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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重贴:管理学体系的思考  

2008-08-04 22:54:06|  分类: 边缘琐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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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世界上已经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然而,在中国大陆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才开始了管理学科的建设。尽管起步晚,但在短短的20年时间内,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而且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管理学似乎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方兴未艾,著述繁多。不过,由于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起步晚,特别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使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在学科体系的构架方面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问题,不但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一学科的发展,而且有可能会扭曲学科的发展方向。因此,有必要对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展开探讨。

    一、管理学体系的中西差异                                                                      

    管理学诞生在工业化以后的西方,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众多的学派,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西方管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而是“诸侯林立”,更没有某一理论上的“霸主”,而是“群雄并起”。早在196112月,管理学大师孔茨(Harold Koontz)就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概括了这种派别林立的理论研究状况。他认为,当时的管理学主要学派有六个,即管理过程学派、经验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理学派。到80年代,随着管理学的纵深发展,孔茨修改了自己的看法,在198052号《管理学会评论》上又发表了《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此时的管理学主要学派已经达到十一个,即经验学派、人际关系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学派、管理科学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孔茨的这两篇文章,一般被看作对管理学体系较全面的概括。

    这些有如热带雨林一般的众多学派,共同促进了管理学的不断发展,没有一个学派能够独领风骚。试图“统一”管理理论的设想不是没有,但理论的砍刀并不能清理出通过丛林的路径,而只是导致了丛林生态的更为多样化。这种理论上的上的“百家争鸣”,对管理学的深化和展开具有重大意义。

    国内的管理学研究则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首先与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状况有关。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文化的原因,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等等,长期以来,在国内社会科学中,一直囿于寻找某种权威理论的习惯,各个学科都试图建立一种“大一统”的学术体系,总是喜欢用某一学派作为“正宗”理论框架,排斥“异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活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斥责某种“异端”为“不科学”或“反动”的做法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大一统”的惯性,认定某种学说为“唯一正确”的学说而否定其他学说的思维定势,在学术研究的思路中还有一定遗存。这种思维定势发展到今天,在学界往往表现为用一个学派来消融或化解其他学派。管理学也是如此。

    尽管管理学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在中国的发展中,却已经带上了不少“中国特色”。这种“特色”并非是根据中国国情展开研究的特色,而是“大一统”学术的特色,或者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特色。在西方并没有获得“独尊”地位的学派,在我们这里则成了由它主宰整个学科体系的“一统天下”。 这种某一学派一家“独尊”地位在中国的形成,恐怕是连该学派的代表人物见了都会感到不可理解的。讨论管理学的学科体系,首先应当注意这一问题。

    目前国内的多数管理学总论性质的著述(管理学专论除外,因专论一般不涉及学科的整体体系建构),几乎都是在以法约尔(Henri Fayol)为代表的管理过程学派体系框架下展开的,即从计划、组织、领导和指挥、协调、控制等数个方面展开对管理学的分析论证,充其量只是包括了从厄威克(Lyndall Urwick)到孔茨对这一体系的修正。随便翻开一本中国大陆的管理学总论或原理性质的教科书,就能发现这一问题。几乎很少有人超越这一体系,即使那些宣称自己在体系上有所创新的国内专家,仔细考察起来,其“创新”不过只是对该体系的某种补充或扩容,而不是真正的体系创新。借用库恩(T.S.Kuhn)在《科学规模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概念paradigm)来说,他们都是对法约尔范式的完善,而不是对法约尔范式的突破。法约尔作为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从对管理要素的概括(他的传人则把管理要素进一步发展为管理职能)和管理原则的总结中提炼出了自己的理论。后来尽管有三职能(如戴维斯,Ralph Currier Davis)、五职能(如孔茨)、七职能(如古立克,Luther Gulick)等等讨论,但是,管理过程学派的基本思想是由对管理职能和原则的论证展开的,无一例外。不过,所有从事管理学研究的人都知道,管理过程学派的这一理论体系,并不是西方管理学的全部,有不少管理学名著,是彻底摈弃这种体系的,不但如此,其他学派还对这一体系有着尖锐的批评。这些,并没有否定法约尔体系在管理学界无可替代的地位,反而促进了管理学研究的多姿多彩和纵深发展。

