一个走向统一的管理学[20],那么,德鲁克则是放弃法约尔范式,对二战后的社会变化进行整体思考,试图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正因为德鲁克的视野太宏大,所以未能完成范式构建。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学界不乏有试图形成一个全新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努力,其中产生了一批很有价值、很有思想启迪的理论和学说,但是,这些学说基本上都未能成为新范式的雏形。那些有望产生新范式的学者及其理论,其中有一部分走上了时尚道路,如哈默和钱皮提出的流程再造[21],在一定意义上还有圣吉鼓吹的学习型组织[22];一部分一直侧重于批判而不是侧重于建设,如明茨伯格的经理角色理论[23];还有一部分则是对旧有范式的局部性突破而不具有全局意义,如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提出的核心竞争力[24]。迄今为止,即使在西方,管理学的新范式也尚未出现。

在管理学范式问题上,中国的管理学一直在步西方的后尘,这本身就是由中国管理研究起步较晚的特殊背景造成的。试图用“中国式管理”建造不同于西方学科范式的努力,大多又偏离了现代科学的证伪要求而回归到传统式思辨。因之,在20世纪,如果说中国人能够为管理学新范式做出贡献,似乎不大现实(范式的贡献不同于一般的理论贡献,它要引起学科的革命性变化。中国学者在管理学上是有理论贡献的,只是尚未达到引发这一学科革命性变化的程度。这一区别请参考库恩[13]的论证)。即使起步晚,中国学界也有零星的关于创建范式的努力,开始有了为管理学科的发展进行范式探讨的迹象。例如,顾基发提出的“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25]就是一例(需要指出,那些基于国情特色和文献典籍动不动就提出“某某学”的所谓理论,科学性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论证,是否具有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属性尚有可疑,用科学方法为前提的范式研究来衡量则距离更远,无法作为创建管理学范式的事例)。按照库恩的解释,所谓范式,必须得到科学共同体的公认。从这一标准上看,目前,无论中外,管理学尚未形成新的范式,但是,已经有不少理论和学说,在新范式的产生上已经露出了端倪。在这种对范式的摸索中,和谐管理理论无论是体系性还是独创性,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优势,尤其是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其他理论所少见的。因而,在中国现有的各种自创的管理理论中,不能保证和谐管理理论肯定会成为普遍性范式的一个渊源,但能够在管理学的发展中为新的范式做出贡献的,以和谐管理理论的可能性为最大。中国的管理学要在世界上产生影响,这一理论也最有前途。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它很有可能步入管理学范式转变的理论丛林。

1.3  从“控制”到“协调”再到“和谐”

在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上,早期管理学(古典管理学)实际上强调的主要是控制。尽管泰罗强调生产率,法约尔强调管理职能,但是,对于泰罗来说,当时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大工厂生产中那些流动率相当高的非熟练工人的不胜任困境,因而,管理的任务首当其冲肯定是控制。福特式流水作业线,最大的效用是让那些根本没有技术能力的新手能够迅速进入大规模生产体制。老福特不仅进行生产线的技术控制,而且还曾试图对工人的家庭生活和道德状况以“包打听”的方式实施控制[26]。法约尔提出的管理五要素,从其具体论述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5个方面真正的内涵是控制。比如,他强调计划,无论是对计划作用的论述,还是评价计划的标准,都鲜明地体现了控制的要求。组织的设计,无论是控制幅度,还是部门分工,都以控制为宗旨。指挥的首要任务是“淘汰不称职者”,再就是“检查组织的问题”,这些都属于控制性质。协调也是强调部门之间、层级之间的配合一致。至于法约尔总结的14条管理原则,控制的色彩更加明显[27]。在大工业的起步阶段,以控制为中心来理解管理有其时代合理性。

