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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的矛盾人生  

2010-11-15 08:59:21|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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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玉鹏

 

人是什么?一堆矛盾而已!

——大卫·休谟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是经济学家而不是管理学家,但他提出的创新理论,却在管理学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1983年,为了纪念熊彼特诞辰100周年,管理学的泰斗彼得·德鲁克撰文,将熊彼特比作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认为“他有大智慧”,必将“永垂不朽”。的确,现在看来,围绕着熊彼特的是数不清的荣誉和光环,然而,在他生前却没有如此荣光。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言:“伴随着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而来的始终是一种悲情与孤寂,他的理论(主要是创造性毁灭理论)在其去世多年后才为世人所接受与推崇,其‘经济财富守护神’的盛名与匆忙的一生相比,也显得姗姗来迟,步履蹒跚。”那么,在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成就的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熊彼特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在一篇未曾发表的自传性小说的开头,熊彼特写道:“请把我放在这样的背景中去看!否则将很难理解我所描写的一切。想要了解一个人,他的民族和他所生长的社会背景是关键。”

在经济学历史上,1883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的2月8日,约瑟夫·熊彼特出生;6月5日,约翰·凯恩斯出生。看看熊彼特和凯恩斯两人后来的际遇和影响,不由人发出“一时瑜亮”的感叹。同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逝世,这又预示着经济学界老一代的谢幕和新一代的出场,历史往往就是由这些偶合改变的。也是在这一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出版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同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代表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展开了经济学史上著名的“方法论论战”。一定意义上,马克思、门格尔、施穆勒三人,构成了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前提,而与他同龄的凯恩斯,则是了解熊彼特的一个绝妙的参照。

约瑟夫·熊彼特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的特里希市(Triesch, Austro-Hungary,即今捷克共和国境内的Trest,在布拉格以南120公里处)的一个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担任特里希市长一职,19世纪30年代早期,约瑟夫的曾祖父创办了当地第一家纺织厂,引发了特里希的工业化进程,此后,约瑟夫的祖父和父亲先后继承了该厂的所有权,由于经营有方,该厂一直生意兴隆。这一家三代,无疑就是后来熊彼特描述的“企业家”原型。他的母亲乔安娜(Johanna Schumpeter)出生于医生世家,约瑟夫的外公时任伊赫拉瓦市一家市立医院的院长。

这一家庭在当时的奥匈帝国具有代表性,他们家境殷实,能够博得周围人们的羡慕,然而却很难进入社会上层。帝国社会崇拜的是贵族,人们对名字中是否带有冯(von)和被别人尊称为“阁下”是极为在意的。熊彼特的母亲乔安娜不甘于现状,一直梦想着更上一层楼,跻身于贵族阶层。然而,天不遂人愿。1887年1月14日,在一次狩猎事故中,约瑟夫年仅31岁的父亲意外死亡。此时熊彼特还不满4周岁,母亲也刚满25周岁。祸不单行,乔安娜的父母也随后双双去世,一连串的打击,反而更加激发了乔安娜翘首期盼进入上层社会的意志,这位坚强的母亲,把对丈夫的期望全部转移到儿子身上。为此,她反复向年幼的熊彼特灌输这样一种信念:“你应该成功!你应该成为贵族社会的一员!”可以说,乔安娜这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塑造了约瑟夫的矛盾性格,也成为日后约瑟夫忘我工作的动力之一。

进入上流社会离不开良好的教育,1888年10月,母子俩搬到了位于维也纳南150英里的格拉茨(Graz),约瑟夫·熊彼特进入格拉茨公民小学就读。在母亲的督导下,约瑟夫的拉丁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进步迅速,为日后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许是为了让儿子有资格、有条件接受最好的教育,1893年9月9日,32岁的乔安娜同比自己年长33岁的奥匈帝国陆军副元帅西格蒙德·冯·凯勒(Sigmund von Keler)结婚,由于继父的贵族身份,约瑟夫·熊彼特得以进入特蕾西娅人文中学读书。这所中学是赫赫有名的玛莉亚·特蕾西娅女王(Maria Theresia)于1747年创办的,女王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兼有奥地利国王、匈牙利国王和波西米亚国王三个头衔,这个学校就是女王为了推行她的开明专制改革、培养有学识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员而举办的,是贵族子女接受教育的地方。后来奥匈帝国大多数有影响有地位的人,几乎都在该校读过书。对于乔安娜而言,约瑟夫能够进入特蕾西娅人文中学,犹如打开了一扇通往上层社会的大门,从此,儿子辉煌的未来不再是梦。