    由此,中国的管理学和西方的管理学在学科体系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西方,丰富多彩的管理学研究,使法约尔所创立的管理过程理论只是这一丛林中的一支——尽管在孔茨看来是最茁壮的一支。但是,“大狗叫,小狗也得叫”(契诃夫语),孔茨作为法约尔的传人,丝毫也没有否定其他学派的重要性。如果用音乐来比喻,西方的管理学研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交响乐风格。而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在体系上则似乎成了管理过程学派的一统天下。总论性质的“丛林”中,多数只有一个品种,充其量只是同一品种的树木有几个分支的问题。尽管也强调“百花齐放”,但总是沉迷于一百朵花,而不是一百种花。管理学的其他学派也会在这一体系的著作中出现,但通常只是用来为管理过程理论作注脚。至于专论,本来就是研究丛林之中的某一具体品种的,故不存在这一问题。因此,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同而不和”的独奏风格,其他乐器只是用来伴奏而已。

    例如,以西蒙(H.A.Simon)为代表的组织行为理论和决策理论,在国内这种“大一统”著述中也会出现,但是,在体系上只是把它放在由管理过程理论中计划职能演变而来的“决策”章节中,致使组织行为理论的基本思想看不见了,只是保留了其技术工具成分,读者看不出西蒙管理思想与法约尔管理思想的本质冲突,好像西蒙的全部贡献仅仅在于弥补法约尔体系的时代不足而已。再如在管理学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以泰罗(Frederick. Taylor)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因为在管理过程理论的框架中不好“安插”,所以除了放在涉及到管理学史的部分不得不介绍一下以外,几乎再无踪影。泰罗好像只是一个进行工时研究的技术狂,他那缜密细致的甚至是划时代的思想找不到了。还有巴纳德(C.I.Barnard)的社会系统理论,既不强调管理职能,又不强调管理原则,本来就无法归入管理过程学派的任何部分,因而很少介绍,只是在组织职能中涉及一点而已。而管理科学学派,只剩下了具体的操作方法,那种以数理逻辑来解释整个世界的思想,则变得无影无踪。最冤枉的恐怕是奠定组织理论基础的韦伯(Max Weber),尽管他对组织的开创性研究在管理学理论上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但却无法把他的理论“安置”在管理过程理论之内,所以国内的书籍往往“割爱”处理。

    这些,使中国的管理学总论性质的著作产生了重大偏差。同西方的“原版”相比,中国

的管理学总体描述普遍具有一种西方所没有的一元倾向,并且由于这种一元倾向造成了对其他学派的理论排斥,尽管也会出现多个其他学派代表人物的姓名和术语,但是,他们的精神,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扭曲甚至阉割。如果说这也算学术“丛林”的话,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那种千姿百态的野生丛林,而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人工丛林。

    二、“中体西用”与与管理学移植的排异反应

    借用中国人都十分熟悉的一个概念来总括,管理学在西方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中国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许也有人把它叫作“百花齐放”,但是,往往只是允许某一种花开放一百朵而已。中国管理学界的学术争论,常常不是那种儒墨道法各派之间的对等争论,而是儒家内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显然,这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在管理学界的现代版,是不利于学科发展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政治原因和社会文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体西用”的引进模式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近代以来,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一体用关系模式的支配下,凡是从西方引进的东西,无不被改造为“一统本体”。洋务派的思想家薛福成对于学习西方有一句名言:“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筹洋刍议·变法》)如果撇开这句话的时代和政治含义,仅仅从逻辑角度看,今天所说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薛福成的观点在思维逻辑上没有本质的差别。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凡是学习西方的东西,无不实现了与中国原有体系的同化,消蚀掉那些同原有体系不相容的成分,从而使其逐渐丧失原意。洪秀全也向西方学习,但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与其说像西方的国教,不如说更像东方的大同思想;孙中山也学西方,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部曲,与其说像西方的民主体制,不如说更像中国的开明王朝;直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其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不如说更切合中国实际。管理学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大一统”学科体系,正是这种同化模式的一个缩影。

