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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的博客

管理·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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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与吏:出身不同的两类“干部”  

2008-09-11 17:16:58|  分类: 管理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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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瑞

管理人员的出身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但在历史上,关于出身的争论极为常见。经验也告诉我们,出身对一个人的价值倾向、需求偏好、行为习惯等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那种所谓“英雄不问出身”的辩白,不过是发迹了的流氓掩饰自己来路不正的辞藻。出身的烙印是很难消磨掉的,君不见,下层出身的刘邦,哪怕是当了皇帝,言行还是处处流露着无赖习气。而汉武帝之所以重用公孙弘,就是因为公孙弘的出身低微便于控制。历代君主,对于手下的出身实际上是很重视的。这一点,或许能给当代的管理学提供一些参照。

从秦汉以来,古代的官吏主要出身于两种人,一是儒生,二是文吏。用现代语言来说,前者是经过正规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后者是在基层滚爬摸打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这两种人具有群体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对古代的国家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可不察。

一、儒和吏的源流

儒起源于孔子。说起来,儒家虽然在后来显赫了,但孔子本人在世时并不怎么风光。学者李零解释孔子,直接称其为“丧家狗”,这话确实出于夫子自嘲。从贬义上讲,这是指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却屡屡落魄而不得志;从褒义上讲,是指孔子以重建盛世为理想,却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春秋战国不大讲道德,“礼崩乐坏”,有枪便是草头王,奉行典型的丛林法则,致使以道德修炼见长的孔子处处碰壁。儒家的“仁者爱人”遭遇到了“强者通吃”,“克己复礼”遭到了“纵横捭阖”。到了孟子,情况也没有多大好转。尽管孟子以雄辩著称,到处推销仁义礼智,能把诸侯说得哑口无言,但却没有一个有实力的诸侯把他的主张当真。也许,正是周游列国四处撞墙的经历,使孔子和孟子格外看重道德修养,强调以内心世界的自修抗衡外部世界的纷扰,并形成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线。后来儒家几经变化,而重道德讲修养一直未变。可惜的是,虽然早期儒家的“格致诚正”功夫已经非凡了得,但是效力往往限于“修身”,到了“齐家”那儿就有点可疑,至于“治平”的理想则不过仅仅是理想而已。

吏是从“史”发展而来。吏、史、事,三字本为一源。所谓史,就是官府中的下层办事人员。商周都有大量的史,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是处理文书,也兼执行政务。在春秋时期,文书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相关的处理技艺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质。比如,要学会如何烤干竹简的水分,打磨制作能写字的木牍,掌握简牍的编册方法,尤其要擅长抄写文字,如有错误则要用专门的刀具刮掉改写,还要懂得检索和适用相关文书。所以,后来人们干脆直接称这些人是“刀笔吏”,雅致一点就叫“文吏”。他们的发迹要比儒生早多了。当诸侯大员对上门苦苦推销仁政的儒者爱理不理时,文吏已经登堂入室变成了诸侯的管家和仆人,是他们推行政务须臾不能离开的左臂右膀了。春秋战国的衙门,实际上是刀笔吏的乐园。这些人不在乎道德修养,但却要熟悉公文,掌握衙门惯例,善于处理事务。到秦始皇统一后,朝廷变成了刀笔吏的天下。“王道”伴随着焚书坑儒而销声匿迹,“霸道”则随着“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而横扫政坛。

概括起来,从起源上看,儒重视信念和修身,吏重视操作和程序。二者的培养方式和行为准则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是,秦的二世而亡对汉代统治者的教训太大。“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儆戒,使汉代帝王不得不看重儒家的作用。西汉初年,草莽出身的刘邦从内心看不起儒者,但为了统治需要,不得不用儒者给干部队伍“掺沙子”。到了武帝,董仲舒改造了儒学,赢得了政权支持的独尊地位,儒生在官府中的比例迅速上升。不过,由于儒生在公文处理和行政效率方面并不见长,所以,文吏仍然可以和儒生对峙天下。这一状况虽然中间略有微调,但整个两汉基本上是儒吏并用。汉宣帝的话最有代表性。当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建议以儒生治国替代刀笔吏时,宣帝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从西汉到东汉,在这种“霸王道杂之”的人事政策支配下,皇帝是儒吏二者都要用,下面是儒吏都要争上风。于是,儒抨击吏,吏诋毁儒。不过,在这种互不相让中,儒开始吏化,吏也开始儒化。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书,对这种现象描写得很有趣。

