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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倒幕攘夷到师夷维新:涩泽荣一的成长经历  

2008-04-23 11:56:34|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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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见  闻华

在日本,涩泽荣一(渋沢栄一,1840-1931)的名声极大,从后人赞美他的头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头衔有“日本实业之父”、“日本企业创办之王”、“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等。谈到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不可能不提到涩泽荣一。他一生的业绩确实宏伟非凡,远非他人所能比拟,仅仅参与创办的企业,就多达500余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更重要的是,他热衷于西方经济制度的引进和企业形态的创新,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银行和股份制企业,并率先发起和创立近代经济团体组织。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

“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的少年生涯

1840年(天保11年)2月13日,涩泽荣一出生于日本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今琦玉县大里郡丰里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叫涩泽市郎右卫门,母亲叫荣。他家有三个男孩,涩泽荣一排行老三,所以乳名叫市三郎。但由于两个哥哥不幸早夭,从不大记事时起,他便成了家中惟一的男孩。涩泽荣一的父亲农商兼营,诗书俱通。用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说,“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占全了。涩泽市郎善于家计,擅长经营,头脑灵活,除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和蓝玉买卖。所谓蓝玉,是染色用的蓝靛。在村子里,涩泽家是数一数二的富户。这样的家庭,有条件对孩子进行良好的教育。

在涩泽荣一五六岁时,他的父亲便开始教他书写汉字,诵读汉书,以《三字经》启蒙。大约七岁时,又为涩泽拜一个名叫尾高新五郎的亲属为师,接受正式教育。尾高新五郎是个颇具志士风格的人物,在他的教育下,涩泽十岁时,已经读完了《四书》、《孝经》、《十八史略》等中国典籍,而且读过《日本外史》,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使儒学的基本思想渗透了涩泽荣一的血脉。这种在启蒙阶段的似懂非懂状态下学到的知识,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意义上,涩泽后来推崇儒学,不但是出于他的理性思考,恐怕更多地是出于他儿童时养成的下意识习惯。

涩泽荣一的刻苦好学自然让父母高兴,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希望他成一个儒者。在他十四岁那年,父亲开始让他帮助自己操持家务,时常带他一起出去收购蓝叶。蓝叶是制作蓝靛的原料,决定着他们家生意的好坏。耳闻目染加上个人的悉心钻研,涩泽荣一很快就掌握了鉴定蓝叶的本领,因此没过多久便可一人出外独挡一面做生意。现代心理学对儿童时代的经历格外重视,有人甚至认为,人的意志和性格,基本上都是在儿童时期奠定的。凡是“早当家”的孩子,成年后的行为往往会反映出少年时的经历。甚至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走得更远,认为人的性格是幼儿在牙牙学语之前的形成的,这似乎与中国的俗语“三岁看老”相印证。涩泽这样的家庭,从父辈的勤劳持家,潜移默化,到文化培养,再到现实磨炼,“成才”的因素几乎占全了。在有的家庭,“独子”会变成娇生惯养的借口;而在涩泽这里,“独子”地位更加强化了他的责任意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上天的垂青并不仅仅是靠运气。靠的是大任降临之前的准备。涩泽的少年经历,为他日后的“大任”积累了资本。

然而,社会环境从另一个角度在教育着涩泽。幕府时代的日本,与传统中国的社会背景大不相同。从宏观角度说,日本的领主封建制,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差别极大,而大名、武士、平民的等级区分,使社会阶层缺乏上下流通的渠道。例如,日本很长时期都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影响中国至深至远的科举制却并未被日本搬过去。科举制虽然有许多弊端,但却是传统中国人们改变社会身份的重要制度。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这种垂直流动的写照。而日本的等级观念和论资排辈传统,与缺乏这种流动渠道紧密相关。对于像涩泽荣一这样一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农家子弟来说,当时的社会充满了不平等。在他们“出人头地”的道路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涩泽在家里是顶梁柱,在村里面对的是人们羡慕和信任的目光,而到社会上则遇到的是难以忍受的鄙夷和歧视。这种强烈的反差,对年轻气盛的涩泽来说,具有极大的刺激。在涩泽十七岁那年,有一次代替他的父亲出席领主征收御用金的会议。因为他是农家子弟,遭到领主下人的蔑视和嘲笑。也许,涩泽改造社会的想法,就是在这样一些生活琐事和日常经历中萌发的。

从“倒幕攘夷”到幕府家臣

涩泽荣一的成长时期,日本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一方面是幕府统治不得人心,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咄咄逼人。内忧外患,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在这种局势下,涩泽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开始表达对社会体制的强烈不满和寻找改变社会处境的道路。年轻人的激进,同年长者的沉稳会形成鲜明对照。有这样一种说法:三十岁以前不激进是没血性,三十岁以后还激进是没脑子。涩泽荣一在热血沸腾的年龄,也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激进。在二十二岁的那一年,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放弃了家业,到江户(现在的东京)会师结友,成了倒幕攘夷运动中的一员干将。

