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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摩门教徒的创新大师:克里斯滕森  

2010-11-23 08:54:19|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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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玉鹏

 

想要了解一个人,他的民族和他所生长的社会背景是关键。

——约瑟夫·熊彼特

 

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M. Christensen)是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创新理论大师,与哈佛商学院的同事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约翰 ·科特(John P. Kotter)等年轻新秀相比,克里斯滕森成名要稍晚一些。波特在32岁时,就荣升哈佛大学的“大学教授”,科特在33岁时亦成为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而克里斯滕森则“三年不鸣,一鸣惊人”。默默耕耘多年后,1995年,43岁的克里斯滕森提出了享誉世界的“破坏性创新”理论,从此一举成名,身价飙升,至今仍异常活跃。

克里斯滕森在学术上是名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位顾家的丈夫,一位慈祥的父亲,一位友善的邻居,一位虔诚的摩门教徒。

1952年4月6日,克里斯滕森出生于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Salt Lake City),在八个子女中,他排行老二。这是一个普通的摩门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摩门教徒。摩门教的正式的称呼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由约瑟夫·斯密(Joseph Smith)创立于19世纪早期,同天主教、新教不同的是,摩门教徒除了信《圣经》外,还信《摩门经》(The Book of Mormon),这正是其得名的由来。在正统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眼中,摩门教显然属于边缘教会,更有甚者视其为邪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同“一夫多妻”制而引起的历史误会有关。摩门教会先知约瑟夫·斯密有多个妻子,在其制定的教规中允许实行一夫多妻制。由于一夫多妻制的存在,美国联邦政府同摩门教会的摩擦不断,甚至发生过武装冲突。1879年1月6日,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对“雷诺德诉美利坚合众国”一案的审理,裁定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保护一夫多妻制,从而划定了婚姻同宗教信仰自由的界限。此后虽然摩门教徒同政府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但大势已不可阻止。1890年,在各方的压力下,摩门教会宣布不再实行一夫多妻制。然而,极少数极端摩门教派并不承认这一决定,所以,在美国,一夫多妻制的残余,至今仍偶尔登诸报端。

犹如1620年“五月花号”上的35名分离派清教徒来到美洲大陆一样,1847年夏天,约瑟夫·斯密的继承人杨百翰(Brigham Young)率领一批摩门教徒,怀着对上帝的信仰和寻找理想中宗教净土的热情,来到了落基山区的一片不毛之地,并在这里建设自己的宗教乐园,即现在的盐湖城。当时,摩门教徒无疑属于少数,所以他们遵从上帝的教诲,“特别重视家庭”,主张多生育子女。如今,世界上的摩门教徒已超过1200万,且多数分布于美国之外,然而盐湖城仍为摩门教会总部所在地,并且,60%以上的盐湖城现有居民仍为摩门教徒。为了传播他们的宗教理想,1875年,74岁的杨百翰创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大学——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如今,杨百翰大学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教会大学,97%的学生为摩门教徒,商科(尤其是会计)更是久负盛名。因为杨百翰大学隶属于摩门教会,所以校规较严,学生在入学之初,就需要同学校签订一份协议,包括不吸烟、不饮酒、不吸毒甚至不喝咖啡和茶,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校的声誉,2010年,杨百翰大学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周刊评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大学。按照教会和学校的传统,80%以上的学生,都会在第一学年结束之后,出外进行义务传教(男生两年,女生一年)。

克里斯滕森生长于有着浓厚宗教氛围的环境中,摩门教的教规和信仰,塑造了他的行为方式,构成了他的生活内容,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1970年,出身普通摩门教家庭的克里斯滕森进入杨百翰大学商学院学习经济学。此时,18岁的克里斯滕森身高已经达到2.06米,成为杨百翰大学篮球队成员,并曾经代表学校参加美国大学篮球联赛。第一学年结束后,克里斯滕森按照摩门教会的传统,踏上了出外传教的旅程。1971-1973年,在教会的组织下,他来到韩国。当时的韩国,在总统朴正熙的领导下,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前夜,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社会各方面百废待兴。在这两年里,作为一名传教士,克里斯滕森经常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到各地进行义务传教。传教的经历,对克里斯滕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他掌握了韩国的第一手资料,为他日后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理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其次,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韩语。

