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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之争和管理学的发展  

2009-10-08 21:08:35|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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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瑜  闻华

 

孔茨提出丛林说的意图,是要走出丛林,实现管理学的统一。所以,他对产生丛林的原因多注意其消极一面,而忽视了丛林状态对管理学发展的积极影响。

在孔茨眼里,导致管理学界的丛林现象,主要出于以下原因:(1)语义上的混乱。很多词汇往往有着语义的差别,就连最普遍最基本的“管理”一词,不同的学者所说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人们常见的“组织”一词,更是各有各的用法。有人说的组织仅仅指企业,有人说的组织则包括了一切组织;有人仅仅用这个词指称正式组织,有人却把非正式组织包括在内。正是没有统一的语言规范用法,使“鸡同鸭讲”屡见不鲜。(2)知识概念上的混乱。比如,管理活动和领导活动的关系,有人认为管理包含了领导,有人则认为管理与领导是两个领域;管理是一种社会活动,但是不是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属于管理?街头小贩、家庭父母是不是从事管理活动?这些方面的分歧不是语言的分歧,而是概念和知识理解的分歧。这种分歧会导致“牛头不对马嘴”式的讨论。(3)否定前人的经验总结。有些后来者,为了彰显自己的研究,把前人的经验概括和总结说成“先验的假设”而摈弃,甚至把依据经验发展起来的管理过程理论全盘否定。在这方面,孔茨明显对西蒙此前的批评表现出回应和不屑,对管理学的“经济学帝国”现象提出了某种警告。(4)曲解他人提出的原理,尤其是对西蒙抛弃法约尔原则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西蒙曾认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是“老生常谈”,而在孔茨眼里这不过是哗众取宠。孔茨断言,这种“认为自己已拥有一定地位或有可能提出某种独特观点或方法的人”只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研究结论,这些结论仅仅是用不同的语句来表达早已被先哲说过的同一原理。不过,孔茨在这里玩了个巧妙的手法,他点名批评的不是西蒙,而是当时在管理学界出道不久的阿吉里斯。(5)管理学家们不愿意互相了解,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自筑畛域,或者出于专业隔阂,或者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冲击,或者害怕暴露出自己的无知,使学者们自说自话。

对于孔茨的这种批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有许多都是合理的,而且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他所指出的问题,在管理学领域里大量存在,我们还可以补充举出更多的事例。现实中,不管中外,这些问题都比比皆是。即便在中国也是一样,而且所犯的错误有可能更为常见,错误的程度有可能更为低劣。管理学界的学术讨论,正因为这些毛病而不能深入,一旦讨论又往往意气用事,有些学者知识储备不够还要强词夺理,有些学者善于曲解他人意思来为自己的正确张目,这都是“司空见惯寻常事”。孔茨对此的感慨,虽然不一定能够使“江州司马青衫湿”,但足以使我们看到现实中的这些弊端,有助于学术讨论的深化,也有助于厘清管理学的语义性、知识性分歧,有助于打破知识差异造成的学理性隔阂,最终有助于管理学的发展。

但是,孔茨的这些批评并不是无懈可击。孔茨批评其他学派时认为某些说法出于意气用事,而他自己何尝不是表现出意气用事?而且有可能孔茨的意气还要更强烈一些。透过这些批评,孔茨维护管理过程理论核心地位的心态跃然纸上。阿吉里斯在他的著作里,把专业化原则、等级层次结构、集中统一领导、控制幅度原则说成是阻碍个性自由发展的羁绊。孔茨对此点名反驳,认为专业化原则是经济学原则而不是管理学原则,阿吉里斯对其他三条原则的理解有误。这一批评,孔茨表现出的强词夺理有甚于阿吉里斯。就拿专业化原则来说,到底是经济学原则还是管理学原则,可以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可以通过讨论边界的合理界定来减少分歧,也可以通过逻辑分析来指出对方在推理上的谬误,只有这样,才能“理越辩越明”。但孔茨没有做到这些,而是用一句“属于经济学原则”把它挡了回去,这未免有点以大欺小不讲道理,因为孔茨尊崇的法约尔明明把“专业化原则”列为十四条管理原则之首。所以,我们要看到,孔茨在批评别人时,自己恰恰也有同样偏失。