当时的日本,在欧美的侵略扩张面前,统治者分裂为以德川幕府为核心的开国通商派和以萨摩、长洲诸强藩为核心的锁国攘夷派。涩泽出于对外来侵略者的痛恨,狂热地加入了攘夷倒幕运动。1863年,涩泽荣一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在这年,他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制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攘夷暴力行动计划,并购买了武器,准备以武力先占领高崎城,然后再一鼓作气打进横滨,将那里的外国人全部杀光,以振攘夷的士气。但是在实行计划之前,由于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暂且作罢,恰好这时又有知情者被捕,涩泽不得不逃到外地。然而,也许就连涩泽本人都没想到,这一意外的挫折竟使他由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为了求生,涩泽由熟人介绍,走进了一桥庆喜的家门,成了封建幕府要员家的武士。这位一桥庆喜非同一般,他当时任京都守备,是最有可能继承将军位置的人物。后来,一桥果然成为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即德川庆喜,而涩泽则成为德川的家臣。说起来,德川庆喜并非冥顽不化的守旧分子,而是主张效仿欧美的改革人物,不料“天不佑曹”,原来支持他的法国翻脸,倒幕运动势力猛增,德川幕府内外交困,不得不向天皇交还大政,日本进入了明治维新时期。

涩泽在德川家为臣时,谨守臣道,办事得力,尤其是他的理财才能,很快就被将军看中,深受信任。当德川庆喜于1867年派弟弟昭武去欧洲考察时,涩泽被选为昭武的随从。这次长达将近两年的国外考察,又一次改变了涩泽的人生轨迹。德川幕府的垮台,正好发生在涩泽出国期间。如果涩泽当时在国内,那他的处境就很难预料。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涩泽回国后,幕府政治已经终结,然而涩泽不管是当官还是经商,始终对德川庆喜保持着谦恭的臣子本色。政治上的纷争与人格上的完美不是一回事,但是往往又搅在一起。德川庆喜十分聪明,交出大政后远离政治,热衷于摄影、狩猎和民俗研究。为了避嫌,他连旧家臣面都不见。但是,涩泽依然坚守臣道,在经济上多方资助德川,而且不计成本编撰了八卷本的《德川庆喜公传》,以彰显其历史功绩,公正记载幕府末年的史实。涩泽本人此举是为了尽一个家臣的本色,而这一巨著在客观上却成为日本近代的珍贵资料。

对于德川庆喜,松下幸之助曾在《用人之道》里写道:“德川庆喜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顾全民众的将来与国家的发展,坦然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平淡,却引导出一个更辉煌雄伟的日本。领导者实在应该多多学习庆喜的胸襟与度量。……然而,在当时德川庆喜将军是怎样作出这么明智的决定呢?这是因为他个人深明进退之道,换句话说,在自身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之间,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明智豁达的将军和忠贞不二的家臣,谱写出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欧洲游历和“以夷为师”

长时间赴欧游历考察(1867年1月-1868年11月),对涩泽荣一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法国的万国博览会自然成为展示西方经济繁荣的大橱窗。在这里陈列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产品,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纺织机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

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世界兴起的奥秘,涩泽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法语,并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请了法语老师。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长时间他居然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对话和交流了。语言障碍的排除为涩泽考察和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有了更多考察欧洲社会细节的机会。

在法国,涩泽处处都能感到西方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强烈反差。例如,在与法国政府官员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政府的官员和商人之间毫无高低之分,两者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而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犹如天壤之别,毫无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涩泽痛切地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就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把工商看成是强国的大业。

不仅如此,为了探索西方工业高度发达的奥秘,涩泽荣一还特意拜访了银行家弗罗里赫拉尔特等人,向他们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认真听他们讲解有关银行、铁路、股份公司企业及公债等知识,参观了有价证券交易所,从而对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经济生活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为后来从事工商企业活动和推广普及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法国学习和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涩泽荣一又随昭武到欧洲各国进行了旅行访问,先后去了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在这些国家,涩泽荣一参观了大量的工厂,包括针织厂、钟表厂、各类军工兵器厂、钢铁厂、机车制造厂、玻璃厂、造币厂等等,看到了日本所没有的社会设施,包括近代军营、报社、博物馆、银行等等。所到之处,使他大开眼界,深受工业文明的震撼。他参观了当时正在开凿施工中的苏伊士运河,其气势之宏伟使他从中看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拜见比利时国王时的情形,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他不能不感到,就连一国君主都直言不讳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

通过对西方各国的访问考察,涩泽荣一看到了一个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的思想因此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和冲击,懂得了西方为何强大和日本为何贫穷落后的道理,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效仿西方走工商立国之路,从而彻底抛弃了以前盘踞在头脑中的攘夷排外思想。涩泽荣一在思想上的这一根本转变,使他结束了多年来的苦恼和徘徊,终于找到了人生新的目标,这就是以夷为师,以工商振兴日本。

涩泽荣一由倒幕起,到家臣终;由攘夷起,到师夷终。这一经历,不但富有传奇色彩,而且为他后来承担的历史重任做好了准备。

 (发表于《管理学家》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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