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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的深层含义  

2009-04-15 15:48:02|  分类: 管理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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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在中国古代,无为而治一直是深受统治者重视的方略。今天,依然有不少人推崇无为而治。历史上的无为而治,以汉初的黄老之术最为有名,萧规曹随,最终造就了文景之治。问题在于,这种无为而治,在当代是否具备复制或者参照的条件和价值?

对无为而治的解释,以《道德经》最为经典。究其要旨,不外以柔弱胜刚强。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人们说起道家往往老庄并称,而老子的无为和庄子的洒脱根本不是一码事。老子是为统治者筹划治术,庄子则是为出世者描绘江湖。老谋深算的老聃和个性张扬的庄周不啻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在技术层面,后者在价值层面。

单纯从技术层面看无为而治,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任何一个组织,不可能全面无为。老子主张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是在无为的姿态下有为。如果真的彻底无为,那就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完全消极等待死亡了事。对于组织来说,哪怕是倡导无为而治的领导人,心里也会十分清楚,要生存就不能根本无为,要发展更不能完全无为,总要在有些地方“有为”。

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资源总是有限的。有为就要占用资源。所以,一旦一个组织全面有为,就意味着这个组织的资源利用会进入高度紧张状态,弦绷得太紧,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清朝的汪辉祖谈到地方政府中知县、书吏和师爷的关系时曾经指出,一个知县到任,下面的书吏往往会主动给知县出许多主意,极力策动知县大干一番事业,不是兴修水利、垦田开荒,就是产业结构调整,或者是推行某种富民政策,总之言之凿凿,忧国忧民。如果知县不加考虑欣然接受,那就有可能上了套儿。这种情况下,知县往往不置可否,然后回来同师爷商量。师爷同书吏的身份不一样,他是知县的个人顾问,所以他会认真辨析书吏建议的真实意图,指出书吏要给自己谋利的动机。如果接受了书吏的建议,书吏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老百姓能够从中收到多少实惠,知县能够在政绩上增加多少砝码,孰轻孰重,一条一条列举得清清楚楚。最后由知县定夺,哪些建议该接受,哪些需要打折扣,哪些应当回绝。总之,用知县的无为来控制书吏的有为,以防止书吏的有为坑害民众。

一旦上下都有为,雄心勃勃要干一番大事业,那么,有可能短期收到显著成效,但长远老百姓就受不了。商鞅变法的成功,就是上下的有为凝结成了巨大的力量。而秦王朝的快速覆灭,恰恰是这种全面有为耗尽了民力。西汉的无为而治,正是接受了秦朝的教训而出现的。

这样,所谓无为而治,实际上是决策层要有意弛缓组织行为的张力。在层次上,这种无为而治肯定是上层无为而下层有为。这一关系是不可颠倒的。一旦下层无为而上层有为,组织就进入了某种病态。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有多种,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民间对变法基本上没有热情,变法的着眼点是增加国库收益,老百姓得不到多少实惠。结果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下面执行中的阻力过大,扭曲过多,葬送了变法。

对于当代的企业,弄清无为而治的含义具有现实意义。首先,积极性必须来自于下层。如果下层没有积极性,处于无为状态,而上层火急火燎要干事业,上层的有为多半要撞上南墙。如何调动下层的积极性,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其次,不能上下全部有为,如果上下“一心”有为,没有刹车和缓冲,那就有可能冲出轨道。最后,一旦整个组织上下都信奉无为而治,那么,组织的生命力就会消失。

西蒙和马奇的《组织》一书,对组织的无为作了自己的解释。他们强调,按照决策的满意指标,当不作为能够达到目标时,不作为是首选。只有不作为无效时,才考虑作为。这一观点,可以看作是对无为而治的理性描述,值得经理们参照。

发表于《管理学家》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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