到了唐代,伴随着科举制的诞生,朝廷终于把用人的重点放在儒一方,宰相和六部长官,科举出身者占了相当比重。而基层办事人员,则还是刀笔吏性质的“令史”。领导职务主要是儒,非领导职务则全部是吏。儒和吏的地位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吏只有埋头做事的份,已经不能同儒再较量短长。但是,儒生事务不熟、办事不力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尤其是儒生本身,在科举的熏陶下,少了一些早期儒者敢于同皇帝叫板的浩然之气,多了一些轻薄浮躁的文人之风。所以,这时对儒的批评依然存在,不过批评者不再是吏,而是大儒和高官。

宋元两朝走向了两个极端。宋代科举非常完善,在中国古代的所有王朝中,宋代的干部“知识化”大概是最彻底的。而且,宋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值得称道的士大夫气质,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都反映了这种精神。但是,这种官吏队伍的儒化,却导致出治国能力的不足。儒者的信念、操守可圈可点,而理财、治军则短处立显。所以,宋朝是一个很讲正气的朝代,也是一个很窝囊的朝代。讲正气可以讲得义正辞严、冠冕堂皇,也可以讲出朋党意气,你死我活。后来的元朝就完全相反,根本看不起儒。蒙古人马背上得了天下,迷信武力,崇尚粗俗。相传他们把社会分为十等,儒居第九,尚在倡伎之下,仅比乞丐强一点。在用人上,元代重视吏员,尤为重视皇帝亲兵出身的战将。结果,打出来的天下就该自己享受,政权很快腐化。“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草木子·克谨》)所以,后来有人从官员出身的单一性上批评这两个朝代:“宋亡于儒,元亡于吏”。

历史总是在试错中前进,明清时期,纠正了宋元的偏失。明代用人号称“三途并用”,即科举、学校、吏员,由此很快就形成了官和吏的明显分野。整个明清时期,长官以儒为主,而办事人员全是吏。不过,这时的儒和吏,同早期的儒和吏比较,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详见后叙。大体上,这时的干部格局,是以官统吏,以吏制官,二者的牵制达到了非常细巧精致的程度,使王朝的稳定性大大增加,但进取精神却不复存在。

二、儒和吏的差别

最早系统论证儒和吏的差别者,是东汉的王充。他在《论衡》一书中,专门用了《程材》、《量知》、《谢短》等篇讨论这一问题。大体上,王充是站在儒者的立场上说话的,但评价尚属公允。

在王充眼里,儒和吏各有所长。从办事能力来看,儒生不如文吏。“文吏理烦,身役于职,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论衡·程材》,以下引文凡出自《论衡》者,不再注出。)但从决策咨询来看,文吏则远不如儒生。“夫文吏能破坚理烦,不能守身。不能守身,则亦不能辅将。儒生不习于职,长于匡救。将相倾侧,谏难不惧。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总之,“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

当然,儒生也有随机应变甚至苟且偷容的,比如汉初帮刘邦制定礼仪的叔孙通;文吏也有直言犯谏志节清白的,如汉武帝时的张汤。但从大体上讲,王充的概括基本准确。也就是说,选拔儒生,立足于决策;选拔文吏,则立足于执行。儒者长在价值导向,文吏长在事务处理。“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

儒吏两个群体的不同特点,是通过不同的培养方式形成的。儒学的传承,靠的是熟读经典。而传世的儒学五经,渗透了“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伦理执著。儒生耳闻目染,培养的是一种非功利习惯,提倡的是一种箪食瓢饮、乐在其中的精神风貌,追求的是一种从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的责任担当。这种训练方式,有可能形成固执甚至迂腐的习惯,但通常不会见风使舵、阿谀苟且。如果从理性人的角度分析,可以说,儒学追求的是价值理性。文吏的成长,是从文字的认知写作和实际运用入手,基本教材是李斯赵高的文字范本和现行法律政令,侧重于文字的书写和修改,“刀笔”二字精确传神。掌握了基本文字技能后,进一步则是读律讽令,撰写公文,熟悉官场对奏跪拜程式。文吏所习所练,处处从实用出发,提倡察言观色,追求的是精明干练的务实技巧。这种训练方式,有可能形成逢迎巴结甚至寡廉鲜耻的人格缺陷,但熟悉公务、干事利落、深文苛察,为行政所需。和儒学相对,文吏的训练追求的是工具理性。

汉代的官吏选拔有四条标准:“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续汉书·百官一》注引应劭《汉官仪》)这四条标准从内容上分析,前两条是针对儒生的,后两条是针对文吏的。也就是说,儒和吏均为统治者所需。而且两汉的卓越官吏,不是出于儒,就是出于吏。而儒和吏表现卓越的方式和政绩衡量的标准各有不同。历代正史都有循吏传和酷吏传,这一分类,恰恰是两汉形成的。大体上,循吏多出于儒,而酷吏多出于吏。循吏和酷吏的区分,同后来人们所说的清官和贪官不一样。所谓循吏,是指“奉职循理之吏”。这类人物通常都重视教化,操守出众。“上顺公法,下顺人情”,是忠厚长者。所谓酷吏,是强调他们执法严酷,“皆以酷烈为声”,令行禁止,以能著称。但循吏往往不能“治剧”,面对严峻急迫的行政事务则束手无策。而酷吏往往操守可疑,刻薄寡恩。

