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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日本儒学和传统:反思涩泽荣一  

2008-05-02 15:19:28|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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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瑞

中国宋朝的赵普声称,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日本近代的涩泽荣一,则是以一部《论语》治工商。看来,《论语》确实值得学界琢磨。正是因为涩泽提出的“《论语》加算盘”,使得不少中国学者从中看到了儒学在未来的曙光。有人声称,涩泽荣一的思想,弘扬了传统儒学的近代价值,开辟了资本主义时代儒学依然能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也有人宣布,涩泽荣一的成功,宣告了近代史尤其是近代企业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证明了儒学在东亚能够形成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力量,打破了韦伯提出的只有新教才是资本主义精神支柱的神话。更有甚者,则毫不客气地批评从西方学习管理学是舍本逐末,应该以涩泽荣一为榜样,从中国传统中寻找管理学的真谛,不要上洋人的当,丢弃祖宗的宝贝而拾取他人的牙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中国的管理学界,活跃着形形色色的“本土派”,虽然他们观点各异,但都对儒学在现代管理中的价值和作用深信无疑。因此,这一现象确实值得学界尤其是管理学界共思。

儒学是孔子创立的,但是,即便在中国,儒学也几经变迁,一变为汉代经学,再变为宋明理学,三变为经世致用之学,四变为海外新儒学。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概括,儒学的具体变迁情况还要复杂得多。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儒学不等于过去的儒学,即使孔子在世,面对现在的儒学,他老人家能不能承认这还算儒学,尚有疑问,况且涩泽的儒学,又同中国的儒学大不一样。说透彻一点,涩泽拿的那本《论语》,尽管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是内涵是不是还是那些内涵,其中大有文章。如果看过涩泽的《〈论语〉与算盘》就不难看出,涩泽对《论语》的解读,是从批判朱熹入手的。对朱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当然可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况且,朱熹也是死后才名声大振的,生前并不怎么得意。但是,涩泽对朱熹的批判,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对《论语》的重新解释。中国有些学者,往往以涩泽为例,来论证儒学的现实功用。这些先生们先别急着高兴。因为涩泽对《论语》的解释,已经在本质上对《论语》进行了改造。

评价涩泽荣一,必须对日本的儒学发展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学者推崇儒学,尤为推崇《论语》。然而由于日本不受科举制度的束缚,对《论语》的解释比中国要自由得多。到明治时期,日本的儒学总体上已经同中国本土儒学产生了很大不同,最重要的是,儒学被改造为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那些日本政治家们,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西周等人,宣扬的是儒学和武运的结合,尊崇孔子和敬仰天皇的结合,孔子和武士道走在了一起,神道与儒学糅合为一体。所谓“和魂汉才”,正如中国的“中体西用”一样,骨子里必须是“和魂”,儒学是用来支持“皇道”的。中国孔子的正宗传人孟子,因为有较为明显的民本思想,日本人就不大愿意提到他。

涩泽脱离了官场,所以,他不是从政治角度解释儒学,而是从工商经营的角度解释儒学。这就使涩泽的儒学与日本官方的儒学有了区别。但是,在改造儒学的内涵上,涩泽与那些官方同道异曲同工。中国儒学不管怎样变化,从孔子开始,就有一个共同基点,即特别强调义利之辨,尤其是义利之分,基调是重义轻利;而涩泽的解释则强调义利之合,强调的是孔子重视财富不亚于重视道德。仅仅这一点,就使涩泽的《论语》打上了鲜明的“大和”印记。他把菅原道真提出的“和魂汉才”改造为“士魂商才”。这个“士”,不但是孔子所说的文士,更重要更本质的是日本所独有的武士。所以,涩泽要弘扬的“道”,不完全是来自中国的孔孟道,而是日本土产的武士道。尽管学者考证的结论是涩泽没有读到过韦伯的著作,但是,在关于工商业发展的理性逻辑上,与其说涩泽的思想更接近于孔子,不如说涩泽的思想更接近于韦伯。在关于工商伦理的论证上,与其说涩泽更接近于儒家,不如说涩泽更接近于斯密。如果不带偏见,读涩泽的《〈论语〉讲义》,就会发现,他不过是以日本借用的汉字和儒家的词语,阐释着《国富论》和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把涩泽的“国家利益”换成密尔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点就更加明显)。涩泽倡导的“儒家资本主义”,其基本性质在“资本主义”上而不是在“儒家”上。弄清这一点,才能理解涩泽。

