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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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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弈中让道德重建回归常情  

2007-12-10 18:32:25|  分类: 管理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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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瑞

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曾做过一个有趣的计算机模拟。他设计了一种鸟群集体生活的博弈模型,对人类的道德秩序建设不无启发。

道金斯假设有一种可传染疾病的蜱寄生在小鸟身上,鸟必须用嘴梳理羽毛的方式来清除蜱。但是,鸟嘴够不着的地方必须依靠其他鸟代劳,即相互梳理羽毛。这样,鸟群梳理羽毛的行为模式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傻瓜,不管别的鸟怎样对待它,它都会为对方无代价服务;一种是骗子,只会骗取别的鸟为自己服务而从不为别人服务;还有一种是小气鬼,它奉行一报还一报策略,一旦受骗就会记住对方,不再给对方服务,直到对方悔改为止。

在计算机模拟中,百分之百的傻瓜群体,可以生存,但不稳定,因为一旦有一个骗子出现在群体中,这个骗子在博弈中就会产生明显的生存优势,占傻瓜的便宜。因为从自利的角度看,不管博弈如何进行,骗子对傻瓜而言的生存得分肯定高。这就会导致傻瓜向骗子转化。而骗子的增多,又会使傻瓜的生存状态渐趋恶化,直至死亡。一旦骗子占据了这个种群的多数,它就很难再变成傻瓜,因为无论生存条件多么糟糕,骗子也比傻瓜沾光。但是,傻瓜越少,骗子的生存越艰难,骗子只有依赖傻瓜的存在才能存活,随着傻瓜的减少,骗子群体也难逃覆灭命运,甚至崩溃得更快。要改变这种情况,防止群体崩溃,只能让小气鬼参与到群体博弈中。小气鬼的介入,会使情况发生变化,因为他们记住了上次骗了它的骗子,会拒绝给骗子服务,而只给上次服务于自己的对方予以回报式服务。小气鬼的存在,导致骗子不能轻易得逞。最后,骗子如果不改变行为方式来换取小气鬼的服务,骗子自己会死在前面。当小气鬼达到一定比例后,即使存在极少数骗子也无妨大局,稳定的群体秩序(我们不妨把这种秩序看作道德准则)就可以形成。在这个模型中,博弈论告诉我们,无私奉献式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群体中激励骗子;而恰恰是这种“斤斤计较”的“小气鬼”,在促成一个稳定的道德秩序。

以上是一个博弈论研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回顾过去,我们一直把那种常人所不能做到的牺牲行为看作是道德的标杆。我们提倡的是道金斯模型中的傻瓜鸟。当然,人类不同于鸟类,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因此,人类肯定会出现舍身为人、无私奉献的理想人格。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可能达到那种境界,要求人人都是活雷锋,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道德建设必须考虑绝大多数人们在现实中能够达到的高度,而不能把高不可攀的美德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尺度。我们承认,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确实出现过圣贤,出现过为社会大众牺牲自己的英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圣贤的产生是一种低概率事件。如果一个社会把道德希望寄托在某种低概率事件上,这个社会就肯定出了什么毛病。社会的道德设计,必须符合人之常情;社会道德的实际演化形成进程,肯定是一个实现人之常情的过程。

如果一定要常人做出违背常情常理的行为才是道德,结果必然是虚伪和造假。我们多年在道德建设上的“高标准严要求”,致使人们在荒谬的道德标竿上奋不顾身向上爬,爬到了可以葬送道德的地步。例如,当年为抢救电线杆而毅然冲进山洪激流的金训华,其行为当然是非常高尚的,但是,以宝贵的生命换取刚砍下的几棵备用木料,是否反映出了我们的道德教育存在的缺陷?这种偏失,在过去那个荒诞岁月里的一则笑话中得到了夸张的反映。据说一个知青送粪,一跤跌倒,同伴赶快搀扶,他大义凛然地说:“不要管我,抢救公社的大粪要紧。”这种黑色幽默式的编排,堪称中国道德建设的警示。本来,所谓的“大公无私”,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意义上就说不通,公与私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矛盾的任一方面不可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如果把其中一方的价值绝对化,恰恰是讽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汉字中,“公”和“私”恰恰是同一个字根“厶”,这值得我们深思。

