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刘文瑞的博客

管理·文化·历史

 
 
 

日志

 
 

弱势群体如何不再弱势——谈社会正义的实现途径  

2007-07-08 19:52:21|  分类: 管理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刘文瑞

近年来,关于弱势群体的言论越来越多。不但种地的农民、进城务工的民工是弱势群体,而且国企下岗的工人、摆摊谋生的小贩也是弱势群体。在大学里,学生往往感叹自己处于弱势地位,但在管理部门的颐指气使下,教授群体也有着朝“教授工”方向发展的趋势,在一定意义上何尝不是弱势?一个健全和谐的社会,存在这么多的弱势群体问题,总显得有点不大协调。于是,关于如何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各种文章,开出了五花八门的药方,有的谈政府责任,有的谈社会救助,有的谈自强自立,还有的谈法律保障,等等。然而,这些药方能否治病,还需要进一步商榷。

就像医生看病必须查找病因一样,解决弱势群体问题,需要对它的产生原因有较为透彻的清理。否则,用心良苦开出来的药方,不见得不管用,却无法根治疾病,充其量只能缓解症状。例如,总理可以为某个被欠薪的民工讨债,进而通过行政命令处理民工欠薪问题,但是,欠薪问题却得不到根治。即使把民工欠薪问题解决了,转眼间又会出现宁愿不拿工资也得先实现就业的“零报酬”问题。尤其是现实中的管理者,按照管理学家明茨伯格的调查,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救“急”不救“重”。他们对工作轻重缓急的排序,总是首先考虑“缓急”而不大考虑“轻重”,急迫性往往会压倒重要性。稳定压倒一切,在追求稳定的同时往往会产生出更大的变数。如果我们的学者再开出一些全是救急的招式,恐怕效果会适得其反。

一、两种弱势和两种途径

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尽管多种多样,但究其根本,产生原因无非两类:一类是自然原因形成的弱势群体,一类是社会原因形成的弱势群体。所谓自然原因,是指各种非人力因素产生的个人困境,如先天的残疾或智障,后天的灾害或疾病。所谓社会原因,是指各种人为作用制造出来的群体困境,如政策上的歧视,社会性的偏见,管理中的不公等等。这两种弱势群体的成因不同,解决途径自然也不同。

对于自然因素造成的弱势群体,解决的途径是“慈善”。这种慈善的实现,既包括社会各界的救助,也包括政府出面的扶持。比如,对残疾人,对虽无残疾但因各种非人为因素造成失去劳动能力者,从古到今有各种社会性的救助措施,历代统治者也有相应的照顾政策。尤其是对没有法定抚养人的弱势者,如各朝各代都予以特别关照的鳏寡孤独,一般都是采取社会抚养和国家抚养的举措。这种弱势群体,从原始社会到当今的发达国家都存在。但从整体来说,除非巨大的自然灾难,这类群体通常不会形成重大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和社会,在扶助这类弱势群体上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办法。尽管有些举措还不令人满意,但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对于社会因素造成的弱势群体,解决的途径是“正义”。这种正义实现,既包括弱势群体自身的努力,也包括政府外在的干预。目前在中国积重难返的,正是这种社会因素造成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的收入低下、生活困难问题,或多或少是同我们的户籍政策有关,同当年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推行剪刀差政策的历史因素有关,更同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强势优先策略有关。再如民工问题,多数是歧视性政策的直接后果。什么是“农民工”?当今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工厂打工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定义的产业工人,比起共产党成立时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来,与机器化大生产的结合更紧密,组织纪律性更强,文化程度也更高。我们有什么理由和逻辑,把他们排除在“产业工人”之外!城市下岗工人、在校学生,诸如此类的所谓“弱势群体”,就个体而言,可能存在着相对的弱点,但就群体而言,哪个是自身缺乏劳动能力或先天不足造成的?而当今中国,恰恰是这类弱势群体,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隐患。要真正走向盛世,必须正视并面对这类问题。

解铃还需系铃人,社会因素造成的弱势,必须在社会因素层面上解决。如果我们把社会因素造成的弱势群体当作自然因素造成的弱势群体,就有可能把“慈善”当作“正义”。比如,政府官员出面替工人讨薪,出发点可能是善意的,但是,是不是工人自己不会讨薪?如果政府官员不能把《劳动法》落到实处,你哪怕讨回了多少欠薪,也只不过是给工人“帮忙”而已,政府的责任在这里被这种“慈善”行为悄悄替代了。春节临近,许多官员给下岗职工送面送油,不少人真诚的眼里含满泪水。但是且慢,是不是这些慰问对象已经失去了凭借自己的劳动挣得食物的能力?如果不是,送面送油能否使他们摆脱弱势地位?当然,为了“救急”,这种“慈善”式的帮助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把慈善当作正义的实现。

按照罗尔斯的正义论,实现社会正义,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二是机会均等原则和差别原则。所谓平等自由,强调的是个人选择的自主权。自由只能因为自由而被限制,如果是为了非自由的原因而限制自由,不管这种原因多么冠冕堂皇,也会从根本上消灭正义。机会均等则是自由实现的表现形式。在享有选择自由和均等机会的前提下,人的自然差异,势必会产生出一定程度的不均衡。同样是人,同样的机会和同样的条件,李四可能就比张三赚得多。因此,为了保证社会的公正和均衡,还要实行差别原则,对不如张三的李四,要实行一定程度的照顾。

