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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化漫议  

2008-05-05 01:24:58|  分类: 历史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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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瑞

汉语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母语。这种文化特色,包括了听说习惯、阅读习惯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心理。人们的行为和政府的政策,都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不合乎文化习惯,就会遭到社会的拒斥。至于报刊传媒,更须以这种文化为立身之本,否则就没有吸引力。

汉语都是单音词语,在读音上有自己的特色。独一无二的四声音调(加上入声为五声),读起来琅琅上口。格律诗之所以强调平仄,就是读音要求形成的。所以,学习汉语的首要环节是朗读。先不管文章的内容如何,前提是读起来要顺溜。所谓文辞优美,不仅是词义雅致,而且包含音素在内,能够读得抑扬顿挫,才能体现出汉语的美感。古人把不好读的文章称为“佶屈聱牙”,今人则直言“拗口”,强调的都是读音问题。学相声要从绕口令学起,正是汉语这一特点的体现。文章好读不好读,首先看的是听觉感受,用的形容词往往同“口”、“牙”相关,读音不清楚,被称为“咬舌头”。小声发言,则说成“嚼耳根”。反观我们现在的文章,有几篇注意到了这种读音特色?那种没有平仄、读起来让人憋气的长篇大论,除了平添几分读者的厌恶,能收到什么效果?一篇文章好不好,单纯从形式上而言,先要看能不能读起来“好听”。过去,听乡间小孩早晨朗读,真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受,现在,此景何曾再有?

再进一步,单音词加上平仄关系,使汉语读起来有明显的节奏感。所以,京剧里的开场锣鼓和过门,必须打出节奏来。甚至唱腔中间的拖音,也得人为顿挫变化出节拍来。这同以拼音文字为基础的西方语言表达方式差别极大。汉语不能孕育出西方的歌剧形式,不大适应美声唱法,道理就在这里,这同它的语言本质有关。过去有一种“三句半”,就是特意用末句的突然中断来增强艺术效果的。如果用英语说“三句半”,哪怕是精通英语的辜鸿铭在世也无法说出相应的效果。所以,写文章得首先学会“说话”。要不然,“看上去很美”的文章,张嘴一读就露馅,无法使受众在听觉上形成“自家人”的感觉。

汉字的形体独一无二,方块字本身的架构书写,构成了其他任何语言都不能模仿的书法艺术。尤其是象形的演申变化,使汉语具有了追求形象化鲜明特色。凡是抽象的概念,在汉语里通常都会得到形象化的阐述。有人认为,汉语“丰富而不精深,美丽而不深刻”。这种说法是否恰当,可以讨论,但汉语特别擅长描绘而不大擅长推理,似乎确属事实。近代严复他们在受了西学浸淫后感叹中国传统中没有逻辑学,实际上就是对汉语的这一特色有感而发。汉语中缺乏时态、数态、人称变格等语法规则,而有丰富的词汇和语气助态。这些,都影响到汉语的表达方式。

更重要的是,整齐划一的方块字型,给汉语的意思表达创造了独有的条件。例如,汉语特别讲究对仗,排比和对偶在汉语文字中使用得特别普遍。从古老的先秦文献开始,文字表达上就产生了明显的“自然成对”现象。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丽辞》篇,指出在《尚书》和《易经》中就产生了大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满招损、谦受益”等自然对偶句子。到骈体文诞生后,这种对偶排比发展到了极端。尽管唐宋古文运动反对过于追求辞藻对偶,但韩柳的散文,依然保留着大量对偶文字。他们不是反对对偶,而是反对雕琢。遗憾的是,现今有些文章,既失去了骈文的华丽,又失去了散文的自然,能不能看着顺眼很成问题。英语擅长表达推理,所以有不厌其烦的条件限定,一句话可以写多半页;汉语擅长表达对比,能用短句就不用长句,能用单句就不用复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章,有意无意模仿西式表达,上百个汉字还没说完一句话,采用冗长的定补结构,这本身就会给受众造成无意识的拒斥心理。

优势和劣势向来是共生的,汉语之美,同时也成就了汉语之失。由象形诞生的汉字,使其词汇极为丰富,可以通过各种组合与语气表达出细腻多样的情感,但却难以反映严谨缜密的推论。“因为……所以……”的句式,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的。节奏和对仗,影响到了国人的思维方式。说话是有节奏的,相应的思维也是串珠式的。西方的拼音文字是一条线从头串到尾,他们的思维也特别讲究逻辑衔接,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连成一线。而汉字是由砖块砌起来的城墙,思维讲究浑然一体,同时又可以轻易地由这一块跳到另一块,中间没有衔接也没关系,不影响人们的理解。汉语的对仗式表达,使中国人多数不擅长逻辑却擅长辩证。所以,英语必须做直线状理解,而汉语则需要做对照状理解。

关于对仗,刘勰的《文心雕龙》认为:“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就是说,实物的对仗属于末流,意思的对仗则是上乘;两两对立的对仗为优,同义重复的对仗为劣。这种辩证思维,形成了文学上的“赋比兴”表现手法。隐藏在“赋比兴”后面的,是相应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