熊彼特在特蕾西娅人文中学的课程主要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地理、文学、自然科学和历史。这个学校不仅课业繁重,而且要求非常高,例如,希腊语课程的教材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读本。这些课程,对一般学生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由于外语基础较好,再加上天资聪颖以及母亲的严格要求,熊彼特一直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因为学有余力,他还开始阅读社会学、哲学、建筑学的著作,甚至到附近的大学旁听感兴趣的课程。

1901年,熊彼特从特蕾西娅人文中学顺利毕业。这8年的“准贵族”学习经历,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熊彼特在这里从少年转变成了青年,性格逐渐定型,积淀了日后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某种意义上,扎实的语言功底,为他日后从事研究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优异的学业成绩,助长了他的桀骜不驯;贵族公子云集的环境熏陶,养成了他的风流倜傥;母亲的期望,种下了他自我奋斗的不竭动力。更重要的是,出身中产阶级的残酷现实,造就了他内心深处无法驱除的自卑。就身份而言,在贵族子弟中他明显属于异类;就才干而言,他又瞧不上那些纨绔公子的水平。恃才傲物与自卑情结的交织,伴随了熊彼特的一生。

中学毕业后,同大多数出身贵族的同学不同,熊彼特申请攻读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学位。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奥匈帝国是讲门第的,尽管他有优异的成绩,也养成了贵族式的举止习惯,但由于自己出身中产阶级,若选择仕途或进入军界,很难有光明的前途。在熊彼特及其母亲乔安娜看来,屈居人后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术道路。虽然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熊彼特一直强调理论的纯学术性,反对学术过于现实化,以一个超俗脱凡的纯学者自居,但考虑到熊彼特以后闯荡政界和金融界的事实,笔者认为,此时他选择学术道路,肯定带有一定程度的无奈和功利。

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学术之都、艺术之都,而维也纳大学,则是这个学术之都中最璀璨的明珠。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时,由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经济学,历经“方法论论战”的洗礼,经由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庞巴维克(Eugen Bohm- Bawerk)的继承发展,已经蔚然成型,成为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匹敌的理论体系。由于熊彼特选择攻读法学和政治学学位,所以进入大学的第一学年他并没有过多关注经济学。从第二学年开始,他被经济学吸引,并创作了他平生的第一批学术论文(统计学方面),这可以视为他日后强调经济学要注重应用统计学知识的滥觞。

随后几年的大学生涯,熊彼特一方面是位才华横溢、勤奋刻苦的学生,为了钻研一个理论问题,可以整日待在图书馆中,废寝忘食;另一方面是位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儿”,在教授和同学们面前夸夸其谈。为了满足谈资,他会在私下花费大量时间充实自己的脑子。这种似乎是为了炫耀,或者是为了掩饰什么的“两面性”,正是中学时代贵族子弟圈子留下的印痕。此时的熊彼特,吃饭总要去最高档的餐厅,点最贵的红酒,穿着必定考究,言谈必定高傲。由于人长得帅气,能讨女生喜欢,还得到了“风流多情”的评价。

大学最后一学年,熊彼特参加了庞巴维克主持的讨论课,一同参加的同学包括奥托·鲍尔(Otto Bauer)、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等。这几位后来都名闻遐迩。鲍尔和希法亭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米塞斯则得到庞巴维克真传,坚持自由竞争和宪政民主,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为了激发学生的热情,庞巴维克选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讨论的主题,如此一来,庞巴维克、米塞斯为一方,鲍尔、希法亭为另一方,课堂就成了辩论场。而熊彼特在这种辩论中最为特殊,他摆出一副超然姿态,一会儿代表这一方,一会儿又为另一方辩护,在双方之间不停地转换立场。对于熊彼特来说,立场是次要的,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才是重要的;观点是次要的,方法的精到和思辨的缜密才是重要的。这一点,在熊彼特后来的经历中也不断有所表现。