罗尔斯所说的道理很简单,但要实行起来却极为困难,因为这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而且还要在设计和操作中不断试错、调整,向正义目标逐渐推进。否则。社会正义就是乌托邦。但是,这一思路在方向上是明晰的,同马克思的社会改革设想基本吻合,值得我们在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时参考。针对弱势群体问题,我们应当记住这样一句话:“正义相对于慈善具有优先地位”。

二、对话机制替代独白机制

实现正义有多种举措,最基本的是弱势群体的意见表达。在专制社会里,被统治者被剥夺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统治方式是“独白”式的,而非“对话”式的。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法国农民的情况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种状况,只有在现代民主的对话机制下才能从根本上改观。所谓现代民主,其本质就是一种对话机制。“包青天”所能实现的古代正义,其本质是慈善。

要形成对话机制,需要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作为原子状的个人,是无力也不可能同强势者对话的。社会学家米尔斯曾经说过,在现代组织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任何个人都会显得既渺小又孤单。当年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会斗地主,凭借强大的组织力量,数千年一盘散沙的农民扬眉吐气,然而,同样是农民,没有农会时的佃农只能在地主面前战战兢兢。时至今天,许多人出于历史的惯性思维,总认为只有斗争状态才需要组织起来,殊不知合作状态更需要组织。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其必要前提是人人都有相应的表达权利,而且这种权利能够得到公共权力的强力保障。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理论上,正是民众意志表达的权力机关。但在实际运作上,人大在民意的表达上还存在许多不足。关于人大制度的改革,已经有许多探讨,本文只强调一点:单纯依赖身份性变化,不足以形成对话机制。例如,有不少文章谈到人大代表中农民偏少,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全是农民又能如何?反过来说,假如人大代表没有一个农民,却有一批农民信得过的律师记者,会出现什么情况?那种认为身份决定发言内容的观点,恰恰是变相的血统论。拿现实的人大运行来看,少数民族代表应有尽有,但是,除了给我们展示民族服装外,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建树到底有多大?同理,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大制度的深层次改革。

除人大作为民意表达的机关外,现代社会应当有多种民意表达渠道和方式,形成广泛的对话。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多元格局已经形成,寄希望于回归到一元利益格局和一种表达渠道,只会把中国的改革拉向后转。中国今天的种种弱势群体,大多是没有话语权才导致其变为弱势的。继续剥夺其话语权而以慈善式救济缓解矛盾,只会使弱势进一步扩大。

在对话机制的形成上,完全的机会均等会产生公正性偏差。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存在一个怪圈,在民主制度的初建时期,必须强调利益表达的机会均等,然而,由于实际存在的社会差异,机会均等会导致越是强势者表达能力越强,甚至强势者独霸话语权的现象。因此,建立对话机制,还需要体现差别原则,即限制甚至剥夺某些强势者的话语权,扩展弱势者的话语权。宋朝实行科举制之初,一批高官子弟凭本事中榜。宋太宗果断召来宰相们商议,决定让高官子弟一律退出。表面上看,这些高官子弟没有作弊,按试卷成绩录取他们是公平的。但宋太宗一句话就说明了问题:录取高官子弟,“无私亦成有私”,“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由此而保证了北宋前期科举制度的基本公正。在今天如何在制度上保证弱势群体有足够的话语权,需要进行多方面探索。

三、对话与合作博弈的形成

对话的目的,不是斗争,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要形成合作博弈。如果没有对话,利益矛盾和冲突势必会走向对抗。

没有对话,弱势群体就只能寻求强势的庇护。这种强势者的首要角色是政府。而在没有对话的前提下,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庇护,会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庇护力度大,反而会进一步削弱对话机制的建立需求;如果庇护力度小,则会使弱势群体更加弱势化。要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问题,除了对话,别无他法。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弱势群体假如既没有对话权利,又得不到政府庇护,就有可能走上极端。这个极端的正面,是弱势群体同政府对抗;这个极端的背面,则是弱势群体转向黑社会寻求庇护。现代社会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乡亲邻里式社会关系,如果“白社会”不能建构新的社会正义网络,“黑社会”就会乘虚而入。民国年间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在上海的发迹,靠的就是大量涌入城市的工人。他们为工人讨薪,“打抱不平”,从而积累起自己的社会资本。熟悉这段历史的都知道,正是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组建了近代上海的“工会”和“慈善组织”。这一历史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今天,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能够在社会各群体之间形成良性的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必须通过对话达成。根据博弈论的相关研究,只有在对话双方或多方力量大体均衡的条件下,博弈才会向合作型发展。如果对话者的力量悬殊,那么,走向非合作博弈甚至直接对抗的概率就较高。所以,在制度上建立弱势群体的优势表达保障,是通向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发表于《学习月刊》2007年第3期
  评论这张
 
阅读(1019)| 评论(7)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