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冲击下,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大量军工订货的压力下,管理控制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在人际关系学派的影响下,大量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进入管理领域,行为科学开始成为管理学的主流趋势。这一时期的管理理论被“柔性化”,人的因素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人的行为的研究成为管理理论的首要内容。组织的分权化(尤其是事业部制)改革,也使管理学的研究内容由早期的控制为主转向协调为主。穆尼和莱利的《组织原理》(第1版名为《工业,前进》)以后,管理过程学派关于管理职能的讨论就反映了这种倾向。这一时期的管理过程学派中,有相当多的学者在对管理职能的论证中排除了协调,正好反映了这种倾向。他们把协调排除在分解化的管理职能之外,不是认为协调不重要,而是认为协调太重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讲,他们强调管理的本质就是协调(孔茨语),所以,不能把协调归入某一项具体的管理职能,而是要用协调来统领整个管理。对这种倾向,巴纳德予以了理论性的解答:他以严密的逻辑论证说,组织就是一个协作体系,从而在理论上赋予协调最重要的地位。到现在为止,人们还认为,巴纳德关于组织的定义,是影响最大也最经典的定义。而这个定义的核心是协调。

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起步晚,所以,在理论上,一开始就比较重视协调。20世纪80年代,在管理学迅猛发展的初期,中国学界基本上接受了以协调为基调的管理学研究倾向。同时,当时影响较大的“老三论”和“新三论”,都对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带来了方向性的影响(所谓老三论,指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简称SCI。在80年代中期,“三论”在中国大地蔚然成风,对许多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管理学当属受“三论”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严格来说,“三论”并称,在学术上并不恰当,因为控制论和信息论从属于一般系统论,在概念分类上一般系统论属于宏概念,而控制论和信息论属于技术层次的子概念。这种把从属关系变为并列关系的学科分类,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引进西学的热忱和不足。不久,又有了以“新三论”取代“老三论”的倾向。所谓“新三论”指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简称DSC。“新三论”试图改变“老三论”传播中的线性化偏向,更为重视复杂性问题和非线性问题[5]。不管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对“三论”如何理解,这一浪潮对改善国人的思维,打开国人的眼界,增进国人的新知都有着积极作用。钱学森于1985年曾说:“我觉得系统学的建立,实际上是一次科学革命,在科学史上的意义不亚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28]这一论断,可以看作80年代中国人对系统论评价的代表。系统论思想尤其是其整体论思想,在分析组织问题和管理行为时能以全局观点引导思维活动,以开放观点突破封闭研究,以“关系说”替代“要素说”,给当时的中国人展现出了“看啊,这就是那头大象”的逻辑景观,而这种景观的本质就是整体性的协调。席酉民创建和谐管理理论的初期,同这一大背景紧密相关。

最初的和谐管理理论,“和谐”的定义域以协调为中心,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谐”的内涵在逐步扩展。总体而言,是由以“协调”为内涵的和谐,逐渐发展为以“和则”和“谐则”的耦合体系为内涵的和谐主题。这一变化,使管理学的研究内容有了结构性突破。和则强调能动致变,谐则强调设计优化,构成了一个新的解释性框架。这时的“和谐”,已经不能再用协调(coordination)、融洽(harmony)等人们常见的管理学词汇来定义并解释,对于二者的耦合甚至不能用统一(unity)来表达,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此前管理学研究的建构主义倾向,而且开始拒绝对管理作出规律性解释,需要形成新的表达方式。于是,席酉民用HP(He Principles)表达和则,用XP(Xie Principles)表达谐则。和则与谐则的提出,标志着和谐管理理论真正进入了学术创新阶段。当通过大量经验证据进入到二者的耦合体系论证时,和谐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已经展现出来①。在这里只是强调,席酉民团队对和则与谐则的具体分析和耦合框架,已经建立了一个可以包容各种相关管理理论甚至是相近相邻学科理论的兼容体系。笔者认为,和谐管理理论最大的贡献,固然包含大量对于和则与谐则的具体要素及其运行定义的学术推导,然而更重要的是告别了单纯依赖数学模型和推理,演绎出反经验的“管理科学”倾向(需要指出,在管理研究中号称尊重实践的某些所谓问卷调查,表面上是经验归纳性质的,而在实质上由于渗透了调查者强烈的主观诱导作用,所收到的效果不是经验归纳,而是演绎验证),从而使这一理论形成了一个可以不断补充、不断检验、不断修正的学术构架。这个构架不仅是理论的和逻辑的,也是实证的和经验的。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在这一体系中,完成了由控制到协调再到和谐的主题转变。这一发展过程,同管理学从开始注重规律性研究,再到战略式研究,最后落脚于解释性研究的进程是一致的。