更重要的是,孔茨基本是从负面影响来看待这种学术分歧的。因此,他对丛林的成因就带有了一定偏见。在这一争论中,我们看到的是孔茨“掌门人”身份。因此,他带有以管理过程理论排斥其他学派的倾向。尽管他也承认其他学派的积极作用,但是,他采用的方法是先用管理过程理论竖起一个标杆,设置了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the bed of Procrustean),把其他学派都放到这张床上去衡量一下,长短不符者则大加贬斥。这种做法,有可能对管理学的发展造成障碍。当然,在美国,有一个好处是没有谁能在学术观点上强迫别人服从,所以,孔茨的文章并没有产生“一鸟入林,百鸟噤声”的效应,反而招来了不少反驳和批评,把自己变成了其他学派的靶子。在一定程度上,孔茨之所以在20年后写出《再论》,就是一种对商榷与批驳的进一步回应。而且在《再论》中,他那种统一管理学的急迫心情也和缓了许多。前后两篇文章的语气差别,或许可以作为这场讨论发展变化的一个旁证。

孔茨写《丛林》的初衷是要实现管理学的统一,因此,他提出了走向统一的思路。孔茨自己也承认,丛林发展到这种地步,枝枝蔓蔓过于繁杂,要使丛林即刻被清理干净还不太现实,管理理论还会在漫长的争论中继续下去,最终才会形成统一的概念。但孔茨强调,必须现在就有统一的愿望和追求,否则,任丛林自由发展,只会导致更为杂乱。孔茨坚信,确定一些管理概念与定义,将会有利于管理学者走出这片丛林。

出于走出丛林的愿望,孔茨根据产生丛林的原因,提出了在管理学研究中值得考虑的一些思路:(1)给管理这门知识下一个边界明确的定义。这个定义不一定要完整严密无懈可击,但要能够建立起学术讨论的公认范围。(2)把管理学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承认相关学科对管理学的积极作用,但要减少学科边界不清造成的误解。说直白一点,就是呼吁大家不要把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等等都当作管理学。(3)阐明管理学用语的语义。有效克服语义不清造成的互不理解,减少批评中的靶子错误。同时,要尽量少用生造的所谓学术“行话”,尽可能采用实际管理工作者在现实中锤炼出来的术语。这样,还可以打破学者和经理之间的隔阂。(4)要有提炼和验证基本原理的愿望。管理学的讨论,目的是使它走向科学,而不是为了争强好胜。任何科学,在初始阶段都不可能建立起完全准确的基本原理,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修正。

平心而论,孔茨尽管有着“一统天下”的夙愿,但他毕竟是一个学者,所提出的讨论思路,具有相当现实的积极意义。即便不同意孔茨一统天下的出发点,仅仅从正常的学术争鸣角度看,孔茨所说的这几条,都是值得学界重视的。而且,其中有些建议,正中学界的软肋。比如,在讨论中曲解对手言论的含义,对理解有分歧的词语自说自话,尤其是弄出一堆云苫雾罩谁也不懂的术语,以貌似学术的语言铠甲来遮挡自己学术肌肉的萎缩,以玄妙难懂的句式表达来掩饰自己思想的苍白,正是学术发展的大敌。我们可以不赞成孔茨的大一统,但应当尊重孔茨的说理风度。

尤其是孔茨对于探究管理理论的几点建议,可以说切中某些“理论家”的要害。他指出,为了阐明管理理论,应该遵守以下准则:(1)管理理论的研究应该着眼于能够掌握的某一知识领域,进行“能够处理”的调查研究。“如果人们老是思考着整个宇宙,在知识上就不会取得大的进步。”对于孔茨的这一告诫,可能有人会用康德的“仰望星空”来反驳,但按照孔茨的观点,仰望星空恰好不属于管理领域而属于哲学。(2)管理理论应该有助于改进管理实践和管理工作,不应该忽视实际管理人员。如果管理理论仅仅有助于显示学者的博大精深而对实际无补,那也不是管理学。(3)不要人为制造语义分歧,更不要制造那种经理们谁也听不懂的“行话”。如果管理学只有“深奥”而没有“共识”,会阻碍管理学的发展。(4)管理理论应该能指导管理的研究和教学,并提高其效率。(5)管理理论必须认识到,它只是一个更大的知识和理论领域的一部分。总之,孔茨强调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不要把管理学变成“屠龙术”。