    不过,关于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在中国变异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探讨,已经超出了管理学本身,这里不再讨论。就管理学本身而言,问题在于,在学科体系上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了法约尔,而不是选择泰罗,或者选择巴纳德,或者选择西蒙?显然,法约尔的理论体系,与中国的“国情”有某种契合之处,所以才得到了国人的青睐。而这种契合之处究竟是什么,正是值得管理学深入探讨的。也许只有这种探讨,才是把握中国特色进行管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蹊径。

    众所周知,中国的管理环境,有两点与西方有着重大区别,一是没有经过泰罗式的科学化洗礼,二是没有形成西方式的市民社会即公民社会(society of citizen)基础。因此,在实现了工业化以后,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还一直停留在农业时代,停留在臣民时代。缺乏科学,缺乏民主,既没有完成由经验型管理向科学型管理的转化,也没有完成由专制型管理向民主型管理的转化。例如,我们经常听到的而且至今习以为常的“加强生产第一线”、“领导深入基层”等方式,名之曰“计划经济”而实际为“命令经济”的体制影响,都对我们引进西方的管理学形成了相应的路径限制。

    我们最能接受的东西,必然是同我们现有的东西冲突最小的。西方的管理学派,同中国

的现实需要显然有着亲和力的差异。就以孔茨所说的六大学派为例,泰罗的科学管理学派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数理学派,对于中国人来说过于理性化且过于科学化了;人类行为学派和社会系统学派则由于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前提,对于中国人来说则过于人本化且过于现代化了;决策理论学派(不包括数理学派的决策技术)则侧重于理论的逻辑实证而缺乏具体的操作技术,对于中国人来说则过于抽象化了。同中国实际能够紧密结合的,只剩下管理过程学派和经验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立足于对管理活动的宏观把握,经验学派立足于对管理行为的经验概括。管理过程理论的代表人物法约尔,在他的学说里不仅不太强调严密的科学推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数理方法,在他著作里有大段篇幅论证大学里开设的数学课程过多,建议以经验概括式的管理学课程取代逻辑缜密的大部分数学课程,就是一个证据。而这种不太严密但注重宏观整体,强调经验性原则的灵活运用的学派风格,与中国的现状不谋而合。笔者认为,这正是法约尔体系在中国“走红”的原因。另外,以杜拉克(Peter Drucker)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也在中国十分“吃香”。但是,由于经验学派不注重体系的完整性,因此,在国内的管理学总论体系中,自然成了管理过程理论的一统天下,而经验学派更多地被用来指导实践操作。

    即使如此,管理过程理论在中国还有一定变异。国内的管理学著作中,这种变异主要表现为从法约尔到他的传人那种建立理论体系的热忱和执着大大削弱了。例如,管理过程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管理职能的讨论,管理到底有几个职能?这些职能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理解?各职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西方,管理过程学派内部的这种讨论,几乎到了严苛的地步,比较一下法约尔、穆尼(Jams Mooney)、戴维斯、厄威克和古立克、纽曼(William H.Newman)、布朗(Wilfred Brown)、特里(George Terry)、孔茨等等的不同分析论证,就会发现这种讨论的意义。正是在这种讨论中,管理过程理论成其为理论。然而,我们的管理学著作把这种讨论大都排除了,往往采用只取一种说法的体例,如简单采用孔茨的五职能说或采取古立克的七职能说,至于“为什么”则不加讨论。其结果是使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先验化。

    经验学派在中国的传播也有相应的变异,主要是把经验学派的理论概括技巧化。经验学派重视经验,但必须由经验升华为理论。而在中国的某些学者那里,往往把杜拉克的理论看作是一种管理的“诀窍”,有点类似用中医的秘方偏方解释西医的用药原理。

