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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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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出身的企业史大师  

2007-11-25 21:27:40|  分类: 管理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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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玉鹏

小艾尔弗雷德•杜邦•钱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 Jr.,1918-2007)以企业史的研究而著称。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史(美国人称之为商业史)这一研究领域就是他开创的。在英语缩略语中,BC为公元前,AC为公元后,而美国的《商业周刊》曾借用这一词汇赞誉钱德勒:“在商业历史中,BC意味着在钱德勒之前(Before Chandler)。”所以,商业史时代也被称为AC(After Chandler)。与钱德勒的AC相提并论,有人把德鲁克也拉出来,称管理学时代为AD(After Drucker)。由此,不难看出钱德勒的学术地位。据说,当钱德勒开始研究企业史的时候,全美共有13名相关学者,但当他2007年去世的时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1300名学者。如果说,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管理学提供了理想的组织模型,那么,美国的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则为管理学提供了现实的组织演变轨迹。

钱德勒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60天,也就是1918年的9月18日。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公司走出国门、进军欧亚的时期,钱德勒后来立志研究美国企业的发展与扩张史,正迎合了时代大潮。

钱德勒的身世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母亲卡罗尔•钱德勒是杜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女儿(钱德勒姓名中的“杜邦”即源于此),父亲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海员。这位海员曾率领全家用一年的时间,沿着当年查尔斯•达尔文追踪物种起源的路线,驾船航行到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许正是他父亲的这种探索精神,影响着钱德勒追踪企业进化史达60余年。而钱德勒的曾外祖父,就是在管理学史上十分著名的《美国铁路杂志》主编亨利•瓦农•普尔(Henry Varnum Poor)。在所有的家族亲属中,普尔对钱德勒的学术影响是最直接的。当年钱德勒进行企业史研究所依赖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就是普尔的遗产。另外,钱德勒还是美国历史上传奇式人物、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远亲。时间再近一些,钱德勒的外祖父,从1903年至1916年一直担任杜邦公司的首席化学工程师,曾帮助杜邦公司完成了历史上的首次改组。钱德勒出生于一个跟这么多企业名人“沾亲带故”的家庭,他对大公司的看法自然会带上家族的烙印。厘清大公司的来龙去脉,解读大公司的发展奥秘,或许就是日后钱德勒进行企业史研究的原初动力。

钱德勒生来就是一个擅长文字叙述的天才,青少年时代他就脱颖而出。6岁(也有人说是7岁)时,父亲给了他一本适合小学六年级水平阅读的美国历史读本。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读了19遍,并且在当时就决意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青少年时代的钱德勒是一块璞玉,尚需要高人的指点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师。学生时代,钱德勒先后就读于埃塞克特学院、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哈佛大学。1940年钱德勒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参加了美国海军,服役于大西洋舰队摄影特遣队。在军队里,钱德勒的具体工作是分析判读航空照片,这种工作既需要对整个航拍区域宏观把握,又需要不遗漏每个局部,并敏锐地观察具体细节。这种工作方法上的训练,对他后来的企业史研究不无裨益。另外,在服役于军队的这一段时间内,钱德勒深刻感受到了政府科层制体系的效率,使他对大型组织的运作有了切身的认识。

二战结束后,钱德勒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重返哈佛研究生院。哈佛的学术氛围和治学传统,铸就了钱德勒独特的学术品质和深厚的史学修养。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师从著名的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帕森斯的指导下,钱德勒攻读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也译为涂尔干)的著作,从而产生了对社会学的强烈兴趣。尤其是帕森斯提出的“角色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对他的影响最大,这为他后来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企业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参加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建立的企业家历史研究中心,成为一名年轻的研究助理,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尤其是“创新”理论,对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天赋、家庭背景、经历、名师等等,铺垫着钱德勒的学术道路。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他住在曾外祖父普尔的家中,普尔留下的许多当年铁路建设的一手资料,促使钱德勒把博士论文的选题确定为普尔的传记。于是,一部以自己的曾外祖父为题材的论著《亨利·V·普尔:商业编辑、分析家和改革家》诞生了。表面上看,这是一部人物传记,实际上其内容则远远超出了人物传记的意义,是美国早期企业发展史的一部力作。1956年,这部著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普尔传记的写作中,钱德勒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历史归纳”和“比较研究”方法。历史学本身离不开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本素养,他在这方面又得益于帕森斯和熊彼特。普尔当年绝不会想到,他留下的那一大堆资料,成为后代子孙跻身学术殿堂的阶梯。博士论文写作是钱德勒治学的开始,在读博期间,他还参与了《罗斯福书信集》的编辑工作。