儒和吏的信念不一,行为趋向不一。从道义上讲,人们往往会批评文吏的操守,王充就说:“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圣教,日夜讽咏,得圣人之操矣。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矣。”唐代的刘晏曾比较科举出身为主的“士”和非科举出身的“吏”说:“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文献通考·选举八》)一直到清代。这种批评依然屡见不鲜。然而,不管对文吏有多少批评,也不管对儒生有多少赞扬,单一靠儒生,是治理不了国家的。尤其是儒生所学习的五经,缺乏管理上的操作性价值。海外汉学家评价中国古代儒生出身的官员说,这些官员基本上都是外行。在官员中间,他们以文人自傲;而在文人中间,他们又以官员露脸。因此,治理国家少不了文吏。

三、儒和吏的变化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情,儒和吏在历史上也不断变化。进入官场这个大染缸,事情就会起变化。变化的总体趋势,在早期是儒的吏化和吏的儒化,在晚期是儒的乡愿化和吏的腐败化。这些变化,都同官吏选拔制度相关,尤其是同科举制度相关。

孔子曾经对“乡愿”深恶痛绝,称:“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按照孟子的解释,乡愿就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谐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基本上接近于今人所说的伪君子。乡愿看起来似乎坚持儒家之道,忠信廉洁,实际上则与“大道不行”的末世乱世同流合污且自以为是。而秦汉时期的社会,远远够不上儒家的“天下为公”标准,所以,真正的儒者,往往持有一种坚信三代之治的准乌托邦信念,以批评社会尤其是批评执政者为己任。然而,选官以儒生为对象,就意味着政权对儒生的收编。儒生一旦当官,就难免受到官场的浸淫。所以,西汉时的儒者当官,往往还以儒家的信念来批评皇帝。而东汉以后,官场的利禄就使批评皇帝的声音逐渐消弱,而为了跻身仕途沽名钓誉的儒者迅速增加。儒家已经不再是孔子时代的儒家。

到了唐宋实行科举制以后,儒生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当官之后,而且表现在当官之前。科举考试尽管历经变化,但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即考试无法测验出一个人真实的道德状况。离开了道德衡量,儒者就徒有其名。但是,儒学的经典本身,又无法转变为官场实用的专业技术考试,所以,科举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沿着智力测验的性质向前走,发展到八股文,达到其最为精巧的水平。许多朋友对八股考试有误解,认为其过于死板笨拙。实际上,八股禁锢思想有之,但衡量智力的优势显而易见。格式要求越严格,对智力的要求越高。不信者,可以比较一下旧式格律诗词和新式白话诗歌在测验智力上的优劣就可以看出奥妙。简单说,科举发展到八股考试,有可能把聪明人挡在门外,但决不会把笨蛋放入门内。在这种背景下,尽管还有真正的儒者坚守着“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的气节,怀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但是,更多的儒生是把儒学作为谋生手段和富贵之道。吸引他们的不再是“颜回乐处”,而是“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等等。

文吏在两汉时期,由于察举的推动,使他们开始兼修经术和律令。从基层干起的小吏,要想得到察举,就得学习儒术,到东汉以后,儒吏合流。建安名士王粲的《儒吏论》,对这种由分而合的过程有着文学化的描述:“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缙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笔之吏,岂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虽欲无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岂生而迂缓也?起于讲堂之上,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割断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能得矣。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其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袪其所蔽,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也。”现实并不如此美妙,但文吏开始学习儒术、阅读五经,确属事实,而伴随着这种吏的儒化,儒学经典也就开始变成了敲门砖。

文吏儒化一旦成功,就进入了儒的行列。就像今天的官员,一旦拿到文凭学位,也就变成了知识分子干部一样。不过,虽着科举的发达,文吏即使儒化,仕途依然不畅。宋代以后,吏员的上升途径受阻,尤其是明清限制吏员升官,致使吏员更不看重声名,惟以利害算计,下层腐败酿成了不可逆之势。吏员凭借自己熟悉公文案例、掌握公共权力的便利,贪赃受贿,勒索百姓。“朝廷兴一利,吏即随所兴者滋百弊。欲革一弊,吏即随所革者滋他弊。”社会对吏的看法也急剧恶化,甚至把吏员与黑恶势力相提并论。古代的官吏制度,到此走上末路。