从韩国返校后,克里斯滕森继续在杨百翰大学学习。并于1975年获得杨百翰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以“最佳毕业生”的身份顺利毕业。随即他来到了英国牛津大学女王学院(The Queen's College)攻读应用与发展经济学(Applied Econometr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Less-developed Countries)硕士学位。在这里,克里斯滕森获得了两方面的提高。首先是宗教信仰方面,随着认识的增加,他开始对人生、宗教等问题进行思考,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从小就接受的摩门教信仰。为了验证其正确性,他拿出每天晚上11点至12点这一段时间用于研读《摩门经》,这样经过几个星期之后,克里斯滕森产生了一次神奇的宗教体验。与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十分相似,他亲身感受到一股神圣的精神笼罩了全身,而这种感觉是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以后,这种体验还发生过几次。从此,克里斯滕森不论是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彻底接受了摩门教信仰。而这些神圣的宗教体验,使牛津大学成为克里斯滕森心目中的圣地。其次是学识方面,女王学院建立于1341年,是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之一。牛津大学则当之无愧是英国甚至世界学术的圣殿,这里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师、最优秀的学生、最活跃的思维。20世纪初,熊彼特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亦曾到此游学,并结交了许多英国朋友,而熊彼特开创的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对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该领域的后来者,克里斯滕森或许受到了熊彼特的启发?对熊彼特的游学英伦之旅亦或有所耳闻?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在牛津大学,克里斯滕森依然是一位出色的学生,他获得了世界上最难获取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该奖学金每年在全世界范围选取80名学生,有“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1977年,他顺利取得牛津的硕士学位。

当时的美国工商界,MBA毕业生炙手可热,读MBA似乎成为在工商界获得成功的必经途径。在这种形势下,有志于在工商界一试身手的克里斯滕森,选择进入美国最负盛名的哈佛商学院攻读MBA。1979年,克里斯滕森获得哈佛商学院MBA学位,并获得乔治·贝克学者称号(George F. Baker Scholar)。

拿到MBA学位的克里斯滕森,雄心万丈,准备在工商界开创自己的事业。他首先进入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担任咨询师和项目经理。由于工作勤奋,业绩突出,他于1982年成为“白宫实习生”(White House Fellow)。白宫实习生制度由倡导“伟大社会”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总统创立,目的是为了“使年轻人有机会获得同联邦政府官员共事的亲身经历,增强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感觉。”1983年,克里斯滕森先后担任里根政府交通部长刘易斯(Drew Lewis)和伊丽莎白·多尔(Elizabeth Dole)的助理。

这时的克里斯滕森已进入而立之年,不论在波士顿咨询公司还是在白宫,他都无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1984年,他辞掉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工作,同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位教授一起创办了CPS公司(Ceramics Process Systems Corporation),自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是一家开发高科技材料的公司,其主要业务是以氮化硅和碳化硅等高科技金属和陶瓷为原材料,开发相应的制造工序和产品。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该公司最终失败。因为摩门教要求教徒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具有强烈的“自治”倾向,所以,此时的克里斯滕森一直担任着各种公共职务,并积极参与教会事务。

因为克里斯滕森具有虔诚的信仰,又对各种公益事务异常热心,所以,他在摩门教会内的级别也逐渐提高,由一名普通的教徒成长为领袖、祭司、“区域当局七十员”(Area Authority Seventy)成员。关于摩门教信仰方面,他不仅撰写了大量文章,还身体力行,见到哪家邻居要搬家,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过去帮忙。此外,他每个周末都会拿出半天时间,负责照看教会里的14个小孩。在教会工作之余,他也积极参加其他公益事业,至今,他为美国男童军(the Boy Scouts of America)的服务时间已超过25年,并且担任重要职务。克里斯滕森对宗教与公益的热情,极大地影响了其亲人的行为,据2004年3月台湾《天下》杂志介绍:“他的侄女刚刚结束台湾的传教生活,三个小孩也分別在德国、蒙古与美国传教。”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克里斯滕森的事业终于有了新的起步。1991年,他返回哈佛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由于实际工作经验丰富,成绩突出,很快获得美国生产与运营管理协会(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ciety)颁发的“威廉·阿伯内西奖”(William Abernathy Award)。一年以后,40岁的克里斯滕森凭借着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顺利获得学位,并得以留校任教。此时,他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优势不在经商,也不在从政,而在于理论。方向既已找准,下一步就是全速前进了。

