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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东打西”的管理效应  

2008-03-31 22:36:44|  分类: 管理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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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清朝入关后,面临着巨大的民族冲突问题。在“满汉之分”、“华夷之辨”的思想影响下,江南汉族才子普遍采取不合作态度。康熙即位之初,在辅政大臣鳌拜的主持下,对江南士人以拖欠赋税问罪,留下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典故。

本来,在古代拖欠税银是惯例,但鳌拜清查拖欠赋税,用意不在财政。清廷下令“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任缙绅概行降调”。有意要杀江南士人的威风。一查,苏松常镇四府,有功名的欠税者多达13517人。这些人全部取消功名。其中三千人交刑部议处。顺治十六年的探花,时任翰林编修的叶方霭,家中只欠一厘,折算为制钱只有一文,上书求情,朝廷不理,照样革除功名,降调职务,被贬到上林苑任蕃育署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下放到国家植物园管育苗。江南名士,被牵连到这一案的,还有吴梅村、徐元文、彭孙遹等人。于是,就有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说法。实际上,清查赋税云云,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朝野无人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收拾这批读书人,是杀鸡给猴看。

过了十几年,到康熙十七年,国内大势已定。这时,朝廷需要的是笼络文人。形势不一样了,政策也就不一样了。于是,由康熙皇帝亲自主持,以撰修《明史》为由,开博学鸿词科,并钦定徐元文、叶方霭、张玉书为《明史》总裁。科举取士在古代是国家大事,非常隆重,按道理,应该十分严肃才对。但这次的特殊考试却十分蹊跷,根本不按常规衡量文采,而是按照在社会上的名气大小,强行网罗在野士人。所以,当局极力要把当时几位闻名海内的大学者拉来,其中首当其冲的是顾炎武、黄宗羲、李颙和傅山。顾、黄坚辞不就,也就罢了,李颙和傅山被地方官用床板硬抬出来应试,遭到二位以绝食和自杀抗争。被强制参加考试的50个人,虽有希望借此机会飞黄腾达者,但持对抗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如有十几人到晚上还故意不完卷,名士严绅孙竟然只写了不到题目规定内容的三分之一(一赋一诗,赋未作,诗20韵只完成8韵)。施闰章的应试诗,用了犯忌讳的“清夷”结句。但这些毛病皇帝一概不计较,50人齐入翰林院,实在不愿当官的几位,以年老为由授予内阁中书衔准予回籍。显然,这种考试依然是指东打西,强行拉人考试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答卷也是走走过场,只不过是借机传递出朝廷政策变化的信息而已。

在中国,这种指东打西的方式十分普遍。或者甲罪乙治,如上述清查赋税;或者千金市骨,如上述特科考试。总之,表面的理由和实际的内涵并不一致。中国成语中,这种方式非常多见,如指桑骂槐、李代桃僵、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之类。对此,我们不妨学一学春晚的蔡明,问一问“为什么呢”?

“指东打西”的行为逻辑,隐含的是中国传统中的“正名”习惯。在中国,对“名分”特别看重,什么事情都讲究名正言顺。所谓国人好面子,无非是名分在作祟。在上例中,清朝刚入关时,统治者在“华夷之辨”的道理上,是讲不过那些江南文士的,但处治你拖欠国家赋税,则堂堂正正,具有充足的理由。而当统治者要放下身段,求得汉族士人谅解时,无论如何也无法像当今的澳大利亚总理那样向当地土人正式道歉,所以,就以冠冕堂皇的开科举士来传递这一信息。这样,用很通俗的话来说,“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洋人刚刚开始同中国人打交道时,不了解这种民族心理,所以碰足了钉子。就拿英国人来说,从马戛尔尼访华一直到撒切尔夫人时期的香港问题谈判,都在类似的问题上栽了跟头。

“指东打西”的做法,在管理中具有一定的正面效应。尤其是对一些不方便公之于众的政策变化,它能够有效地传递出相关信息。但是,这种做法的负面效应更多。因为它的效果,来自于当事人的理解。如果当事人不理解其中包含的真实信息,就不能形成有效对话,还会造成新的矛盾,甚至带来“无中生有”的冲突。即使当事人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也会因为这种方法的“名实不副”而产生抵触。假如一个老板,惩戒了一个违纪的员工,而当事人和其他员工都为这个被惩戒者抱屈,认为老板是甲罪乙治式的“找茬”,那么,这个老板的威望就会大打折扣。再如一个上司,给一个业绩并不那么卓著的部属高额奖励,最好的效果,也不过是能够激励部下对这个上司的个人效忠和人身依附,对事业发展不会起到实质作用。

因此,“指东打西”在管理中不是根本不能采用,但必须慎用。其效果取决于领导人的道德状况。说到底,“指东打西”的内在不足是名实不副。正常的管理,应该力求做到名实一致。一旦名与实存在不一致,那么,这种不一致程度越大,对领导人的道德要求越高。只有当部下认为你的“指东打西”是出于好心和善意时,才有可能产生积极效果。孟子所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实际上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发表于《北大商业评论》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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