“赋”是铺陈和排比,追根溯源,赋来自于汉字的象形和夸张。方块字在刚刚问世的时候,以象形为主。而象形符号必须对相应物体的特征加以夸张。久而久之,汉语表达的“言过其实”就成为人们的无意识习惯。因为人们接受的汉字形象,要比所表达的实物更为醒目和夸大,所以在脑海中还原实物景象时会对应缩小。这样,言辞不夸张,就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至于真实情况是不是“白发三千丈”、“银河落九天”,没有人会误读。有人把这种夸张限制在文学范围内,其实不然。中国的语言习惯本来有许多就不是实指而是虚指,在日常生活和行为中不乏其例。建筑工地上“责任重于泰山”之类语言,谁也不会真的理解为把泰山压在工人头上。如果有人相信“千里马”真的一天能跑一千里,那他就是犯傻。如果把这种虚指理解为“造假”,就是犯了以西方语言方式解读中国汉语的错误。至于现实语言中的哪些词汇是虚指,哪些是实描,具有中国生活常识的人们都能区分。读古文,谁也不会认为《两京赋》的描述就是汉代长安和洛阳的真实景色;看广告,谁也不会把“十三亿人的健康保证”作为全中国每个人都服用这种保健品的宣言。所以,语言的适度“夸张”,避免呆板僵滞的“求实”,恰恰是汉语习惯形成的文化暗喻。当然,什么地方不能夸大,什么地方必须渲染,要遵从文化积淀养成的无意识理解习惯。

“比”是比喻和对照。汉语中比喻用得最为普遍,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也最为常见。国人思考问题,往往不擅长演绎式推论,而习惯于对照式比喻。汉语中的对仗,实际上就是与比喻思维的方式互为因果的。人们在形容某种实物时,往往采用形象化的对仗;而在表达某种意思时,则采用抽象化对仗。从《诗经》开始,这种形象化对仗已经丰富多彩;从《老子》开始,这种抽象化对仗已经炉火纯青。最能体现汉字这种文化特色的是对对联。好的对联,确有一字千金的价值。

值得重视的是,汉语之“比”,不仅仅是“喻物”,而且还是“思想”。也就是说,几千年来,我们通过正题反对、明题暗对等类似方式,已经形成了民族性的对立统一思维方式。万事万物莫不有对。不管提到任何事情,人们立即会联想到它的对立面。在哲学上,老庄孔孟,无一不是用对立统一来解释世界。即使倡导“中庸之道”,也须“叩其两端”。一直到当代,我们会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移植到中国后转换为“对立统一”。如果懂得一点哲学史,就会发现,“否定之否定”萌生于欧洲哲学氛围,强调的是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连续性;而“对立统一”萌生于东方的阴阳学说,强调的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二者显然有着明显差别。就以日常生活的花销而论,西方看重因果衔接的消费效果,而中国追求对照鲜明的消费效果。同样是花钱,西方多为成本收益式的理性算计,而中国多为对照效果式的经验算计。对事物的认知,汉语强调的是“推敲”和“端详”,西语强调的是“演绎”和“概念”。细究这种差异,有助于把握汉语的思维本质。

“兴”是由此及彼的引申抒发。正因为汉语本身缺乏逻辑过程,所以,需要以“兴”来增加对事物的感知深度。比兴往往连用,由比及兴,或者兴中含比。从严复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名学”(即逻辑)开始,有些受西方思想较深的学者,往往对汉语中的逻辑缺失有所批评。实际上,世界上的事物,长于此者肯定短于彼,不可能十全十美。汉语的逻辑见短,但渲染气氛和抒发情感见长,其主要方式就是兴。汉语的这一文化特点,对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有着较大影响。多数中国人在行为选择中,更为重视情感的满足,而理性的冷峻不够。在生活习惯上,中国人多数是“跟着感觉走”的,评价某一事物好坏,也多数是“觉得”如何如何。所以,纯粹理性分析,到了中国往往失效。反而是那种“揣摩”心理,却能取得现实的认同。这无所谓优劣,而是汉语生活圈的文化习惯使然。

指出汉语特色,并不是要分出语言文化的优劣高下。语言习惯是历史发展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那种出于民族情感而对本民族语言的赞美,是一种文化需要而不是推理结论。那种试图用本民族文化去拯救别人的想法,不管是出于东方还是出于西方,都不过是一厢情愿。但是,重视文化特色,对于现代化建设非常重要。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和谐,离开了本土文化的滋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汉语文化也会随着时代发展产生相应的变化。然而,积淀在人们下意识层次的文化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不重视这一点,十有八九要碰钉子。民国年间,南京国民政府曾花了很大气力进行农业方面的改革,弄来一帮“海归”专家设计复兴农村、发展农业的方案,但是,在推行中遭到农民的普遍抵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操作方式上书呆子气十足,洋味太重,老百姓不接受。而山西土皇上阎锡山,以“土得掉渣”的方式推行他的“村本政治”,反倒收到了较好效果。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更是以基层社会的本乡本土方式,把革命语言转化为草根表达,成就了大业。姑且不论这些举措的内涵差别,单纯就语言来讲,是否重视汉语的文化特色,对相应政策的成败关系极大。个中三味,值得当今深思。

 即将发表于《华夏文化》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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