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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断想  

2007-11-21 14:12:30|  分类: 管理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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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什么是管理学?具体到中国的环境下,“管理”是不是“学”?此问题同科学、知识、学科这三个词汇紧密相关。严格意义上的学科之“学”后缀为-ology,此意义的管理学,不论中外并未形成,且很可能无法形成;科学意义上的管理学,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在成熟程度上学界判断有差别;知识意义上的管理学,古代就有丰富积淀,学界公认现在已经形成。管理学界的讨论,需要对这种区别进行辨析。才能进一步讨论管理区域性、管理哲学等问题。

关键词:管理,科学,知识,学科

 

《管理学报》编辑部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试问管理学》,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以为,在这些问题上深入展开学术性讨论,对于中国的管理学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由此出发,对其中的一点,即“管理学”应当如何理解,笔者附骥其后。

关于什么是管理学?管理学与管理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德鲁克不以“管理学”命名他的著作,而又宣称他创建了管理这一学科?为什么他要说美国的management一词“极难理解?为何“甚至难于译成英国的英语”[P16]?[i]这些问题,都需要学界的思考。

按照德鲁克自己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的自序中所言:“本书始终认为管理是一门学科,或者至少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管理不仅是一种常识,也不仅是累积起来的经验,它至少蕴藏了一套系统化的知识。”[P4]同时,他又强调管理的文化性和实践性。在德鲁克那里,“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是无疑的,然而,具体到中国的环境下,“管理”是不是“学”?到底应该称之为“管理学”,还是应该称之为“管理科学”?中国的“管理科学”在含义上同美国的management science有无区别?有很多学术讨论,往往同这种名词的含义不清有关。学者之间,往往用同一词汇表述不同理念,各说各的。

笔者认为,中国常见的“学”,有着极为广泛的含义。目前在管理学界的争论,与这种名词边界不清晰有很大关系。严格来说,学科之“学”,本身就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的传统称谓中,“学”是没有“科”的界限的。现今十分常见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说法,如果要用中国的传统术语来表达,恐怕要说成“物理格致乃世间首义”才可,而且还有词不达意之嫌。当代中国各种各样的“学”,基本都来自于西学,概括起来,恐怕和三个西语词汇都有密切联系。以英语为代表,这三个词汇是science,knowledge,-ology。勉强以汉语对应,可称之为科学、知识、学科。而且这三个词汇的含义本身已经十分广泛,就以“科学”为例,所谓“科学”到底是规律性和原理性的知识体系?还是某一领域(即分科之“科”,汉语本意正是强调分科,即专业化)的知识集合?还是“智者”(现代的专家不同于古代的智者,恰恰是这种分科体系的表现之一)的思想展示?

这是争论的焦点。在我看来,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对学科之“学”的含义理解差异。是从science角度理解,还是从knowledge角度来理解?我以为,这两个角度都有点问题,严格意义上的学科之“学”,应当理解为academy,scholars所形成的“学”,即后缀为-ology的“学”。这个争论,中西皆然。西方也有赞同管理学是科学的,也有反对管理学是科学的。这种赞同与反对,核心在于管理学能不能构成ology。赞同管理学是科学的,情况也有很大区别,比如,管理学的开山鼻祖泰罗,其《科学管理原理》是从science出发来构建其知识体系的[ii];而同时期的法约尔,显然是从knowledge的角度来构建其知识体系的[iii]。所以,泰罗对数学方法近于崇拜,而法约尔则反对在教授管理时讲过多的数学。后来西蒙批评法约尔的学说是“常识”和“谚语”,也是出于science的角度[iv]。但是,即使这些都属于赞同管理学是科学的学者,也没有一个人认为管理学已经构成了-ology。至今在英语中,尚无manageology一词。而在自然科学领域,使用-ology的比比皆是。这种差异,值得学界重视。也就是说,用自然科学中的-ology学科来比照管理学,有可能是不大恰当的。

关于科学、知识、学科的关系,20世纪中期国际科学哲学界有着深入的讨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三人。波普尔提出了判断科学的“证伪”思想,库恩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概念,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的“合理性”标准。他们之间的辩驳,对于后人理解什么是“科学”具有重大启发。而他们所说的“科学”,包含了本文所说的科学、知识、学科在内,是广义的。[v]所以,讨论管理学是否是科学、能不能构成一门学科等问题,可以把这一讨论的成果引入管理学。如果管理学界有人能够对此进行深入钻研,并将科学哲学界关于一般科学的讨论具体化到管理学领域,相信对管理学的建设会有所裨益。

具体到管理学,我的看法是,管理学在knowledge意义上已经构成了“学”,而在science意义上属于正在构成或正在走向“学”,但在-ology意义上,则根本不能构成“学”。

从古代起,人类就有了管理知识的不断积累。正是这种积累,为当代的一些学者论证管理学“古已有之”提供了素材。但这种积累是非逻辑的。到了20世纪初期,以法约尔为代表,构建了管理知识的逻辑体系,这种关于管理的知识由此得到了系统化、体系化的表述,已经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整体系统,所以,管理学界的多数人都以他为管理学建立的开端,至今的各种管理学教材依然沿用着这一体系(即由管理职能构建的体系)。称管理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显然是knowledge意义上的“学”。后来的不断发展,只是使其不断丰富而已。不管是穆尼还是古立克、厄威克,一直到当代的孔茨,都是在知识意义上诠释管理学。在知识的意义上,管理学已经是“学”无疑。