如何实现和谐,和谐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从“混沌”过渡到到非线性“有序”的途径。早期管理学追求精确化,追求规律性的原理,但是,现实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学者们不得不以“混沌”方式来观测管理现象。这种观测,有的是追求类似于牛顿力学式的科学解,有的是追求古代《易经》式的抽象解,还有的是追求《资治通鉴》式的经验解:这些解释毫无例外都会遇到问题。科学解至今尚未迈过不确定性的门槛(尽管已经有了对不确定性的大量科学解释),抽象解无法对应回答五彩缤纷的现实问题,经验解(不是欧美经验主义的经验解,而是《论语》和《通鉴》式的经验解)不可能取得进入科学殿堂的门票。对此,席酉民团队采取了一种小心翼翼但又确凿可靠的方法,即立足于经验、以试错为主要验证方式的“不确定性消解”研究路径。这样,把纷纭复杂的现实管理活动,置于设计优化和能动致变的解释体系之中,寻求管理的规则,通过大量经验证据使规则体系形成一个缓慢的、但又是明显的由弱到强的认定过程,在向“规律”不断逼近的研究本身中实现管理知识体系的自身演化发展,为现实中实现非线性的有序提供一种可能性的说明。

1.4  从“书院作业”到“专家门诊”

管理学的发展,同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理论素养、思维方式乃至行为习惯等因素的关系极大。有什么样的研究人员,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管理理论。中国的管理学队伍,大体上有3种人:一种是书院教授,主要进行基本理论的梳理和教学,对原理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另一种是临床医生,主要进行管理咨询,对现实问题提出现场对策。还有一种是半科研半诊断的医学专家,主要是根据管理的“临床需要”进行高水平的研究性诊断,对现实问题给出有科学支持的诊断性解释。对最后一种人,可以借用“专家门诊”或者“专家会诊”这一名称为喻。附带说一点,中国在管理学的初创时期主要靠引进理论,没有出现像泰罗和法约尔那样从管理实践中走出来的理论大师;在发展时期主要靠对策研究,没有出现像巴纳德那样置身于现实管理中的沉思者;在转型时期主要靠演绎思维,没有出现像德鲁克那样深思人类未来的旁观者。这对中国的管理学进程是有影响的。

对于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中的弊病,和谐管理理论的研究团队有着闪光的洞见。正如韩巍所言,管理世界所谓的理性太多了,世界上的管理学原理太多了,冠以管理之名却在研究工程问题的成果太多了,不去研究现实、不去归纳的管理学家太多了[3]。这4个“太多了”,归根到底,是书院式教授太多了。正是对管理学研究书院化的警惕,使这一团队走了一条重视实践、进行“猜想→行动→有限验证”螺旋式发展的研究道路。至于管理咨询业,由于其切近实践,本来是最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火花之地,比如德鲁克就是典型的一例。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壮观的咨询队伍,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一队伍至今基本停留在“短平快”的实用管理对策方面,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十分有限。席酉民团队走了一条既不同于书院教授、更不同于临床医生的道路,而是采取了类似于“专家门诊”的研究方式。同单一的咨询专家相比,他们基本上都是“学院派”,有着从学术角度究根问底的理论追求;同单一的书院教授比,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实习医院”,有来自实践的归纳性支撑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平台。这一点尽管不复杂,却是和谐管理理论能够诞生并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必要予以指出。

2  和谐管理理论的问题和思考

任何理论,如果不进行由小及大的微观考察,就有可能陷入大而无当的空论。细节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细节的差别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偏差。如果从和谐管理理论本身的细节来考虑,那么,和谐管理理论作为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尚有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2.1  人性假设的思考