四、儒吏关系的现代反思

尽管古代儒与吏的关系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依然可以给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许多借鉴和思考。阅读历史,不宜进行简单的比附,更不能企图从皇家后花园中寻找克敌制胜的秘籍,而是要通过历史获得理性的智慧启迪。对儒吏关系的历史清理,起码可以在以下方面为我们提供反思的路径。

首先是干部培训的反思。教育和培训,训练什么内容大有讲究。如果培训内容不当,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儒学的训练,以养成操守人格而见长。但是,这种训练只能是师承和自省式的,一旦把它变成考试科目和内容,很快就会走向反面。文吏的训练,以学会实用技能而见长,但这种训练,只能和现实结合,是践行式的。一旦把它理论化,就会削弱实用性。试图把二者结合一体,只会导致儒者变为乡愿,文吏放弃实务。现代员工培训,同古代有着重大区别,但技术培训和人格培训的分野还是很明显的。比如,技术培训能够提高员工技能,但同时会提高员工讨价还价能力;而人格培训能够增进责任意识和事业忠诚度,但却无法增进实际操作技能。二者的方式迥异。如果以技能考试的方式训练人格,以理论测验的方式训练技能,恐怕会导致行为作伪和效果变异。

其次是人才选拔的反思。世界上没有全才,长于此肯定会短于彼。标准的儒者是桀骜不驯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而标准的文吏则有如西汉的杜周,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专以人主意指为狱”,上面让抓谁就抓谁,让放谁就放谁。这两种人不可混淆,直到近代,他们的区别还很明显。民国时期的学界名人刘文典,对蒋介石大大咧咧不理不睬;著名教授傅斯年,是少数敢于翘着二郎腿让蒋介石听他教训的人物。但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恰如古代的文吏,察言观色忠实地贯彻上司的意图,听着蒋介石的怒骂大气不敢出。没有前者,决策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没有后者,政令不可能得到有效率的推行。试图让文吏兼具儒者的价值观念,让儒者兼具文吏的实用技能,只会使二者俱失。

第三是使用人才的反思。既然人无全才,就要各用其长。《水浒传》里面的水泊梁山,人才济济,但必须用在合适的地方,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假如让李逵到总部来当军师,让吴用到一线去打先锋,恐怕梁山的事业也就不长久了。秦始皇对儒者为主的博士好发议论、以古非今大发脾气,彻底把他们从高管层排斥出去,清一色的文吏执政,没人敢说个不字,他的独资公司发展前景也就到头了。宋王朝对士大夫十分重视,放手让他们对政务评头论足,结果书生意气相争,朋党相构,变法和反变法几度反复,政策不断“翻烧饼”,北宋王朝也由此而败落。可见,在用人上,群体的单一结构是大忌。“和而不同”才是正道。德鲁克在通用汽车公司考察时,对他触动最深的现象,就是斯隆在用人上的兼容并包。据德鲁克在《旁观者》中回忆,通用的几十位高管,没有两个是出自同一个模子的,他们都有鲜明且大不相同的个性和特色。这一点对通用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斯隆自己也认为“这就是通用真正的力量所在”。中国古代的儒吏合流,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儒与吏的趋同,与社会发展的僵滞密不可分。

第四是人事管理的反思。人事管理是立足于发展,还是立足于安全,直接影响到用人的效果。儒家有一个基本信念,就是“君子不器”。而著名的唐太宗在用人上的基本宗旨,就是“用人如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从逻辑上讲,这种宗旨具有合理性,然而,用人如器的指导思想,恰恰会在制度和管理上阻断形而上的“求道”途径。所以,从唐代开始的科举制,不但发展了儒吏合流的方式,而且建造了打磨人才棱角的“模具”。科举的基本思路,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笼络,而不是提供让人才大展宏图的场地。这样,能够有效防范叛逆和异端出现,维护王朝的安全,但是也阻碍着创造性和前瞻性的发挥。

总之,儒吏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也值得现在继续关注的课题。尽管笔者从中得到的启迪和反思,看起来没有什么新鲜之处,然而,熟悉的地方往往也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我们比古人高明,不在于我们的智力更发达,而在于我们可以在前人摔过跟头的地方不再跌倒。就拿人才的群体冲突来说,笔者在高校,高校中最常见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冲突。很多时候,这种冲突会让领导挠头。有一次,一位校级领导问在下:“教师同干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笔者回答说:“教师不害怕偏激,从专业角度来看,无偏激则无深刻。而干部最害怕偏激,必须‘手拿两把泥’,只是不要‘脚踩西瓜皮’。”如果我们能够参照古代儒与吏两大群体冲突处理的得与失,真正从中汲取历史借鉴,对于我们处理好现代人才群体的冲突不无启迪。

本文原载于《中欧商业评论》第4辑(2008年8月),上海远东出版社。发表时文字有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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