从笛卡尔、伽利略、牛顿开始,实验意义上的科学被建立起来。这一方向,对管理学形成了深刻影响,有不少学者开始构建科学意义上的管理学,而且同知识意义上的管理学相得益彰。这种相得益彰,主要表现在这一学科的理性逻辑发展上。知识意义上的管理学也有逻辑,但其逻辑是事实性的,也可称为经验性的。而科学意义上的管理学,其逻辑是数理性的,或称为实验性的。从差分机的发明者巴贝奇开始,到泰罗运用数学方法于车间生产,这种努力没有断线,再到二战期间运筹学(Operational Research)的诞生,在作业管理层次上,科学得到了广泛应用。发展到战后,诞生出了管理学中的管理科学学派。美国的《管理科学》杂志封面上的经典语言:“发现、扩展和统一有关管理的科学知识”,就充分表达了这种信念。这也正是狭义“管理科学”的由来。但是,这种science意义上的管理学,尽管已经有了很大成就,却不足以解释管理中的“一切”现象。而一门科学的成熟性,正是表现在它的普适性上。因此,从科学的角度看,乐观一点可以说管理学正在形成(或者说已经基本形成)一门学科,悲观一点也会承认管理学终究会形成一门学科(最起码不会否认它的走向是科学式学科的发展方向)。在科学的意义上,管理学是一门或者即将是一门“学”也没有疑问。

然而,在-ology意义上,管理学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学”。其关键的问题,是术语、概念的不统一,范式的公认度较低,许多“原理”无法证伪。即使在管理学最为发达的美国,这种争论也十分明显。这恐怕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大差别之一(当然,某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也会形成-ology,如人类学、考古学,甚至谱谍学等等,但这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同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迥然有别,它们最起码会形成scholars的共同体,而社会科学的这种共同体就极少,管理学更没有形成)。我认为,对这一点,正是可以深究的,希望学界有志于此者专门撰文探讨。

弄清这些差别,对管理学的讨论是有裨益的。目前,我国的管理学讨论,有些是自说自话,有些是理解偏差。比如,对于“中国管理学”这一概念,如果从Knowledge的含义上来说,逻辑上是可以使用的(但我本人不大赞成使用,主要因为歧义太多。即使从逻辑角度考虑,如果中国管理学成立,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在更微观的层次上构建北京管理学或者上海管理学?因为地区之间的差别同国家之间的差别在逻辑上是可比的);而在science意义上,就根本不能使用。倡导“中国管理学”的,往往强调其知识上的特殊性,而批评“中国管理学”的,则往往强调其原理上的普适性。

管理哲学显然具有高屋建瓴的意义。然而,在管理学本身概念混乱的前提下,管理哲学似乎缺乏必要的基础。恕笔者直言,中国现在讲管理哲学的,基本上是把哲学概念套在管理知识上进行“重组”,其内容不外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或者加上价值论、伦理论等等。这距离真正的管理哲学还十分遥远。哲学究其本意,应当是智慧之学。以历史学为例,确实既有历史学,又有历史哲学,但绝不是对历史知识加以哲学名词的修饰、阐释、重组就能构成历史哲学的。如果读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或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就能体会到什么是历史哲学。再以政治学为例,如果读过罗尔斯的《正义论》,也就能对政治哲学有一个大致了解。然而,现今所谓的管理哲学,无论中外,根本到不了这个层次。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之所以出现,同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有几千年的学术积淀关系极大。管理哲学在当今,充其量只是一些思想的闪光而已。德鲁克把他提出的目标管理看作是对管理哲学的贡献,正是出于他对目标管理的非技术因素的强调,突出其中的自我控制性质而言的。也就是说,他为管理哲学贡献出的是一个聚焦于一点的思想,而不是管理哲学全部。关于管理学的这种名词讨论,不是简单的概念游戏。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管理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有必要对这些名词进行学术上的辨析。名词使用上的混乱,既是学科发展生机的表现,也是学科水平低下的表现(较之其他高度成熟的学科而言)。类似的现象,在美国的管理学界也出现过,以196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管理学讨论会最有代表性。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孔茨和西蒙发生了关于“管理理论丛林”的辩论,戴尔对管理的普适性提出质疑,而坦南鲍姆则指出了名词术语的语义学问题,布朗甚至宣称,讨论中的多数内容他都无法理解,而孔茨则明言,整个讨论构成中语义学上的混乱是显而易见的[vi]。这次讨论,构成了美国的管理学走向新阶段的发展标志。没有这种争论,也就没有管理学的发展。所以,以《管理学报》为平台,适当进行这一方面的讨论,对于中国的管理学建设善莫大焉。



 

[i] [美] 德鲁克 P. F.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孙耀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ii] [美]泰罗 F. W.科学管理原理.胡隆昶,冼子恩,曹丽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iii] [法]法约尔 H.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周安华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iv] [美]西蒙 H.A.管理行为.詹正茂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v]分别见:[英]波珀 K.R.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美]库恩 T.S.必要的张力.纪树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英]拉卡托斯 I.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英]拉卡托斯 I.,马斯格雷夫 A.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vi] Koontz H.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Manage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1964.

  

(发表于《管理学报》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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