和谐管理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放弃了人性假设,因为它强调,管理研究的是组织层面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着眼于组织中的人能否形成合作行为,而不管人具有什么样的禀赋和动机,所以,“和谐管理理论不需要对‘人’作出任何特殊的假定”[3]。这一论证很有道理,理由也是比较充分的。因为人性假设是试图对人的行为一致性寻找一个普遍适用的理性分析结构。不论是传统人性假设(如性善论和性恶论)寻找经验理性和先验理性的分析结构,还是现代人性假设(如经济人和社会人)寻找纯粹理性的分析结构,都是如此。尤其是近代以来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对于管理学的影响巨大,也导致了管理学有意无意地向经济学靠拢。澄清这一事实,对于界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学中,“人”只是生产和交换活动中的一个要素,没有张三李四的不同。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被看作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管理学中,“人”是活生生的管理和被管理主体,有着明显的差别:没有对“人”的研究,就没有管理学,所以,和谐管理理论排除普适性人性假设的努力,是十分严肃的洞见,也是寻找管理学自身逻辑解释的思考,值得肯定。

然而,“排除”不等于没有。人性问题研究,不但在管理学中,而且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中都有着大量成果。对人性关注的本身,就说明了人类寻找自身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学术努力。否定人性,会不会产生否定人文的偏失?普适性的人性假设固然否定了人的差异,排除人性假设何尝不是否定人的差异?从这种意义上看,人性假设之所以争论不休,是不是恰恰以人性的多样性反映了否定“普遍适用”模式的努力?用排除的方式试图划清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界限,有可能回归到用经济学解释管理学的失误。这种排除人性假设的研究是有前车之鉴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曾经作过类似的研究。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主义者。他把科学与人文对立化,坚定不移地站在科学一边。斯金纳认为,科学已经把人送到了太空,把世界带入了电子时代,然而,人文却依然不能摆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构建的迷宫。在这种思想指引下,他主张用科学方法来改造人文研究,放弃那些不能采用科学方法的研究,不要再从心灵、自由、尊严、人格、个性等角度来探究人类。他的结论是:心理学应当与物理学、生物学同等对待,放弃一切主观臆断,而代之以客观的观察和实验。由此,斯金纳走上了“人是生物体”的研究道路,小白鼠完全可以用来说明人的行为差异。对于斯金纳的偏失,学界有大量批评,本文不再赘述。问题是,排除人性假设的管理学,会不会出现同斯金纳类似的偏失?也许,不是排除,而是承认人性的多样性,有可能防止科学主义对管理学研究中人文因素的排斥。

当然,如果考虑到人性因素,和谐管理理论就需要关注更多的无法进行可重复验证的变量,研究难度会更大。尤其是迄今管理学界对人性的研究还处于众说纷纭之中,不同的人性假设争论不休,甚至相同的人性假设也歧见无穷。同样信奉Y理论的麦格雷戈和马斯洛,也在互相尖锐地批评对方[29],更不要说信奉不同人性假设的学者了。鉴于人性假设的学术分歧,本文认为,和谐管理理论在现有研究中,暂时适当“排除”人性假设以消减不确定性,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仍需要给人性假设留出待研究的空间和时间。

2.2  和则与谐则关系的思考

在和谐管理理论体系中,和则与谐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理论构架上看,二者并行:和则探讨能动致变的演化机制,谐则探讨设计优化的控制机制,但是,一旦投入具体经验分析,马上就会呈现出二者的不同。简单说,就是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和则从人的主观能动性出发,更多地表现为软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不同因素之间的权变关系难以准确界定。而谐则从“事”的规范化出发,在活动安排和资源配置的规则上,更多地表现为硬因素,尤其是制度因素(狭义制度,不包括文化惯习)。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接近于线性。相对于和则而言,谐则更容易界定并可以简易化处理。二者之间的匹配和耦合,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产生偏向某一方面的倾向。从经验的角度看,由于谐则较之和则更易于模型化处理,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发生偏重于谐则(或者说忽视和则)的几率可能更大一些。