当然,孔茨不是无可非议,他在理论上的最大缺陷,是缺少了证伪环节。这一点,在当时就有较多批评。《管理理论的丛林》发表后,在美国学界引起了一场震动。管理圈内最直接的反应就是196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目的是召集管理学者与实务经理对管理理论进行探讨,搭起沟通理论和实践的桥梁。这次会议基本是围绕着孔茨的丛林说展开的。会上的发言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各学派对管理过程学派的批评和反证,力图说明管理过程理论不能“大一统”;二是不同学派对丛林的内涵和成因发表各种与孔茨不大一样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孔茨的文章,在这次会议上受到了相当严厉、相当挑剔的抨击。

大体上,与会的各个学派代表人物基本都要坚持自己的学派体系,或者是从自己的学派出发来指出孔茨的偏失。但有一点几乎是大部分与会者的共识,即多数人都不承认管理学终将会如孔茨所说的那样走向一致,管理过程学派也不大可能包罗万象把其他学派提出的理论都融合进去。管理方法不同,管理情境不同,会促使管理学产生多种多样的表达形式和思想内涵,管理理论不会走向一致,更不可能由管理过程学派统一管理理论。

首先向孔茨提出质疑的是经验学派的戴尔。他否认管理学将走向统一,否认存在普遍适用的管理理论,反对孔茨提出的“管理要有统一的理论和原则”。实际上,就在孔茨文章发表的同时,戴尔出版《伟大的组织者》一书,开篇就拿孔茨和奥唐奈编撰的《管理学原理》开涮,批评管理学中的“普遍主义”。在这次会议上,戴尔从两方面对孔茨进行了反驳。首先,戴尔对管理的综合性和通用性进行了反证,其次,戴尔从实践经验角度对坚持管理普遍性进行了挑战。

戴尔引用了杰克逊·马丁德尔(Jackson Martindell)的资料。马丁德尔在50年代担任管理学会会长时,曾经对经济、宗教、政治各种不同的组织进行过全面研究,在1950年出版的《对管理的科学评价》中提出了评价组织的十项标准。戴尔指出,根据马丁德尔的评价体系,管理得最好的三个组织分别是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罗马的天主教会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如果认定管理具有普遍性,那么,这三个组织的的主管人员是可以互换的,而且不论到哪种组织中都应该是胜任的。但经验和常识都告诉我们,这种互换性无异于天方夜谭。工商界之所以欢迎有些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士,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军队和政府中表现出的管理能力可以转移到企业中来,而是因为他们能够拉来政府的订单。

戴尔根据自己的研究从经验角度指出,在现实的组织中,管理者都是在某一方面的人才,不可能是“十项全能”,其管理措施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只能在某一领域或者某一时段里独占鳌头。比如杜邦公司的早期,亨利·杜邦的风格是“凯撒式”管理,连秘书都不要。但到了继任的尤金·杜邦手里,这种凯撒式管理就使公司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差一点使公司出售给竞争对手。直到杜邦三兄弟买下公司以后,才用新的管理方式使杜邦重振生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各个管理者各有出彩之处。所以,不存在普适性的管理天才,只有具体环境中的管理豪杰;不存在到处适用的管理理论,只有从具体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基本类似点”。戴尔强调,管理学不要试图建立起哥白尼或者爱因斯坦式的理论体系,而要通过比较方法在有限领域中得出相应的一般结论。

同戴尔相比,人际关系学派的罗特利斯伯格(Fritz Roethlisberger)对孔茨的批评要相对温和一些,但是,他对孔茨学术缺陷的批评却比戴尔要更深刻。作为梅奥的助手,他对霍桑实验比其他人更了解。他强调,孔茨在某些方面可能有道理,但是,管理学只有从“经验”走向“实验”,一般管理理论才有可能。这一批评,实际上点明了经验归纳和科学原理之间的差距,即炼金术和化学的差距。由此不难推断出,孔茨代表的管理过程学派,所谓理论不过是经验的总结,没有得到实验的论证,缺乏学科的严谨性。

真正从学术理性角度反驳孔茨的,来自于决策学派。决策学家罗伯特·施莱弗(Robert Schlaifer)声称:“深信决策理论不仅是而且永远将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一个部分”。在他眼里,决策理论不可能仅仅是管理学的工具。西蒙则强调,丛林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并不存在丛林,也没有那么多语义上的混乱。至于专业术语,更多地是用新的词汇来表达新的思想,这正是一门学科成长的标志。在西蒙的正面表述中,指出了管理学的科学性,而这种科学性正是对以往管理过程学派的所谓原则证伪中取得进展的。数学式的推导和理论上的验证,使学界正在创建一种有生命力的管理科学,同时也在发展着以这种科学为基础的管理技能。西蒙认为,管理理论并不是乱相横生的丛林,而是一个有多个学派参与的正在走向综合化的复杂系统。经验主义、决策理论、行为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推动着管理科学在未来的综合化。