1952年钱德勒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日子,钱德勒的学术风格逐渐成型。除了修改出版普尔的传记外,他还帮助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艾尔弗雷德•斯隆撰写自传——《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岁月》。

1962年,钱德勒出版了《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这一巨著后来被人们称为钱氏三部曲的第一部,从此他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该书以杜邦公司、通用汽车、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西尔斯公司为代表,论述了分部制管理结构的产生完善过程。当早期美国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和横向合并两种战略竞争市场份额时,集权的职能制结构得以逐步确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国门,实行海外扩张和多元化战略,管理结构则随之改变,这就是上述四家公司发明的分部制管理结构。

1963年,钱德勒转到霍普金斯大学执教。在霍普金斯执教的日子里,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企业史研究工作,写出了《铁路:美国的第一个大企业》,并参与了《艾森豪威尔文集》的编辑。1971年,钱德勒被哈佛大学重新召回研究生院,负责该校的企业史研究。1977年,他出版了钱氏三部曲的第二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这部书通过引证大量原始资料,论证了美国企业诞生壮大过程中的关键变化——等级制管理团队的出现和经营权与所有权的两权分离。在这种变化背后,支配这种变革的是企业对降低成本,进而提高竞争力的追求。钱德勒认为,在管理协调的效率大于市场协调的效率前提下,会导致企业管理层级制的产生。

从“进步运动”时期开始,美国人对大公司就充满了警惕。在美国多数人眼里,大公司的发家史渗透着罪恶。这种“为富不仁”的看法,倒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来到世上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论断。但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以翔实的资料和分析表明,美国的大企业,既不是恶棍式的强盗,也不是天使般的善人,它们仅仅是追求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公司的各种战略和策略,不外是适应市场的状况做出各种调整而已。当市场不稳定的时候,企业会倾向于纵向一体化和横向联合;当市场较稳定时,如果市场的效率提高,企业会倾向于剥离非核心业务。

经过学术上的长期积累,1994年,钱德勒出版了他的三部曲最后一部——《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此时,钱德勒已经是一位近80岁的老人了,他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了全球领域。经过详细的考证,他论述了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结束这一段时期内,美、英、德三国企业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组织能力”的概念。他认为,组织能力是通过对生产、营销和管理三方面的持续投资来获得的,只有企业获得了强大的组织能力,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建立起强大的进入壁垒或者突破先行者建立起来的进入壁垒。一旦企业获得了这种组织能力,即使因为战争等原因而暂时失去市场,也会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市场占有率。这可以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和德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表现的巨大反差看出来。

从1993年开始,钱德勒将眼光放到了完成现代转型后的四个高技术行业:消费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在这项研究中,钱德勒以他一贯严谨的作风,详细考证了这些行业在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的发展,使他的研究更加具有了现实意义。在高技术行业的研究中,钱德勒将他创立的“组织能力”概念进一步深化,强调基于三种知识类型——技术、功能和管理的组织能力。在钱德勒的语境中,现代企业的成功越来越多地依靠以技术和功能为基础的“综合学习能力”,这并非说管理变得不再重要,而是在分部制管理结构和经理人地位确立后,管理不再是企业进行竞争的一个主要变量。在钱德勒看来,现当代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在于综合学习能力的获得和维持。获得了学习能力,企业就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否则就会被淘汰。

在2005年出版的《塑造工业时代:现代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的非凡历程》一书中,钱德勒为他的企业史研究作出了总结。他认为,纵观三次产业革命,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首先,每一次产业革命的长期领先者都是遵循优势战略而获得成功的,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大公司的大规模收购和剥离活动的内涵。其次,各个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成型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企业必须抓住机遇进行相关投资,形成并维持自身的综合学习能力,构筑进入壁垒,一旦错过机遇,成功进入这个行业的机会就会非常渺茫。

2005年完成这四个高科技产业的专门研究时,钱德勒已经是87岁的耄耋老人了,然而,这位企业史专家并没有因为年龄而放弃创作,他依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相关研究。2007年5月9日,他在整理妻子的祖父威廉•拉姆塞(William Ramsay)的传记时,不幸仙逝,享年90岁。

(发表于《 管理学家》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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