1995年,克里斯滕森与约瑟夫·鲍尔(Joseph L. Bower)一起,在《哈佛商业评论》1-2月号上发表论文《破坏性技术:逐浪之道》(Disruptive Technologies: Catching the Wave)。在这篇开创性的论文中,两位作者首次提出了“维持性技术”和“破坏性技术”的区别,并根据磁盘驱动器行业的创新实践经验,总结出实力强大的现有企业,如何在追求维持性技术改进的同时,抓住破坏性创新的机会。可以说,日后给克里斯滕森带来无限声誉的创新理论,基本上是该论文的扩展。论文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一举获得当年的麦肯锡奖。由此,克里斯滕森开始在管理学界崭露头角。

从《破坏性技术:逐浪之道》开始,克里斯滕森围绕着创新,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1997年,他出版《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获得当年的全球商业图书奖(the Global Business Book Award)。该书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为10种语言,在超过25个国家出售。在丰富创新理论的过程中,克里斯滕森的分析视角不再局限于磁盘驱动器行业,而是扩展到了各行各业。1999年,他将用创新理论分析各行各业的资料汇总整理,出版了案例集《创新与总经理》(Innovat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2001年,克里斯滕森在《哈佛商业评论》11-12月号发表《滑向未来的利润源》(Skate to Where the Money Will Be),获当年的麦肯锡奖。这篇文章为经理人指出如何才能及时抓住破坏性技术创造的机会,有助于扫除经理人对破坏性技术的恐慌和疑惑。作为对这篇文章的扩展和补充,2003-2004年,克里斯滕森先后出版了《困境与出路》(The Innovator's Solution: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ccessful Growth)和《远见:用变革理论预测产业未来》(Seeing What's Next: Using the Theories of Innovation to Predict Industry Change)。至此,克里斯滕森的创新理论基本成型。

克里斯滕森认为,通过观察和测量从事实中总结出的理论,必须反过来对事实进行预测,才能使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所以,自2005年始,克里斯滕森开始致力于传播创新理论,研究创新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在这一年,他参加了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上海举办的“风云际会对话中国”管理大师论坛,并发表演讲,对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尤其是创新环境进行分析。他指出,中国存在丰富的破坏性创新机会,所以,大企业应时刻警惕来自于中小企业的破坏性攻击。2007年,他参与创办了罗斯·帕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Rose Park Advisors LLC),这是一家投资公司,其目的在于应用克里斯滕森的创新理论及其投资战略。2008年,他参与创办了非营利性的创新视野研究所(Innosight Institute),以指导企业有效地应用创新理论,进行创新实践。2010年6月,他应邀访问台湾,在“国立清华大学”以《21世纪台湾高科技创新的挑战》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台湾中小企业众多,具备重要的破坏性创新优势,所以,台湾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在向管理学界和商界传播创新理论的同时,克里斯滕森本人也对创新理论的应用进行著述。每次美国总统竞选中都有两个焦点社会问题,即医疗保障和公立教育,而每届总统都承诺优先关注这两个问题,但几十年来,情况却并未好转。对此,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见仁见智,无法达成一致。或许是因为摩门教规的“自治”倾向,克里斯滕森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将学术研究同宗教信仰有机结合,逐步将视线扩展到医疗保障和公立教育方面。2009年,克里斯滕森出版《破坏性处方:医疗保健业的破坏性出路》(The Innovator's Prescription: A Disruptive Solution for Health Care),运用创新理论分析了医疗保健业的过去和现状,并提出解决之道不在于政府是否扩大干预,也不在于市场是否自由竞争,而在于运用破坏性创新技术,转变认知医疗保健业的角度,从病患的价值观看待问题。

最近几年,克里斯滕森参与各种公共事务的热情愈发高涨。然而,就在他以无比充沛的精力,同时关注发展中国家、公益事业、顾问咨询、理论著述各方面,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刻,他的健康却出问题了。2009年下半年,克里斯滕森被确诊为滤泡性淋巴瘤(follicular lymphoma),通过化疗等方式,至2010年3月,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但他一头浓密的黑发却不见了,只有那张笑脸依旧那么真诚。祸不单行,癌症刚刚被控制住,7月18日,他又患上了缺血性中风,好在因抢救及时,对他的思维、肢体各方面基本没有造成影响。虽然连连遭受病魔袭击,但克里斯滕森却一点都没有消沉,他按照原来的计划,依旧按时参加各种活动。或许,这就是一名摩门教徒的人生态度。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0年拾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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