受教于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同未来世界上的一流学者朝夕相处,并与他们进行知识上的交锋,使熊彼特领略到了经济学的无穷魅力,享受到让无数人羡慕不已的美味佳肴。1906年2月16日,熊彼特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顺利毕业。为了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他随即开始横跨亚非欧的游历。舟车劳顿之余,熊彼特依然以独特的风格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一方面,他积极投入学术活动,在柏林参加施穆勒的经济学讨论课,在法国参观世界著名的巴黎大学,在伦敦拜会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并开始构思自己的处女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精髓》(The Nature and Essence Theoretical Economics);另一方面,他讲气派,住豪宅,骑高头大马,频频出入上层社交场合,结交各界名流。此时的熊彼特,颇有些志得意满,他曾对人戏言说,自己一生有三大目标:做维也纳最完美的情人、欧洲最出色的骑手、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1907年,才华横溢的熊彼特,遇到了貌美如花的英国女子格拉迪丝·西维尔(Gladys Richarde Seaver),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两人随即陷入热恋,11月5日,熊彼特和西维尔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生活虽然美好,却因两人聚少离多,感情日渐淡薄,随着两人双双出现外遇,这段婚姻后来变得有名无实。

游历结束后,在老师庞巴维克的推荐下,熊彼特到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大学任教。切尔诺维茨是个距离俄国边境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地方(今属乌克兰),但熊彼特初出茅庐,意气奋发,桀骜不驯的性格依然如故,令校方头疼不已。官方开学集会,所有教师都正装按时到会,唯有他一人迟到而且还穿着马裤猎装,院长指责他,他反而对院长说,会议时间同他的骑马时间冲突,干脆调整会议时间来适应他。再如,因为档案管理员不允许学生自由查阅档案,他一怒之下,竟然去找管理员进行决斗。虽然生活上放荡不羁,但是他在学术研究上却成果迭出。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顺利出版。在这本书中,熊彼特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的灵魂人物,创新与企业家共同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兴衰和经济发展的周期。该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熊彼特一举成名。1911年,他申请格拉茨大学的教授席位,然而,这个学校的聘任委员会反感他的言行与狂放,对他的学术成就不认账。最后,凭借庞巴维克的推荐和政府的干预,由奥匈帝国皇帝弗朗兹·约瑟夫在胡浮堡皇宫亲自接见熊彼特,并授予他大学教授头衔,从此,熊彼特成为了“整个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对熊彼特最大的教训。来自于格拉茨大学学生的反抗。就在熊彼特来到这个学校的第二年,学生们对他的不满爆发出来,指责熊彼特的课程难度太大,书目太多,分数太低,讲课内容太乱。学生们把熊彼特赶出教室,还要求校方换人。骚乱持续了三星期,惊动了州长和教育部。经过这一事件,熊彼特有了明显的改变。

三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熊彼特得以免除军役,但奥地利已经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自1916年开始,熊彼特逐渐走出书斋,介入政治活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终,奥匈帝国解体为奥地利和匈牙利等部分。由于熊彼特积极奔走,再加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鲍尔和希法亭等人的推荐以及形势的需要,他先后出任德国社会化委员会经济顾问和奥地利共和国的财政部长。这时的熊彼特,仅仅36岁,可谓前途无量。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在熊彼特人生的这段巅峰时期,他的性格弱点也全都暴露了出来。熊彼特的血液里,没有政客和商人的基因,所以,别人看起来相当好的从政经商道路,都被他自己搞砸了。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重要性,这无疑同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的“社会化”政策格格不入。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化,是指把生产资料由私有转化为社会所有。这种政策违背熊彼特的学术逻辑,但却在战后具有应急性质,所以,在德国社会化委员会中,熊彼特出人意料地主张迅速、全面地推进社会化。对此,他对那些诧异者给出的解释是:“当有人想要自杀的时候,最好留个医生在他身边。”在待人接物方面,熊彼特也显得幼稚,缺少政客的圆滑,在同事们中间难以取得支持和信任。在私生活方面,面对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的经济形势,作为财政部长,熊彼特呼吁国民多多储蓄,勒紧腰带过日子,而他自己却租下了一整座城堡,在一家豪华酒店里有一间套房,甚至还养着几匹宝马。通观上述种种,熊彼特为人诟病自然在所难免,不得不辞职。