当然,孔茨并不是孤军奋战,他的观点在这一会议上也引起了不少共鸣和支持。比如,以研究领导方式而出名的坦南鲍姆(Robert Tannenbaum)就认为,孔茨所说的语义分歧是切中时弊的一大要害。戴维斯(Ralph Currier Davis)则对戴尔进行了反驳。有意思的是,会后,旅居澳大利亚的厄威克以多篇文章,如《丛林战的战术》、《我们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中迷失了路吗》等,对批评孔茨的文章予以有力的还击,从而彰显了孔茨观点中的卓见成分。

可以想见,这种学术性的争论,只会推动讨论的深入,但不会促进学科的统一。逻辑上的纠谬夹杂着语气上的责备,充满语词机锋和不乏棒喝效应的擂台式发言,使各种观点充斥于会场。直到会议结束,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格拉希尔(Glacier)金属公司的总经理威尔弗雷德·布朗(Wilfred Brown)最后简洁地概括道:“先生们,坦率地说,我对讨论中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不能理解。”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行外人往往被这种抱怨式的口气所迷惑,误以为这种讨论没有价值;行内人则能从中感受到真正的学术争辩气氛,看见学术上的实际进展。在很多时候,抱怨和不满,恰恰是关切和努力的另一个征兆。

正是这次会议的触发,此后数年间,美国的各大权威管理学期刊,大量发表了后续争鸣文章。会议的论文,被孔茨编为《走向统一的管理理论》(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of Management:a Symposium held at the Gradua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November 8 and 9,1962)。相关讨论,在会后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几乎整个60年代,这一讨论一直在进行,70年代馀绪不断,对管理学在美国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在后续的讨论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观点更多。例如,苏奥贾南(Waino W. Suojanen)于1963年在《管理学会杂志》上发表的《管理理论:职能管理理论和进化的管理理论》一文,被人们看作是强调行为科学重要性的,然而,其中包含的建构式和进化式两种管理理论发展思路可能在方法论上的学术价值更大。关于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奥迪奥恩(George S. Odiorne)1966年发表的《管理理论的丛林和存在主义的经理》,从情境管理和权变理论角度做了更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尽管观点不同,但都引起了管理学界的深层思考。学界以外的人们往往着眼于具体观点的对立,却忽视这种讨论的学术推进器作用。例如,讨论中有赞扬孔茨并预期统一的管理学出现的(甚至有人列出了管理学走向统一的时间进程)乐观主义者,也有认为统一管理学根本无望的悲观主义者。单纯从管理学的统一来看,孔茨是失败的,直至今日,孔茨满怀希望的统一未能实现。但我们必须还看到,由孔茨引起的这一学术研究则在不断深化。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孔茨在当初是否陷入了某种偏颇?他提出的丛林一说,得到了大家的共鸣和一致认可,然而他试图走向统一的意图,却带来了众多质疑。我们不妨认为,丛林状态,正是管理学蓬勃发展的一种表现。无论如何,丛林意味着不是荒漠。如果丛林状态不好,难道沙漠化就好?孔茨的工作,使我们对丛林的生态系统有了相应的了解,这正是其积极意义所在。然而,试图把原生态丛林改造成整齐划一的人工林,很有可能会造成生态灾难。所以,梳理丛林物种,研究丛林生态,确实是必要的,但要在丛林地带大砍大伐,甚至来一场学大寨修梯田运动,就会对管理理论造成致命损伤。苏联的李森科生物学的教训历历在目。幸好,孔茨的学术修养,美国的自由体制,使他们的这场丛林之争不可能走向权力支配型的学术统一。只要不是强制,而是依靠学术自身的逻辑力量和洞察智慧吸引人们,哪怕是走向统一的初衷,也会激发出更富有活力的多样化生存,甚至有可能会把丛林中原来的旁支小苗浇灌为参天巨木,由非主流变为主流。孔茨的贡献正在于此。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学教材都崇尚统编的国度,赞美孔茨的统一愿望而忽视他为丛林提供的营养,就有可能出现偏差。这是中国学界在评价孔茨的丛林理论时应当格外注意的。

 

发表于《管理学家》2009年玖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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