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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决策思考  

2008-04-15 01:47:59|  分类: 管理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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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瑞

决策中的不同意见哪怕是反对意见,是对决策的帮助还是对决策的阻挠?这一判断,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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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故事众人皆知,然而,变法前的那段争论,更值得引起管理者在决策时的注意。

为了保证变法的进行,坚定变法的信念,商鞅向秦孝公反复强调,不能疑惑,不能讨论,即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在商鞅看来,尤其不能让下层老百姓参与关于变法的决策。因为智者和愚民不在一个档次上。“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所以,“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尽管朝廷大臣中有甘龙、杜挚同商鞅争论,但是,这种争论对变法的决策并不具有方案讨论的意义,而是非此即彼的对抗。最后,由孝公一槌定音,封死了反对者的口,变法开始推行。

人们大多赞扬商鞅变法的强国效应,秦国也正是在商鞅变法之后崛起的。然而,从逻辑上看,良好的效果不能推论出决策方法的科学性。商鞅变法的成功,不能推论出此前的“封口”和压制不同意见就是正确的。能逮住老鼠的猫固然是好猫,然而瞎猫有时也能碰上个耗子。假设我用求神问卦的方式决定了一笔生意,而且这笔生意还赚了大钱,我不会得出结论说求神问卦的方法就是正确的,更不会把求神问卦的方式无限制地推广到所有决策中。后来的人们,往往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而忽视了此前争论中存在的决策弊端,对这种变法陷入盲目赞扬,这是在当今的决策中值得警惕的。

按照现代决策的要求,人们一般认为,决策在提出问题确定目标阶段,尤其是在方案论证阶段,直到拍板定案之前,需要倾听不同声音,广泛征求意见,尤其要重视反对性的意见。而商鞅变法的决策,可以说基本出自孝公和商鞅两人的“密谋”,一开始就从根本上否定不同声音。只要有质疑和反对意见,就看作是“敌对势力”。这样,就使决策问题的界定、目标合理性的论证以及备选方案的完善等事项,成为不容怀疑的定论,决策的优化也就无法实现。造成这种偏失的根源,是古代的专制体制和对抗性思维。所以,不仅商鞅,后来的历次变法无不发生这种问题。比如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支持者和反对者几乎水火不容,执政者一换马,政策就会来个180°大翻转。这样的决策,偶尔有成功者,如商鞅,但多数会失败。从决策方法的角度看,商鞅变法的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值得在方法论上效仿。即使商鞅,虽然变法成功了,但他被五马分尸的自身遭遇不能不说同这种变法方法有关。

从思维角度看,产生这种失误的原因是追求“同”而不是追求“和”。西周末年,史伯就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春秋时齐国的名相晏婴,曾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求“和”不求“同”的思想,强调只有不同的调料五味杂陈,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只有不同的乐器短长疾徐配合,才能演奏动听的音乐。孔子甚至把求“同”还是求“和”上升到做人准则,以此界定君子小人。在决策时,能不能放弃对立思维,而是从“和”的角度看待不同意见,是我们今天应该格外注意的。

当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也是必要的,但有相应的领域。对于决策来说,以拍板为分界线,拍板前必须重视分歧差异,应该把反对看作是另一种提醒和校正。拍板后则要追求行动上的一致,不允许在实施中采取对抗手段。商鞅的失误,是混淆了拍板前后的区别。当今我们有些管理者,也知道决策中“和而不同”的道理,但是在拍板以前的论证阶段,听到不同意见,往往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是反对、阻碍自己,从而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

 发表于《销售与管理》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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