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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批评李鸿章的启示  

2008-05-29 09:38:48|  分类: 管理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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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瑞

决策中的不同意见,必须立足于建设性,必须“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这样才不至于把不同意见变成打人的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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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堂堂天朝,号称“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却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一时间,战局的主持人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国人皆曰可杀。异口同声,都认为李鸿章主战不力。

然而,在众多的责骂李鸿章的声音中,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批评却与众不同,据陈三立的《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载,陈宝箴抨击李鸿章的,不是主战不力,而是不能死谏求和。“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就是说,身为朝廷重臣,明知实力和局势都不能打,然而,李鸿章却迫于舆论压力,不是以死相谏,而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倚违两可,观望揣摩,屈从于主战派,把国家大事当儿戏,这才是李鸿章真正该杀的地方。

应该说,在潮水般的“李二先生是汉奸”舆论中,陈宝箴一针见血,指出李鸿章犯的不是“汉奸罪”,而是“误国罪”,意义深远,足以引起决策者的借鉴。

甲午前夕,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国人了解到的局势,与当局者掌握的情况,相差不啻千里。在民众眼里,“中兴”多年,洋务有成,北洋水师声威在外,纵然打西洋没有把握,对付日本还不是小菜一碟。而李鸿章心里清楚,北洋的这种声威,装门面可以,真正要打并无胜算。朝中主战的清流,以翁同龢为代表,心里何尝没有自己的小九九,真实用意是挟舆论从慈禧手里为光绪争权。尽管“内外言战者众”,但激昂的情绪代替不了武器的犀利,况且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还掩盖着派系的争斗和权力的角逐。李鸿章十分清楚,“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但是,他又受不了那种站在道义高度上的求战压力,所以选择了做样子的战争姿态。要求北洋水师“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这种保全自己的心态,最终把北洋水师引上了绝路,也葬送了李鸿章的名声。

对于李鸿章的失误,后来黄秋岳的评价最为中肯:“盖义宁父子(陈宝箴父子),对合肥(李鸿章)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

商鞅变法时,采取的办法是把不同意见扼杀在摇篮中。而甲午海战时,采取的办法是屈从于脱离实际的主战呼声。二者看似相反,实出一辙。对于决策而言,能否形成不同意见的表达和评价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科学决策确实要重视不同意见,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要区分这种不同意见是建设性的还是对抗性的。反对意见不等于对抗,赞同意见也不见得就是支持。这里面的奥妙,恐怕只有熟悉中国国情的人才能揭开。甲午时的主战,单纯的爱国热情与老辣的勾心斗角纠缠到一起,不是对决策的主角李鸿章形成意见上的辅助,而是要借助光绪皇帝的权威把李鸿章逼到死角。这样,对李鸿章主和的反对意见就不具有决策的参考价值,而是用来打他的棍子。这就堵死了用反对意见来改进决策并优化方案的通道。所以,现代的科学决策,首先要从不同意见如何表达做起。管理决策中,不同意见哪怕是反对意见的争鸣,必须是讲道理而不是对骂,是要指出对方的错误或偏差而不是要置对方于死地。一旦进入了你死我活的对抗状态,不同意见的积极意义也就消失殆尽。

更重要的是,主战派占据了道义高地,这是决策中消灭不同意见的杀手锏。任何决策中,一种意见如果带上了“政治正确”的高帽子,就会改变决策的性质,“管理”就会被“政治”所替代。假如你辛辛苦苦算出来种苗比种草更划算,但对方如果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压过来,你就非输不可。假如你提出一个确实能够提高效益的新方案,但批评者是用“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来指责,那么你也会失去辩解说明的余地。所以,真正重视管理决策中的不同意见,要从“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入手,这正是科学决策的理性要求所在。当然,如果决策内涵中本身就包含政治或者道德内容,则另当别论。不过,即便是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决策,在不同意见的表达上,依然可以做到“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也就是说,内容是政治的或者道德的,但不同意见的表达却是说理的而不是用帽子压人的。对这一点,更需要细细品味。

李鸿章确实有他的历史失误,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决策环境,不调整决策机制,那么,“李鸿章现象”就不会绝迹。

(发表于《销售与管理》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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