如果说,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在政治层面是军国化的,那么,涩泽主张的儒学,伴随着他的“下海”,在工商层面则是功利化的。山县有朋给孔子手里塞了一把军刀,而涩泽荣一给孔子手里塞了一把算盘。中国的儒学中,孔子的形象是温文尔雅的;而日本的儒学中,孔子的形象是威严理性的。一厢情愿地认为涩泽弘扬了中国儒学,就必须接受这么一个被军刀和算盘改造过的孔子。那些以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当代中国学者,要恢复儒学的本来面貌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清理后来者对儒学的改造时,不能厚此薄彼,这才能表现出学术的公正。然而,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学者,当于丹解释的孔子与他们理解的孔子不一样时,表现出了合乎情理的痛心疾首;但是对涩泽解释的孔子与他们理解的孔子不一样时,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赞扬。我总觉得,如果他们不去义正辞严地教训涩泽歪曲了孔子,就显得有点滑稽了,有学术分裂症的嫌疑。同样是对孔子的改造式解读,厌恶于丹而赞扬涩泽,会使人怀疑学术品格是否正常。

所以,认为涩泽荣一成功地弘扬了中国的儒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感情判断代替了理性判断。尤其是那种用模糊的“东方”概念来展开论述的,多半都忽视了甚至是有意回避了日本与中国的差异。对于这种“东方传统”或者“东方思想”的说法,我们需要反问一句:日本与中国是不是属于同一个内涵的东方?这种反问,并不影响涩泽本人的地位,但能矫正我们对日本儒学的认知偏差。

虽然涩泽所说的《论语》不是我们熟知的那部《论语》,涩泽推崇的孔子也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孔子,但涩泽的做法,却值得我们在中国研究管理时思考。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割断传统。当然,传统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变化着的传统依然是传统。试图割断传统,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和灿烂的明天,最终都会撞上传统的南墙。涩泽的最大贡献,就是以符合工商社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尊重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给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涩泽用来改造《论语》的基本思想,不是发源于中国的儒学理念,而是发源于欧洲的功利主义。涩泽采用的方法,是用日本人早就接受了的孔子话语体系,阐释从亚当·斯密到密尔的市场经济思想。而这一话语体系,符合日本的传统思维和习惯表达。涩泽的工作,是创造性地把西方工商社会的理念移植到日本,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观念转变。此后日本的经济体系和经营思想,都带上了浓厚的涩泽印痕,影响日本达百年之久,而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正是这一贡献,奠定了涩泽在日本的大师地位。

正因为涩泽对《论语》有自己的解读,这种解读不一定符合孔子的原意。所以,也有学者批评涩泽的“浅薄”和“自相矛盾”。但我们要看到,不管涩泽荣一对儒学的表达多么“浅薄”,也不管他的思想中有多少“自相矛盾”,能够正面影响历史进程并产生了如此效应的人物,无疑属于大师级别的人物。本文认为,研究涩泽荣一,不宜过份宣扬他对儒学的贡献,而应注意他对日本式经营思想的阐发;不宜发出涩泽证明了儒学能够诞生出资本主义的定论,而应作为我们如何继承并改造儒学传统,进而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参照系;不宜轻易就宣布涩泽打破了“韦伯神话”,而要分析涩泽的思想逻辑为何与斯密、密尔甚至韦伯暗合。从涩泽的《论语》式表述上,我们确实能够看到民族特色和国家特色,但从涩泽的思想内涵上,我们更确信人类思想具有普适原理。

本文发表于《管理学家》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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