    上述变异,使中国的管理学学科体系建设,更加靠近了中国传统的经验总结和感知认识。在中国管理学界比较流行的“古已有之”论点,以《论语》和《孙子兵法》打天下的管理思路,无不与此有关。这种倾向,使管理学研究的理论本体,又回到了“中体”,用“西用”的方式,消解了西方管理学与中国社会的冲突,同时也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产生了橘枳之变。

    三、中国管理学体系建构的思考

    由于存在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管理学要想得到纵深发展,应当对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展开相应的研究。

    首先,应当对西方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和现状进行整体考察。不是以某一学派为“主线”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而是从多个学派的交叉渗透和对立冲突中形成一个多样化的学科体系。如果不突破那种只有一种理论是“最正确”的先验假设,就会在多个学派面前无措手足。如果那建筑平面图作比喻,在管理学的入门处,应该出现多个前进方向的不同路标,使管理学的学科布局打破只有一条中轴线的整体视图,而应形成各类道路纵横交错的四通八达的局面,特别要注意峰回路转的方向调整,曲径通幽的学术佳境,殊途同归和同途异归的学术差异,构成一个找不到中轴线的管理学学术网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各种管理理论中所包含的不同思想,即使是某种技术方法,也应该把眼光放在这种技术方法的思路上和逻辑上,放在这种思路和逻辑与其他学派的理论差异上,而不要力图“简化”和“归并”学

术路径

    其次,注重对微观管理的研究。管理活动是从具体行为开始的,因而离不开技术方法问题。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技术方法体系,对于这种体系都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以掌握其中包含的思想内容。否则,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就会流于空泛。对于初学者来说,在技术体系上最有代表性的,以泰罗的科学管理和在运筹技术(operation research)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管理科学较为典型。当然,其他学派在技术体系上各有特色,即使如侧重于宏观鸟瞰的法约尔也有不少具体技术操作的论述。杜拉克则别具一格,我们从目标管理方法中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奥妙。至于行为科学诞生后形成的众多学派,在微观研究上更是各有建树,无论是布莱克(R.R.Blake)和莫顿(J.S.Mouton)的管理坐标,还是麦格雷戈(Douglas Megregor)的X理论与Y理论,以及赫兹伯格(Frederick 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菲德勒(Fred E.Fiedler)的权变领导模式,利克特(Rensis Likert)的管理新模式,甚至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关于个性与组织关系的探讨,都在微观管理方法上有着不同侧重的体系化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微观,不是仅仅着眼于具体管理操作,而是着眼于由具体操作深入到管理思想,即由小见大,知微见著,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一滴水中观察整个太阳,以领悟各派学者的学说思路。

    第三,注重对宏观管理的研究。任何具体的管理技术,都离不开整体宏观的管理思想。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管理理念体系,对这种整体体系的把握,能够使管理学的研究高屋建瓴。否则,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就会流于杂碎。对于初学者来说,在整体体系上最有代表性的,以法约尔开创的管理过程学派和卡斯特(F.E.Kast)等人发展起来的系统管理理论较为典型。与微观管理的道理一样,其他学派在宏观理论上也各有建树,即便是以工时研究和工资制度设计著称的泰罗、吉尔布雷斯(Franck Gilbreth),甚至是专搞价值工程的麦尔斯(L.D.Miles),只设计了单纯形法(线性规划解法的一种)的但泽(George Dantzig),实际上都有自己整体性的管理理念和思路。所以,这里所说的宏观,不是大而无当的泛泛空论,而是由宏观鸟瞰深入到具体技术,即由大见小,体会出不同理念下引导出来的技术区别,在整体把握中感受微观差异的根源。