对此,值得进一步思考。如何使和则与谐则的耦合关系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有向纵深探讨的必要。笔者在此提出一种尚未验证的猜想:引入时间要素,可能会对解决这一问题有所帮助。“短时段”有利于确认谐则,“长时段”有利于确认和则。这一猜想来源于这样一个常识:如果研究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短期内(如二三十年甚至五六十年)的兴衰和效能,那么,制度因素当然占据最主要的位置;而如果研究一个企业或者其他组织长期的兴衰轨迹(如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那么,文化因素就是首当其冲的变量。同国家、教会这些组织相比,近代以来的企业基本上都是“短命”的,哪怕是所谓的“基业长青”者,很少能以百年为单位来计量。而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组织,类似于罗马天主教会,或者某个佛教教派,或者某个长期存在的王朝,它们的盛衰历史,同样值得探究。当然,制度因素中也有和则的内涵,文化因素中也有谐则的内涵,但从整体上看,和则更侧重于文化,而谐则更侧重于制度。目前和谐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企业,而中国的企业至今没有形成“长时段”的考量尺度,所以,在和则研究上存在某些不足。笔者认为,经验和实践,不仅有直接的,更多的是间接的。直接的经验肯定是短时段研究,长时段只能从间接经验得来。适当注重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企业经验的“能动致变”考察的资料匮乏。

但是,对文献资料的这种研究,要防止对文献资料的简单比附。在中国运用历史资料研究管理的文献中,大量存在着任意剪裁、随意解读、生搬硬套等现象。包括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6],其中也存在不少史学家眼里的“硬伤”。这种硬伤的性质,同那种管理领域研究者意图先行、明显诱导式的问卷调查毛病是类似的。至于那种“水煮三国”式的解读,基本不属于学术研究。即便是严肃认真的长时段研究,也需要解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尽可能趋近历史真实”之间的矛盾问题[30]。相比而言,在众多的从历史典籍中寻找管理解释的成果中,许倬云的研究比较符合史学规范,由于其历史功底深厚,史料运用的硬伤基本没有,但是,许倬云的管理理论缺乏,导致其研究在管理方向上的深化存在难度[31~33]。在这一方面,和谐管理理论团队具有管理学方面的知识优势,如果能够适当借鉴历史学中法国年鉴学派的社会史长时段研究方法[34~35],社会学中布迪厄的“惯习”研究[36],对历史文化进行社会史和社会学的梳理和发掘,可能会使和谐管理理论在和则研究方面更为完善,甚至有可能使和则的能动致变与谐则的设计优化在解释力度上趋向于大致相当。

2.3  问题导向与原理导向的思考

和谐管理理论强调问题导向,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在中国,“原理”一词使用过滥,在理论性著作中几乎到了“无书不原理”的地步,因而,强调问题导向更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另一种偏向也值得注意,即以问题导向为幌子,排斥原理。这里所说的原理,不仅仅指确定性规律,也包括了概率性规律(即趋势)和主观性法则,但不包括那些动辄号称“原理”而实际却是先验概念的臆说。和谐管理理论十分严谨,不存在排斥原理的问题。我们需要看到,现实中的某些“咨询专家”,那些“撞大运”式的投机性方案,那种算命测字式的“咨询报告”,却是排斥原理的,所以,问题导向要防止对科学性原理的排斥。

在对原理的认识上,正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所谓“原理”无法与现实匹配,所以,才有人不断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不能解释实际、同实际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原理”,是不是真正的原理?或许,理论联系实际本身就是一个误解理论的提法。任何理论,只要是真正的理论而不是江湖膏药,哪个不是实际现象的提炼?只有药不对症的江湖膏药,才会同病情不符。所谓“相结合”,有可能会把不能治病的膏药解释成包治百病的仙丹。不妨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原理,本身就是与实际一体化的,没有所谓“结合”的需要。在突出理论方面,学院派有相应的贡献。比如,西蒙就不从事管理咨询,而且基本上远离企业界。在一定意义上,他进行的是纯原理研究,但是,学界无法否认西蒙的理论与现实的匹配——强调“相结合”,可能正是对伪理论与现实“不合”的无意识表达,不过是主观上使那种远离实际的伪理论取得实际的认可而已。而这种强制性结合,很有可能会走向拉郎配式的“结而不合”。

问题导向的研究,应当对问题给予原理性解释。这方面,和谐管理理论实际已经做到了,需要的是在表述上防止给读者造成排斥原理的误解。

2.4  方法论的思考

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有两大方法体系支撑:一是经验主义,一是理性主义。和谐管理理论从整体上看,偏重经验主义的研究,对理性的“自负”保持着足够的警惕。这一点,可以看出哈耶克的痕迹。