1919年10月份,熊彼特不再担任财政部长一职,开始进入商界冒险。1921年7月,鉴于熊彼特前任财政部长的身份以及经济学教授的头衔,奥地利的彼得曼银行(Biedermann Bank)邀请他担任行长,并且待遇丰厚,以换取政府对这个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许可。对熊彼特而言,这正中下怀,一方面自己的奢侈生活可以延续,另一方面自己的经济学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不过,银行只是想用他的名头,并不给他决策权,这倒也合熊彼特的心意,他把精力用在股票市场的投机上。开始,熊彼特运气不错,财源滚滚,于是,他更加趾高气扬,生活越来越奢侈,甚至完全无视世人的目光。据说有一次他甚至租了一辆马车,怀拥两个妓女招摇过市!还有一位在熊彼特家住过一段时间的妓女,自称奈莉·熊彼特(Nelly Schumpeter),四处宣扬自己是他的妻子!然而,这种富贵终属黄粱一梦,他给一个特蕾西娅中学同窗的骗子提供担保,使他几乎破产。1924年,奥地利发生经济危机,他在股市的投资也血本无归。9月11日,熊彼特被濒临破产而改组的彼得曼银行辞退,进入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阶段。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积蓄用来偿债,即使这样,彻底还清债务,仍然花了他此后15年的时间。

铩羽而归,熊彼特不得不重操旧业。1925年10月15日,他被获准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公共财政学院担任教授。熊彼特的到来,在德国经济学术圈引起不小的轰动,一位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学生写道:“在波恩,让熊彼特授课的想法对经济学的学术世界是引起轰动的事情。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德国大学重新讲授经济理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波恩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经济学家的麦加。”除授课、研究经济理论之外,熊彼特还要撰写大量迎合公众口味的时评短文,以赚取外快,因为他还欠着一屁股债。但即便如此,熊彼特也绝不会勒紧腰带过日子。他的身边从来不缺少女人,就在成为波恩大学教授之后的第20天,他以改信路德新教的方式,同比他年轻20岁的安娜·莱辛格(Annie Reisinger,即安妮)结婚。此时的熊彼特,可谓身心俱疲,只有在安妮那里,才能找到久违的宁静。为了不让新婚妻子受委屈,熊彼特不惜重金,租下了德国皇帝年轻时曾经住过的房子。很快,安妮怀孕了,这对新婚夫妇翘首盼望着新生命的诞生。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1926年,当一切似乎正在好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6月22日,65岁的母亲乔安娜因动脉硬化在维也纳去世。自从4岁始,熊彼特就与母亲相依为命,无论何时,母亲都是他的信心来源和精神支撑,不论政界失意,还是投资缩水,都不会使熊彼特气馁,只要他的母亲在,斗志就在。如今,母亲已逝,熊彼特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就只有妻子安妮了。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8月3日,安妮因产后大出血不幸去世,而尚未来得及取名的儿子,也在出生3小时45分钟之后夭折。遭受一连串的打击之后,熊彼特的精神几近崩溃,当天晚上,他写道:“我可怜的、心爱的安妮不在了……我也许应受许多惩罚,但不应该受这种惩罚。”妻儿去世后,熊彼特将他们安葬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波普尔斯多夫墓地(Poppelsdorf Cemetery),他甚至买了一对墓地,以便自己死后能够葬在安妮身边。在以后的日子里,熊彼特每天都要独自一人到妻儿墓前献上一支玫瑰。而在他家里,则挂着妻子和儿子的遗像。安妮自己的房间,一点都没有变动,甚至她的衣服仍旧挂在衣柜中。安妮去世之后不久,熊彼特发现了她的一本日记,从此开始每天摘抄其中的段落,这个习惯,他终生都没有改变。