况且,高不可攀的牺牲行为,不见得都属于美德,甚至还有可能是恶德。如果仅仅以牺牲行为作为道德评判的标准,那么,中国春秋时期有名的佞臣易牙,就应当是最高的道德楷模,因为他为了满足齐桓公的口腹之欲,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献上。这就是著名的“易牙烹子”,向来被学界看作佞臣小人的代表。阶级斗争年代的片面“大义灭亲”导致的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狠斗私字一闪念”中的自我贬损;“提高革命警惕”引发的告密、猜忌,把收音机当电台的荒唐,无一不是以某种牺牲为代价的。然而恰恰是这种牺牲,给道德带来了灾难。

对于道金斯模拟鸟类这种一报还一报式的道德准则,古代先哲早就做过深刻的论述,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笔者看来,道德的建设,必须从回归常识做起。所谓常识,就是合情合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对仲弓关于什么是“仁”的回答。在孔子眼里,做事待人要推己及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归根到底,就是在怀有善念的基础上对待他人。一旦不合常情常理,就意味着产生了道德偏差。回归常态,完成道德领域的“去魅”,让道德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这是拒绝道德堕落的基石。诸如媒体中报道的那些置自己的父母于不顾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所谓“先进典型”,会使人们的常识发生扭曲。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关心,而去关心没有亲情关系和利害关系的“外人”,合乎常情吗?能够学习吗?再进一步,“亲兄弟明算账”、“斤斤计较”,不见得就是道德低下。在道金斯的模型中,正是这种斤斤计较,才能迫使骗子改弦易张、回归诚信。社会道德的重建,恐怕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才是正道。当然,这样做,没有高调,不那么“激动人心”,但是,只有这种低调,这种社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努力,才能夯实道德的根基。

道德建设上要做到回归常识,就需要花大力气消除某些积弊。由于多年来的积累,加上某些宣传和所谓“导向”,致使许多常识变得稀缺起来,甚至于置常识于不顾。比如,告密是人们最不齿的行为,但是,一旦罩上了“政治正确”的外套,好像就无懈可击,甚至还会摇身一变“高尚”起来。就连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生活琐事,我们有许多地方也已经丧失了常识判断力。例如,去年媒体曾经广泛报道过一位女性举重运动员下岗当搓澡工的故事。对这件事,许多媒体忽悠得十分起劲,一味要唤醒人们的同情和关怀,但没有一家媒体(也可能是我没有看到),对这个运动员明显因长期服用过量类固醇类药物带来的副作用视而不见。如果从道德建设的角度来讲,这个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本身就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不论她的服用是被迫还是自愿,当然她也是受害者),首先应该取消她因不道德行为骗取的金牌,再对骗取金牌背后的违法犯罪进行追究,这才是道德建设。一些媒体不去帮助受害者追究背后隐藏的违法甚至犯罪现象,不去探究“金牌战略”的体制弊端,只是在“世界冠军”和“为国争光”的金字招牌下愚弄读者,而丝毫不考虑靠兴奋剂得到的金牌包含着什么样的耻辱。这种置常识于不顾的忽悠,对体育道德的破坏甚于赵本山的“卖拐”。类似的例子至今不胜枚举,这值得道德建设中深思。

转型时期的道德建设,是一个难以言说的话题,也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话题。我们急迫需要的是在社会道德博弈中回归常情,拒绝高调。当然,如果能同心理学、社会学结合起来,可能会使讨论更为深入。例如,对不道德行为的合理化解释进行探讨,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角度。不管是什么人,一旦有不道德行为,他必定要在心理上寻求一种行为理由,不如此就无法消除内心的焦虑。这种合理化解释的成因、机制以及影响,对于道德建设的路径探讨不无意义。但是,任何研究,起点必须是生活常识。

(发表于《学习月刊》2007年11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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