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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启后的先知——福莱特思想述评  

2007-04-27 18:17:20|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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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别人有时会告诫我,我的见解过于乌托邦了,只能等到千禧年才会被人们理解并接受。但是我依然坚信,只有我们首先选定了要遵循的道路,否则,我们连第一步也无法迈出。
                                                              ——玛丽 ·帕克· 福莱特,1918
                                       刘文瑞  苟欢迎
     纵观整个管理理论发展史,不乏里程碑式的经典。在推崇《圣经》的西方,如果说泰罗写出了管理学的《旧约》,那么,梅奥就是写出了管理学的《新约》。而把《旧约》和《新约》衔接起来的,则非福莱特莫属。在泰罗那里,按部就班,理性至上,却摒弃了人类的浪漫情思。到梅奥那里,士气第一,情感支配,却产生了诸多歧路。福莱特则以逻辑式的哲学推导,形成了理想主义的美妙构思。
    福莱特的基本假设,既非经济人,也非社会人,既非性善,也非性恶,暂且可名之曰“集体人”。而形成集体的就是“联系”。“联系”在福莱特那里,就好像孔子的“仁”,老子的“道”那样须臾不可缺少。福莱特认为,在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中,相互之间的联系极为重要,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联系是贯穿她所有著作的主题。但她自己或许未意识到,这种联系,使她在客观上铸造出了泰罗和梅奥之间的链条环节。更重要的是,她开启了后来更多管理学家的思路,管理学领域的宗师级人物林德尔·厄威克和彼德·德鲁克等人,先后都从福莱特那里汲取了大量思想财富,而且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
     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福莱特立足于社区组织的政治分析。长期的社区工作经验,使她形成了公民合作的政治理念。她提倡公民通过亲身参与集体组织,从关注集体目标开始,通过与他人的合作来管理自身事务,进而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她的这种参与式民主理论,为后来众多学界巨匠的研究提供了路标式的启示。在当今一些影响巨大的理论背后,我们总是能看到福莱特的背影。这些人包括以“交往理论”、“商谈民主”闻名的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对“社会资本”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等人。
     在政治哲学方面,我们认为,福莱特是19世纪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思想传人。托克维尔在研究了支持“美国式民主”的社会条件以后,指出美国人建立公民组织和政治组织的习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非政府组织有助于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稳定,因为非政府组织不仅可以对个人成员产生“内部”效应,而且对更加广大的政治体有着“外部”效应。从内部效应看,非政府组织有助于培养组织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培养成员的公共精神。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只有通过人民之间互利互惠的行动才能增进彼此的理解。”(《论美国的民主》)从外部效应看,由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密集网络增进了20世纪政治学家所说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集结”。用托克维尔的话就是“某个观点由社团来表达时,这个观点就应该采取更清晰、更准确的形式。它的成功要依靠它的支持者以及他们的参与;这些支持者逐渐互相认识,一些人的热情上升。一个社团统一了各种头脑的能量,并有力地使这些能量直指一个清楚确定了的目标”(同上)。总之,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密集网络形成了运转灵活的地方公众参与机制,它既体现了又增进了有效的社会合作。
    福莱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对托克维尔理论的具体实践。例如她特别推崇的“学校中心”(School Center),就是把普通公立学校的公共设施在课余时间免费开放,作为所在社区的活动场所,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参与各种各样适合不同人群的活动,彼此之间建立联系并达到有效沟通。与此同时,社区的公共事务也可以通过这种参与、协商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普通民众正是通过亲身参与自治活动,才掌握了丰富的政治参与技巧并养成了对个人权利的热爱。正是通过以结社的方式来参与自治活动,个人才能学会如何在集体社会里与其他人和谐共处,共同为一个目标去奋斗。这种方式,能有效遏止个人主义将人原子化、孤立化的趋势,有助于培育公共精神。这种思路,又为当代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如果说,在50年前,把福莱特的思想当作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时至今日,福莱特的思想正在一步步地变为现实。民主参与和地方自治在当代越来越重要,目前全球广泛兴起的非政府组织、发达国家在地方政府改革中普遍采取的地方治理理论,就是对这一点最好的诠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新的趋势在未来的岁月里会朝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这些现象都说明福莱特的理论在当代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福莱特提出的“融合统一”思想,在今天,已经被发展为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资本”理论。从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帕特南代表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处处可以看到与福莱特思想的吻合之处。这本被喻为“划时代的开创之作”,运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对意大利进行个案考察,对公民传统和民主机制的关系给出了新的解释。帕特南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以促进合作行为的方式来提高社会效率。信任系统在社会资本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占据核心位置。在一个共同体中,合作的可能性与信任水平的高低是成正比的,另外,合作本身也会带来信任。换句话说就是,社会资本存量高的社会较之存量低的社会,政治秩序一般来说会更加稳定,原因就在于社会资本对于政治的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它能够培养公民参与政治的技巧和品德,以及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将社会冲突消解于社会组织内部。这种思想,无异于福莱特“融合统一”观点的新版。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紧密。根据帕特南的分析,可以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两类:即横向网络和纵向网络。对组织而言,横向关系网络越密集,公民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纵向关系网络不管多么密集,多么重要,都很难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因此,就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而言,横向网络会通向民主政治,而纵向网络会通向寡头政治。横向网络的主体扎根于“草根”社会中,这种社会有利于形成自治、宽容、合作与妥协精神,而这些精神又是组织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横向关系网络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开放性,组织成员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跨越不同种族、文化、地区的合作都会受到鼓励。这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正是福莱特倡导的交叉组织体制。社会资本理论要求积极扩展横向关系,也正是福莱特提倡的用“集体工作网”来取代纵向等级体系的实践。可以说,社会资本理论是福莱特的合作组织理念在当代的发展和深化,两者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
    福莱特为何要从政治哲学转向企业管理,这是理解她的一个关键。在福莱特丰富多彩的一生中,她一直勇于挑战常规思维,尤其是在生命的晚年,她毅然决定改变学术旨趣,从潜心研究了大半辈子的政治科学中抽身,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企业管理的研究中。其真正原因在于,她关注政治,研究政治,而政治中的龌龊勾当使她失望,政治中的勾心斗角使她看不到理想中的真诚合作怎样才能实现。而企业组织则生机勃勃,方兴未艾。更重要的是,大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千百年来形成的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企业组织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研究人群关系、研究民主制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从原有的以家庭为中心而转化为以企业组织为中心。尤其是如何在企业组织里推行民主制度,对西方的政治学研究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它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生存状态的改善都息息相关。所以,基于同样的思想,但由于时代的不同,托克维尔只能通过地方上的自由结社来达到民主理想,而福莱特则在企业组织中建构她的和谐社会。
    在福莱特逝世后的日子里,她所开辟的这条通过企业组织的民主化管理来促进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变革的道路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她也因此赢得了后人的尊敬。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理论、新共和主义等思想潮流全面兴起,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这些理论强调的基本要素是共同体生活、公民美德、参与、信任、互惠、道德义务、传统文化等等,而这些正是福莱特在70多年前就一再强调过的价值,这些价值观点具有解决集体行动悖论的巨大潜力,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值得庆幸的是,在管理学领域,包括厄威克、德鲁克等人在内的有识之士也在积极致力于推广和扩展福莱特的管理哲学,以期跟上目前时代发展的步伐。可以说,福莱特的理论是自我超越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得到新的阐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福莱特无愧于“先知”的称号。

本文发表于《管理学家》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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