为了排遣心灵上的苦痛,熊彼特试图通过发狂的工作来暂时忘却精神上的痛苦。在安妮去世后的第一年里,他发表了15篇文章和5篇书评。此外,朋友们的无私帮助,也让他逐渐从悲痛中走出,重新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学研究上。1927年,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在马萨诸塞的剑桥镇教了一个学年的经济学课程。这一个学年的工作,使哈佛和熊彼特都在心中接受了对方。1928年秋回到波恩时,熊彼特已经从伤痛中恢复,但他依然每天会到妻儿墓前献上一支玫瑰。在随后的几年中,熊彼特重访哈佛,并且接受神户大学邀请到日本讲学。这段经历,使他对日本产生了深厚感情,另一方面,熊彼特也对日本经济学界产生了持久影响,由于他强调要研究数理经济学,“以至于今天一些最为出色的数理经济学家是日本人”。至今,日本一桥大学仍保留着一座“熊彼特教授图书馆”。

1932年9月,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正式成为该校的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到来,为哈佛经济学院注入了巨大活力。他俨然是经济学术圈中的“企业家”, 在他的带领下,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水平焕发了勃勃生机,聚集了号称“熊彼特之七贤会”的一批青年经济学家,包括爱德华·梅森、爱德华·张伯伦、华西里·列昂惕夫(获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哈里斯、道格拉斯·布朗、奥佛顿·泰勒。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包括弗里茨·马克卢普、罗伯特·海伯纳、保罗·斯威齐、保罗·萨缪尔森(获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留重人、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等等。正是从熊彼特开始,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进入了历史上的辉煌年代。

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熊彼特一刻也没有停止理论研究工作。经过近十年的思考和写作,1938年12月,《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终于杀青并出版,在这部两卷本巨著中,熊彼特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经济大萧条提出了迥异于凯恩斯的观点和解决方案。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爆发使熊彼特郁郁寡欢,因为奥地利是他的故乡,德意志文明和日本文明是他精神家园。为了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战争中转移开,他开始撰写“小杂文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年出版之后,这本他自己不看重的书却受到广泛好评,成为畅销书。随后,熊彼特开始撰写《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直至去世,该书仍未杀青,最终由其遗孀伊丽莎白·熊彼特(Elisabeth Boody Schumpeter)编辑整理后于1954年出版,而此时,伊丽莎白也已因积劳成疾去世两年了。

承受了政坛和商界的折磨,经过了母亲、妻儿去世的打击,熊彼特依然在同命运进行抗争。在风格上,他依旧是那个贵族气息浓郁的教授,每次上课都踏着最后一分钟准时出现在门口,“优雅地脱下那件制作精良的大衣,黑色的帽子被搁到一边,然后一根手指接一根手指地脱下手套……”感情生活上,虽然他对母亲和妻子的思念一点都没有减少,而且一直保持着摘抄安妮日记的习惯,然而,他身边不乏年轻漂亮女人的身影。在安妮去世后一年左右,熊彼特的研究助手米娅成为他实际上的情人,两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了八年,最终因熊彼特移居美国而不得不分手。在哈佛,熊彼特的身边同样不缺少女人,包括在一次讨论课上认识的女博士莫丽,也成为熊彼特的挚友。

不知不觉,熊彼特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日益厌烦了无所拘束的单身汉生活,渴望有一个宁静的居所,能够让他“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此时,有一个女人,恰恰能够给予熊彼特这些,她就是伊丽莎白·布迪·法鲁斯奇。1937年8月16日,54岁的新郎和39岁的新娘在纽约的一所新教教堂举行了婚礼,而这位曾经的“浪荡贵族公子哥儿”,随后迎来了自己在学术上的第二个高产期。

1950年1月8日,熊彼特因动脉硬化去世,享年66岁。纵观熊彼特的一生,传记作者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曾说:“矛盾、失败、灾难和失望是熊彼特生活和工作的主要音符。他过着一种矛盾的生活,从事着一种矛盾的事业。他思考着矛盾的思想,写着充满矛盾的著作。……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这一失败的事业作为整体却是一种成功。”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0年拾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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