    第四,把组织理论和管理研究融为一体。组织是管理行为的载体和主体,任何管理都不能离开组织。因此,任何管理学派都以其组织理论为立足点,不同学派在组织理论上具有很大差异,不仅研究组织的角度不同,视点不同,而且其思想框架和逻辑体系也不同。实际上,管理学的各个流派,不仅在专门讨论组织问题时会涉及组织理论,而且在所有关于管理技术、方法和行为研究中处处渗透了其组织理论。正因为有了组织理论,管理学才成其为学问。对管理学的真正理解,必须从组织理论入手。在一定意义上,组织理论是管理学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对于初学者来说,在组织理论上最有代表性的,以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组织理论和西蒙的组织行为理论最为典型。当然,其他学派的组织理论也有其各自的特色。如泰罗正是为了实现其科学管理的基本要求才提出了职能组织结构以及例外原理的设想,法约尔也是在强调宏观统一体系的基础上才坚持军队式组织的理念,杜拉克的工作队组织和模拟分权制组织的设计,与其经验式学理的推导有直接关系。通过组织理论的研讨,能够升华人们对管理的认识,更深刻地把握管理的实质,更准确地理解管理学学科的理论建构,并从中领会不同学派的思想差别。

    第五,把管理工具技术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在管理学诞生之前,管理的工具技术就一直存在着并发展着。古代的某些管理技术方法,其精致程度令今人都会叹为观止。但是,“巧夺天功”式的技术,同完整严密的学理不是一回事。技术可以悟出,可以由天才的猜测

可以由天才的猜测和偶然的机遇产生,而学理必须找出技术后面的“所以然”。固然,技术可以离开学理独立存在,而学理必须立足于技术的基础,但反过来,有了学理指导的技术,其发展速度和提高水平就可以大大增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伟大的,然而,只有当这些发明与伽利略以后的实验科学结合起来之后,才表现出其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管理学也是如此,古代积淀的大量管理技巧和方法,在管理学理论诞生以后,使其有了质的飞跃。现代管理学中,工具技术研究是联接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纽结。对于初学者来说,从管理工具技术入手研究管理理论,是必不可少的路径之一。当代管理技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与管理理论的丛林状态是对应的。没有技术性的研究,管理理论就会失去根基;反过来,没有管理理论的指导,技术性研究就会变成技巧型的杂技,管理学家也就会成为流落街头的江湖艺人。另外,技术路径的选择取舍,还可以反映出理论上的偏好与权重。例如,在80年代,当时的国家经委根据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全国推广“十八种现代化管理方法”。对这些方法及其实施效果进行比较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国内管理学科建设的官方导向和民间趋势的差异,从中把握国内管理学体系形成的现实轨迹。

    第六,从哲学思想角度升华管理理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蕴含着相应的哲学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管理学的不同流派,深究下去,都能看出相应的哲学特色。特别是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和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对管理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在引进管理学过程中发生的变异,也同中国的哲学思维传统息息相关。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倘若哲学家不会成为管理者,那么管理者必须成为哲学家。”初学者不一定必须从哲学入手研究管理,但必须从管理思想中升华出哲理。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管理哲学的出现,才是真正的中国式学科特色的诞生

    另外,在管理学研究中,还应当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无可否认,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但是,应用性学科不等于没有理论的学科。有些研究者从管理学的应用性出发,特别强调“务实”而忽视甚至放弃“务虚”。实际上,只要是学问,那怕是“办实事的学问”其本质都只能是“务虚”,即理论性的追求和探索。所谓“务实”,只不过是强调理论的应用性,而不是说它没有理论。因此,作为管理学著作,绝不能仅仅告诉人们怎样做,还必须告诉人们为什么这样做,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从这一点出发,管理学必须“务虚”,即追求理论性。特别要防止那种庸俗化了的“理论联系实际”,既没有理论深度,又不能指导实际,重蹈那种过去曾出现过的“大众哲学”式的失误。单纯强调“务实”,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国内管理学的学科建设。有的学者以“务实”满足,在名为管理学原理的书籍中将大量精力耗费于罗列现象和铨释政策。这些书籍并不是不必要,但是距离“原理”恐怕较远。我国目前管理学研究失于肤浅,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需要从多个角度努力,尽可能容纳各种学派,用“和而不同”的原则指导研究工作的开展,从而谱写出中国管理学的交响乐章。

 

原发于《边缘琐语》一书,文中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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