强调经验,无疑有着科学研究上的必要性。即使撇开理性的“自负”,仅仅从认知角度考虑,经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大学教学中,即使是自然科学,如果没有实验课,知识的掌握也会大打折扣。通过亲身体验,对于确切把握术语、概念、定理等理性知识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过去,有些理性的推崇者,强调理解高于感知,进而发展到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崇拜。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从纯粹理性出发往往会建立看起来十分诱人的乌托邦幻想,而从经验产生的知识体系会积累为不断发展的文明。

排斥“理性建构”不是排斥理性本身。任何研究,如果没有理性分析就不成其为研究。从哲学角度看,波普尔的经验主义确实给我们开启了认识论的视野,然而波普尔本人正是通过这种经验主义基调,构建了他的认识论理性框架。再进一步,库恩的范式研究明显具有理性建构色彩,但在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上,他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通过波普尔[10]和库恩[13]的争论,或许还要再加上拉卡托斯[37~38],那么,我们就更能看到二者同样重要。也许,理性建构不是完全靠不住,而是如何以经验为基础的“适度”问题。这一方面,还值得和谐管理理论进一步探讨。

3  结论

和谐管理理论的主要贡献是:

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可概括为“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而和谐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断深化和严肃探讨的轨迹。1987年,当席酉民首次提出和谐管理理论时,他是运用系统论的思路,对管理学知识进行整合性建构,基础依然是管理生理学。2002年以后,开始走向以生理学和病理学为基础的诊断学发展。到2006年,这种诊断学的建设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范式。和谐管理理论作为一种学说,经历了泰罗式的“走出经验”、西蒙式的“走出最优”、哈耶克式的“走出建构”,使它成为开放的、不断证伪的、逻辑自洽的新型管理诊断学。

和谐管理理论在起步时,注重战略,基本思路还是建构性的,试图建立起一个优化模型,寻找管理活动的具有普遍性的演进模式。到2000年以后,强调复杂性,强调不确定因素,使和谐管理理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开放系统,走出了早期系统理论的闭环结构,有可能成为管理学研究新的范式来源之一。

在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上,和谐管理理论一开始就比较重视协调,这同系统论的影响有关。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谐”的内涵在逐步扩展,成为以“和则”和“谐则”的耦合体系为内涵的和谐主题。这一变化,使管理学的研究内容有了结构性突破。和则强调能动致变,谐则强调设计优化,构成了一个新的解释性框架。HP和XP的提出,标志着和谐管理理论真正进入了学术创新阶段。如何实现和谐,和谐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从“混沌”过渡到到非线性“有序”的途径。

和谐管理理论的诞生,同这一团队人员结构有关。他们既不同于单纯的书院教授,也不同于咨询专家式的“临床医生”,而是类似于“专家门诊”。

和谐管理理论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是:

和谐管理理论放弃了人性假设,这反映了寻找管理学自身逻辑解释的思考,但是,“排除”人性假设,有可能回归到用经济学解释管理学的失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的前车之鉴值得引起思考。鉴于人性假设的学术分歧,暂时适当“排除”人性假设以消减不确定性是明智的,但仍需要给人性假设留出待研究的空间和时间。

在和谐管理理论体系中,和则和谐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则探讨能动致变的演化机制,谐则探讨设计优化的控制机制,但在具体经验分析上,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和则更多地表现为软因素,谐则更多地表现为硬因素。从经验的角度看,有可能偏重于谐则。引入时间要素,可能会对解决这一问题有所帮助。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段中不一样:和则更侧重于文化,谐则更侧重于制度。可以用长时段文献研究弥补这一不足。

和谐管理理论强调问题导向,但要防止对科学性原理的排斥,即对问题给予原理性解释。对此需要在表述上防止造成排斥原理的误解。

和谐管理理论偏重经验主义的研究,对理性的“自负”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但排斥“理性建构”不是排斥理性本身,而是如何以经验为基础的“适度”理性建构,保持经验与理性的平衡,值得和谐管理理论进一步探讨。

 

《管理学报》2009年12期

 

博克管理员注:英文摘要、注释、参考文献和作者简介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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